政權性質的研究|謝覺哉

政權性質的研究

　　——在延安第一次政權問題研究會上的報告（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日）

　　一、政權性質，決定政權的政策。不明白性質，必影響到政策把握不定。

　　二、政權在未完成其歷史階段的任務時，其性質不會變，明白其性質時，就不會因某種事變而對政策發生動搖。

　　問題一：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的政權，其政權性質是不是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性質？

　　答：政權的性質，不決定于領導的階級，而決定於任務。中國革命現階段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勢力的專橫，障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反帝反封建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這個任務，自清末到現在還沒有完成。

　　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那時沒有無產階級參加。

　　五四運動到大革命有無產階級參加。

　　十年內戰時期，資產階級反革命，無產階級（共產黨）單獨撐持革命局面。

　　抗日戰爭開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國共合作）共同革命。

　　歷史雖有這些變遷，但革命性質沒有變，因而政權性質也不能變。

　　六次大會(1)決議說：「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如認為中國革命目前已轉變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是錯誤的。……因為一，國家真正的統一並未完成，中國並沒有從帝國主義之下解放出來。二，地主階級的私有土地制並沒有推翻，一切封建餘孽並沒有崩潰。……」

　　毛澤東同志在蘇區党大會上說：「我們過去蘇維埃口號是否錯了呢？沒有錯的。資產階級既退出革命，而且投靠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變為人民的敵人，革命任務沒有完成而遭受了失敗。則革命的成份，便只剩下了無產階級、農民與小資產階級，革命黨派便只剩下了共產黨；革命的責任，便不得不落在共產黨單獨一個黨派的肩上。僅僅共產黨高舉起革命的旗幟，保持了革命的傳統，提出蘇維埃工農民主共和國口號，且為此口號而艱苦奮鬥了許多年。蘇維埃工農共和國口號，不是違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而是堅決執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我們在實際鬥爭中沒有一項政策不適合這個任務。我們的政策，包括沒收地主土地與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在內，並沒有超出資本主義範疇內私有財產制的界限以外，並沒有實行社會主義」。

　　「既然中國社會還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既然中國革命的敵人主要的還是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既然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在推翻這兩個主要敵人，而推翻這兩個敵人的革命動力，有時還有資產階級的參加，即使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敵人。革命的鋒芒也不是向著一切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而是向著帝國主義與封建獨佔，既然如此，所以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共產黨人》第五期）

　　如上述幾個文獻，說明不管參加與領導革命的階級及其政黨有何變動，而在這革命的歷史任務未完成時，革命的政權性質，沒有改更。因而知道今後不論有何突然事變，我們的政權，仍然是資產階級性的，是統一戰線的，也仍是國共合作為基礎的。不要因某種事變而發生政策上的動搖。

　　問題二：馬克思說過：政權是一個階級壓迫其他階級的工具，我們既是資產階級性的政權為什麼不是資產階級民主專政，而應該是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

　　答：這也是由歷史的革命任務來決定的。反帝反封建，不是那一階級單獨要求，而是各個階級的共同要求，雖然各階級的革命徹底性和革命力量不能一致。

　　拿中國社會各階級來分析罷：

　　地主階級是革命的對象不是革命動力。

　　買辦階級決不是中國革命的動力而是中國革命的對象。但當革命主要是反對某一帝國主義的時候，屬別的帝國主義系統下的買辦階級有可能在極小程度上與極短時間內參加當前的反帝國主義陣線。

　　民族資產階級是兩重性的階級，有時是革命動力之一，有時又叛變革命成為革命的敵人。民族資產階級中又有大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區別。

　　小資產階級是革命動力之一。

　　農民階級——富農一般不能把它當作革命的動力，但也不能把它看成與地主無分別的階層；中農是很好的革命動力之一；貧農是中國革命最廣大的動力，是無產階級天然的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

　　無產階級是中國革命最基本的動力。

　　因為中國階級有這樣複雜，參加革命的階級，因時局變動而有廣狹的不同。因此說到各個階級，必須冠以「革命」二字。毛澤東同志說：

　　「在政權問題上，我們主張統一戰線政權，既不贊成別的黨派一黨專政，也不主張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而主張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聯合專政，這即是統一戰線政權。共產黨員在敵人後方消滅敵偽政權建立抗日政權之時，應該採取我黨中央曾經決定的三三制，不論政府人員中或民意機關中共產黨員只占1／3，而使其他黨派人士占2／3。無論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參加政府工作，任何黨派只要不投降不反共的，應使其在抗日政權下面有存在與活動之權」（《解放》一一一期《團結到底》）。

　　從消極方面規定革命，不投降不反共即能參加政權。這和孫中山先生在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宣言上說的是一樣：「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詳言之，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于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

　　賣國罔民的人即是現在投降反共的人，這些人應該除外，但並不妨礙各個革命階級的聯合。1928年的六次大會決議說：「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階段之中的動力，現在只是中國的無產階級和農民。……反對帝國主義的徹底變更土地制度的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只有反對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方能進行徹底，因為民族資產階級是阻礙革命勝利的最危險的敵人之一。」這不是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而是因為資產階級在那時已經反革命。

　　毛澤東同志在蘇區党大會上說：「在新的民主共和國口號下，他所包括的成份是什麼呢？他是包括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及一切國內同意民族與民主革命的份子，他是這些階級的民族與民主革命的聯盟。這裡的特點，就因為資產階級在今天的國際國內環境下，又有重新參加革命的可能，所以無產階級政黨應該不拒絕他們，而應該極力招致他們與之恢復鬥爭的聯盟，利於中國革命轉向前進……。

　　反革命的滾開；不反革命、革命的攏來，這是今日中國政權的特點。

　　因為反帝反封建是各個階級的共同要求，所以反革命即叛逆，總不會是大多數。革命政權總是統一戰線的政權。我們過去是如此主張，現在和今後也是如此主張。

　　因為有共同敵人——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所以不同利益的階級——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能夠聯合專政。

　　因為中國各階級有了10多年革命與反革命的痛苦經驗，絕不會再有「革命的成份只剩了無產階級，農民與小資產階級……革命的責任不得不落在共產黨單獨一個黨的肩上」重複十年內戰時的情況的事，無論如何必然仍是較廣泛的統一戰線直到這個革命階段任務的完成。

　　問題三：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那末到底那個階級那個党是領導的，據說領導權不可有二，如果一個階級及其黨要站上風，那豈不又要分裂嗎？

　　答：「領導就是帶路的意思」（毛澤東）。如走一個方向路，一個人帶路固然好，兩個以上的人帶路更有商量，這是一。共走在一條路上，兩個帶路等於一個帶路的，只有在發生分歧時才有爭執，解決分歧靠真理，毛澤東同志：「在國共兩黨關係上共產黨獨立性與批評自由的保持，這就是讓步的限度」。獨立性與批評自由，對於朋友並沒有什麼壞處，這是二。領導還決定于力量，力量不是為著對付朋友，而是開路。現在要走的是抗日勝利，建立共和民主國。這條路要有極大的力量來開，帶路的國共兩黨應該相互幫助擴大力量，而不應彼此嫉忌。

　　聯合政府，即是共同領導。共同領導的辦法：六中全會毛澤東同志曾提出三種組織形式，其第二種為各黨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組織中央以至地方的各級共同委員會，為著執行共同綱領處理共同事務而努力，這是一種很好的形式。這是說共同領導的總的形式。又如我黨不在各友党中、各友軍中建立黨的組織，發展黨員，我黨軍隊只在敵戰區、戰區活動，打擊敵偽，這又是共同領導下避免磨擦的辦法。

　　以上是說明「共同領導」是可能的應該的。雖然現在這工作並沒有做好。

　　附筆說到三三制問題。如上所述，第一，是由革命的任務決定的，現階段的革命任務，是各個階級求解放，所以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第二，是由各階級參加革命來決定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出力，其他階級黨派也在出力，儘管出力有多少不同。第三，党的領導在於政策正確與黨員的工作模範，如只靠人多，那是「押送」，不是「帶路」。由政府下令「非黨員不得公務員」的，並不見得領導加強，只能引起廣大群眾的反感。至於如何能實現三三制：我以為第一，真正實行民主，各個革命階級民眾，自然能選出他所要選的人，而不會只屬某一黨派。其次，在於有實力的黨，眼光遠，氣度大，不去包辦，不去保證，相反，誘導與幫助無黨派及他黨派的人士充分發展其參政權利。這裡要不得明的或暗的一黨專政。也不要是拉些人來配像。「奉行故事」。

　　「共同領導」，能否長久？這要看環境變化而定。甲，帶路發生錯誤；乙，帶路的給予糾正，這是乙的領導幫助了甲，這是獨立性與批評自由的好處，如果甲定要走錯路，不回頭，那乙帶路的只好單獨領導向前走去。

　　問題四：由蘇維埃改為邊區政府，是不是政權性質改變，是策略改變？還是戰略改變？

　　答：蘇維埃改邊區政府，不只是形式的變，而且是實質的變，但並沒有改變其政權階級的性質，因為都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階段。我們的蘇維埃和十月革命的蘇維埃不同，那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我們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那是無產階級民主專政，我們是工農民主專政。也不同於二月革命的蘇維埃，那是兩個政權並存，我們不是。至於和現在各個革命階級聯合政權不同，那不是我們不同他們聯合，而是他們要離開革命。

　　至於說，是否戰略或策略的改變，黨中央已有了定義：

　　「……在這個階段上放棄中國蘇維埃化的口號，願意為建立統一的中華民主共和國而奮鬥，在我們同志中間曾引起一種理論的爭論，有的說這是一種策略的改變，有的說這是一種戰略的改變。到底我們應當怎樣瞭解這個問題呢？……什麼是革命的戰略呢？

　　「戰略就是根據當時的革命階段來決定無產階級的主要打擊方向，規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及次要的後備軍）底相當怖置計劃，在這個階段的整個過程中為實現這個計劃而鬥爭。」

　　什麼是革命的策略呢？「策略就是無產階級在比較短促的時期內，在運動的來潮或退潮時期，在革命高漲或低落時期內，行動路線的決定，就是以新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來代替舊的鬥爭和組織形式等等方法，來為實現這條路線而鬥爭」。

　　戰略與策略的相互關係怎樣呢？「策略是戰略一部份，是服從於戰略和服務於戰略的。」（均見《列寧主義問題》）在中國革命的前一個時期為蘇維埃中國而奮鬥的階段上，革命要推翻的目標是一切帝國主義的在華統治和本國地主資產階級政權。革命的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最親近的後備軍是農民和城市貧民。革命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在現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為民主共和國而鬥爭的階段上，革命要推翻的目標是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傀儡政權。參加這個民族革命的動力，是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一切抗日力量。革命的直接目標，是要建立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切階層和黨派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在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共產黨，在現在革命階段上實行一個戰略的改變，即是大的革命力量佈置計劃的基本改變，而不只是個別的部分的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的改變。當然既戰略有了改變，策略更應隨著戰略改變而為戰略服務了」。（《抗日民族統一戰指南》第四冊）。

　　必須明瞭這不只是策略改變而是戰略改變，然後對於目前政策能有明確的把握。

　　問題五：統一戰線的政權即新民主主義的政權和資產階級專政的舊民主主義政權有何分別？

　　答：第一，舊民主主義政權是一黨專政，新民主主義政權是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因而他的民主內容更豐富更徹底。第二，舊民主主義認為他那個政治是很好的，不須要進步。新民主主義政治，則認為「中國現時的革命階段，是為了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與建立社會主義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但同時又是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中國必須經過這個革命，才能進一步發展到社會主義革命」。「是歷史的必由之路」。

　　問題六：那麼對於這個政權的前途將怎樣？是否有由現政權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可能？

　　答：「中國革命的全部結果，一方面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又一方面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這種社會主義因素是什麼呢？就是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在全國政治勢力中比重的增長，農民、知識份子與小資產階級或者已經或者可能承認無產階級與共產黨的領導權」。這一切都是這個政權避免資本主義前途，實現社會主義前途的保證，也即是將來和平轉變的保證。當然，還須要我們全部政策的正確。

　　至於何時轉變，那要看轉變的全部條件的具備與否而定。冒失是失敗的，時期沒有成熟，性急是不可以的。

　　（載《延安第一次政權問題研究會的報告》署名：謝覺哉）

　　(1)指中共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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