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教育的商榷|謝覺哉

甘肅教育的商榷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

　　戰爭是無情的，也是進化的。幾個月的抗戰，它暴露了中國政治上經濟上許多弱點，尤其是教育，以前不管深識之士怎樣指斥現代教育制度和社會隔離，不管千百萬青年在現代教育制度下怎樣反抗，而教育的最高當局是不為所動的。現在呢，而炮聲一響，把這些「教育官僚」的頑固幌子，打個粉碎。

　　西北是落後的地方，不久以前的學校，還保持著不許教員說教本以外的話，教本是白話，教員用文言在黑板上解釋。抗戰開始，教育當局說西北不是戰地，只是戰時，教育應「維持常態」；說教育改革，即是需要，也「等戰爭過去再說吧」！炮火真無情，這些囈語，很快成為過去。軍委第六部12月12日電布的二十綱領的第十九條「徹底改善教育制度以應國防之需要」。朱一民主席也說：「二十七年的教育，決不能再是二十六年的教育。」

　　然而春節已過，快開學了。教育的新方案，還沒人提出。學生在寒假中自動做了些救亡工作，他們在實際經驗中感到技能和知識的不夠，更感到過去學校教育的無用，學校將給他一些甚麼，難道過去的那一套還行麼？

　　幾個先決問題

　　第一，學校與社會合一。目前即與抗戰合一。本來教育是要人們怎樣適應和改進現在的社會。我們的教育制度，一是抄襲東西各國的，食而不化，不管是否合乎中國社會的需要。二是讀書人超越社會的階級的傳統習氣，沒有破除。今之學校和昔之書院，課程變動了，性質還差不多；校門外與校門內的天地不同；教本、筆記本一出校門即為無用。這毛病，在抗戰時表現最厲害。在平津某些教育家到西北找尋「教育的堪察加」的時候，有人提議把蘭州學校移到隴南去，某些青年向陝北角落而來逃亡，曾引起教育當局的驚駭。青年是熱烈地、毅然地把救亡責任放在肩上，他要前進，學校卻叫他逃避；他要知道怎樣抗敵，學校卻教他「抗敵不忘讀書」，把讀書和抗戰打成兩橛，他們沒法子，只好反抗、出走。這是學校與社會隔離的教育制度的最後破產。我們必須根本剷除這個觀念，即：一、不可把抗戰與讀書對立，而要是「抗戰即是讀書」，「讀書是為著抗戰」。二、把部章和法令暫且擱下，中央提出「徹善教育制度」，即是說現存教育制度有「徹底的不善」的地方，如仍藉口部章，掩蓋其不肯改進，那即是對中央不忠實。三、不得只表面改革或枝節改革，暗中仍保持其社會「脫節」的作用。

　　第二，理論與實踐的合一。學的就是做的，做的是抗戰，學的也應是抗戰。從前有個墨翟老夫子，聽說楚國大師魯般要來攻宋。墨夫子跑去問魯般：「我在宋，你敢來攻嗎？你有本事攻，我有本事守。」魯般知道勝不過他，想殺了他。墨夫子說：「要殺就殺，我已有300個弟子，學會了我的本事，在宋境上等著你。」我們教師要像墨夫子一樣，把抗戰本事傳授把青年，一切與抗戰無關或暫時不急要的課目姑且擱下。這是一。其次，一面學一面做。書本上抗戰的理論與知識，是由經驗積蓄而來的。但是，不去實驗，不會深刻認識；又別處的經驗，不一定到處都實用。要認定抗戰運動的本身，即是最好的學校，學生的成績應校內學習與校外活動並重。比如農民運動，校內討論過了，就分配學生去做，做一個時期又回來研究。又如兵役人員訓練班，要從現在的不良現象中研究出辦法，同時拿這些辦法去實施，看效果如何。現為青年歸往的某一角落的教育，沒什麼訣，就是即學即做，從做中去學。有時不需要學校形式，時刻在做時刻在學，因此其教育能發生無限的力量。

　　第三，教師質的改進。社會急劇的變，教師也應急劇的進步。目下的教師，大都是舊教育制度下養成的，把過去教師傳授給他的筆記，再傳給第二代，現在已用不著。那些筆記裡，沒有抗戰一項，所以教師同學生一樣，要向現在去學，要從實際工作中去學。教師具備較高的根底，一曉百曉，也可說是在同一學的過程中，高級學生領導低級學生。這不是我看不起現在的教師。「學不厭，教不倦」的老先生尚在邊教邊學，何況我們。不前進的教師，必然受到淘汰，同時應吸收社會上有聲望的前進的人士擔任講課或指導，一切派系主義、地方主義等落後觀念要徹底掃除。

　　學校教育的內容

　　第一、編制不要呆板。入校不是為取得資格，按資升級，而是為求得實用。應該不限年齡資格，招收有志青年開辦政治訓練班、民運訓練班、救護訓練班……等，授以必要知識，隨學隨做。大家該未忘記北伐成功，得力于民運，民運之所以成功，由於廣東辦了政治講習所、農民運動講習所等特殊學校所致。這樣的學校，省城及縣城都應該辦。這裡應注意的：1.要真正訓練出救亡知識與能力，不要像以前訓練班一樣，大家來一套「精神講話」就完事。2.入這些訓練班的學生，應按他的工作成績，給以與原校同樣的學分。

　　又，甘肅當局人士常說，「文化落後，沒有人用，救亡工作抓不開」。但去年秋季始業，有800多要升學的高小畢業生，因額滿見遺。這些人都應該吸收到訓練班來，造成為救亡幹部。

　　第二、教材應適合於實際的抗戰。無疑的今春各校開學，課目必然有些變更，甚麼政治常識、抗戰講話、遊擊戰術等都會開上，但我們不要外表而要內容。比如學工程的，應知道怎樣掘戰壕、做工事、挖飛機洞，且親身去做。學醫的應注重傷科、救護、率領學生到火線上去救護傷兵。講政治，要對於國際形勢、國內形勢、社會上各種生活和組織情形，徹底瞭解，給以正確的分析和估計。講戰術，應合於各種戰鬥勝負的具體材料做研究的對象，平型關戰鬥、晉豫邊區遊擊是怎樣勝利的，上海各次戰鬥的優點缺點在那裡。講兵役，要研究廣西何以能動員三四百萬兵不要強迫，甘肅何以賣兵賣到四五百元一名，原因在那裡？講民運，要知道民眾的困苦及其意識，知道妨礙民運的政治機構的毛病在那裡，應該用甚麼方法去救濟？……這類教材，有的現在已有，有的還待我們搜集，在工作過程中去發見。可是沒有這些，抗戰的教育，仍是空的，不能滿足時代的要求。

　　第三、學生參加救亡活動。「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學生，我們不要，進內地找「教育堪察加」的教授也沒多大用。我們要實際去做。學生參加救亡活動，教員做他們指導。去年寒假學生有下鄉宣傳的組織，可惜學校沒有具體教示他們及下鄉後的聯繫。有人說，不是要他們宣傳，而是要他們早些離開蘭州，免得多事。假如是這樣，那是絕大錯誤。要知道發動全甘肅民眾起來抗敵，保衛西北，學生是個關鍵。怎樣把握這關鍵，教室講演是不夠的，需要親身去實驗，教員與學生同樣去實驗。實際工作，比什麼「上課」、「會考」重要得多。現在快開學了，不是把已在做救亡工作的學生，重行關到教室裡，而是要各中小學生因集合的機會，更有組織、有計劃去開展一切救亡運動。

　　一般的社會教育

　　似乎西北教育界對教育的對象，尚限在學校裡的學生，但這只是質上好的部分。若在量上說，今天抗戰教育的對象，應是間接或直接應該參加救亡戰鬥的前方與後方的廣大民眾。蔣委員長說，「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都應負守土抗戰之責。」那末，教員要適應戰時，受教育的就應是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而不應只在狹小的範圍裡走圈子。

　　第一，廣泛的組織民眾——組織本身即是一種教育。人們從組織裡知道合群的力量與紀律。要把一盤散沙變成石頭，只有拿洋灰去把它粘起來。農民散漫觀念極重，但大革命時的湘粵農民可以集合數十萬來幫助北伐。什麼原因呢？有了農民協會。他們認定農民協會是有益的。另一方面，加入了組織，落後分子與進步分子接近，容易受到感化。集會結社自由，是黨的抗戰重要條件，而教育者透過這些組織去進行教育，更為事半功倍。

　　比如青年抗戰團，應經常訓練他的團員，選定教材，分組討論，同時這些討論，必然的與抗戰團的救國結集會相結合，不是說空話，使團員感不到興趣。團員的能力知識逐漸提高，非團員的青年就會加入或者跟著走。目前，很多群眾沒有加入任何組織，有些組織僅有招牌，僅會員名冊都找不到，這當然是不對的。這裡應特別聲明一句：戰時教育與民眾運動，是分不開的。講戰時教育而不贊成開放或不參加民運的教育家都不知戰時教育是什麼。

　　第二，言論出版的自由。全國省城不易買到新書報的，怕以蘭州為最。僅有的兩大報，因受種種限制，不能暢所欲言，不易反映社會的實況。其他很小的出版物，尚未脫離統制現象。甘肅所以沒有戰時氣象，這不為無因罷。今後應根本改正，除漢奸外，一切抗日的言論，都應保障其自由。

　　第三，戲劇與歌詠。誰都知道戲劇與歌詠的感人深，特別是不識字的民眾，他們不能接受書本上的教育，但耳目是聰明的，情感是熱烈的，一句戲，一曲歌，能使他永世不忘，可以把他的人生觀改變。蘭州最近才有話劇，王家兄妹的《放下你的鞭子》，大大刺動了觀眾的情緒，當然不夠得很。今後應多組劇團、歌詠隊，發揮青年天才，聘請名人指導。做救亡宣傳的同志，在農村中，在軍隊裡，在廟會中，講演之後能夠教群眾唱幾句歌，或者來一話劇，那豈不好嗎？

　　第四，小先生制。——到農村裡、工廠裡、軍隊裡、街道上去教人認字、講道理，大先生不肯去，且不能普遍去。於是，小先生制發明了。平、津、滬、漢均有小先生，尤其是廣西有全省小先生聯合會。10多歲的男女學生都在各種臨時學校、夜校、露天校裡當老師，他們有有系統的教材，能相互研究教法，同時他們都能教救亡歌曲與遊戲，他們的熱心，很得到群眾愛護。

　　以上略舉幾種對大眾戰時（教育）的方法，看當地的具體條件，還可研究出很多方法來。

　　（1938年2月12日）

　　（根據謝覺哉手稿原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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