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覺哉日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2)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2)

　　十一月十日

　　昨夜致電林、伍報毛、洛。

　　民眾運動與漢奸活動（登《大眾論壇》）

　　這個問題，我想不多說，只抄錄一些事實就可以「觸目驚心」，也就懂得要怎樣辦才對。

　　某報南昌通信：

　　「南昌雖有幾個官辦的抗敵救亡團體，但除做了一點募捐（實際只能說是派捐）和傷兵慰勞工作（由婦女生活改進會主持）之外，其他還在『計劃』、『審核』之中。」

　　「南昌的大人先生，一部分人對於抗戰前途非常悲觀。他們說打敗了固然完全送給日本，打勝了也會是某某黨天下。所以他們對戰爭勝敗不復關心。因為他們自己承認對於民眾運動已經沒有領導力量，民眾運動的發展，會使他們失去領導地位，所以他們對於民眾救亡運動就不得不消極怠工。」

　　「這裡很難看到上海出的任何救亡刊物，也看不到一份比較好的報，本地報紙沒有副刊，沒有社論，連中央社發表的消息，都有一部分被隱蔽起來。」

　　「相反方面，漢奸的活躍，卻在一般人意料之外。在敵機初次來襲時候，據說在四鄉放信號的漢奸，在一千以上，甚至成群結隊攔劫被捕漢奸，雖然殺了幾十個，但還沒停止活動。」

　　英國工党機關報駐華記者說：

　　「中國抗戰已經一百餘日，全國軍隊已經全部動員參加戰爭，為甚麼前方將領與士兵這樣不滿意後方群眾動員的不夠？難道後方群眾沒有前線將士的勇敢嗎？」

　　美國某名記者說：

　　「我很詫異，號稱民族解放的偉大戰爭，只有軍隊活動，看不見民眾和軍隊打成一片共同興奮的現象。我從華北到上海，只在陝北地方看到過軍民合作的熱烈狀況，軍隊出發時男女老幼熱烈歡送。軍隊駐的地方，人民熱烈予以各種幫助、各種鼓勵與合作。這類現象，其他地方完全沒有。反而日軍所到之處，利用欺騙宣傳，在組織他們所謂『民眾』，即漢奸活動與所謂『維持會』之類。」

　　夠了。從這些事實上面，可以發見極淺近又極實際的真理，即：

　　（一）沒有民眾運動，不能爭取民族解放戰爭的完全勝利。

　　（二）不是民眾落後，不肯起來參加戰爭，而是大人先生駭怕民眾，對民眾運動怠工甚至加以阻礙。

　　（三）民眾運動與漢奸活動為反比例的消長，民眾運動的消沉，漢奸活動擴大，一部分落後群眾反被敵人利用起來。

　　這是歷史的關頭，這樣做必勝，那樣做必敗；這樣做是功臣，那樣做是賊子。警惕起來吧！拋棄以前所為，大膽地走上勝利的大道。

　　接西安匯來五百元。

　　十一月十一日

　　昨夜風頗厲害，晨起見微雪。

　　昨日接情報雲，上海華軍退，系接英美調停，上海市為中立區也，傳日提條件為承認滿洲國、蒙古國、華北自治、上海設立日租界、擴大自治區。上海工部局已開始對救亡運動取壓迫。

　　嚴防「不良分子」（寄《大眾論壇》十七日登出有修改）

　　九日，田廳長召見甘肅青年抗戰隊負責人羅偉、魏晉賢等，指示說：「自家要認識目前的一切，嚴防不良分子加入破壞。」這是非常必要的。

　　「不良分子」與「漢奸」有程度上的差別，但客觀上常常是「漢奸」的幫手，所以要嚴防；因為他與「漢奸」有差別，所以非有「認識」不易「嚴防」。

　　茲推廣田廳長之意如左：

　　（一）要「認識」目前是全民戰，要廣泛的組織與訓練人民，充分發展人民的抗戰力量。如有企圖縮小並限制民運的，即是「不良分子」；

　　（二）要「認識」民族利益高於一切，凡過去有何嫌怨，甚至現在也有何利害不同，都應拋棄而服從於抗戰的總利益。如有不明白此點，企圖以私害公的，即是「不良分子」；

　　（三）要「認識」總理遺教：「保障各地方之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只要他不是反革命，在今天只要他是抗日的。如果企圖限制抗日的言論自由，即是「不良分子」；

　　（四）對於國際的國內的政治軍事經濟，都應有深刻的認識，而後能判斷那持似是而非的漢奸理論與准漢奸理論的，都是「不良分子」。

　　（五）總括一句，要嚴防「不良分子」，只有一件法寶，即總理在第一次代表大會提出的宣言和政策，臨終的遺囑，蔣委員長在廬山的談話，凡企圖抹殺或曲解總理與蔣委員長主張的，都可以不良分子看待，要嚴防他。

　　往會田炯錦談，一、急須訓練做民運及組織與運用遊擊戰之人才；二、青年要往外的多，宜有以滿足其要求，使不發生離心傾向。田炯錦說：「整個辦法沒有，只訓練一部分學生有啥用。」

　　夜，伊斯蘭學會安文蔚（清華小學教員）、馬明德二君來談頗洽，安、馬均青年，可造之姿也。

　　聞蘇聯汽車來四十輛內外，系載軍火，蘇聯同志自己站崗，據說將有千輛來此。

　　素蘭送來義務戲券二張，並說韓立民被人誣控事。

　　十一月十二日晴

　　抄魯迅的一段（寄《西北公園》十八日發表）

　　讀魯迅文集，有這麼幾句話：

　　「……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欺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懦、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在事實上，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復舊物，而只去讚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凶、自衛，卻只顧歌詠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國遭劫的事，反而給中國人發揮『兩間正氣』的機會，增高價值，即在此一舉，應該一任其至，不足憂悲似的。自然，此上也無可為，因為我們已經借死人獲得最上的光榮了……」

　　魯迅所痛恨的現象，在這抗戰中，不僅報紙上充滿著，許多大人先生的嘴裡也充滿著，可惜魯迅死了，不能再用他那槍樣的筆鋒，一一來剖視他們骨子裡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

　　介紹鄉師學生何明淵、周新民，蘭師學生周世俊往陝北公學，又介紹夏桪往陝北公學。

　　接西安電稱，迪化皮衣首批三千六百套，汽車十輛已起運。

　　夜同定國往新舞臺觀劇，所謂募款慰勞前方將士義務戲，戲券系素蘭贈者。

　　十一月十三日晴

　　接西安轉來博(29)電，朱紹良不日來蘭。

　　祝婦女旬刊的誕生（覺齋）

　　日寇大舉進攻中國，甘肅已經站在火線上了。甘肅人民要不做亡國奴，就得自己起來拚命。甘肅六百多萬人民中的三百多萬女同胞，同樣要參加抗戰。《婦女旬刊》的任務就是為此。

　　旬刊編者問我要稿，我對婦女運動，瞭解太少。但是，我覺得：

　　號稱全民戰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假如沒有二萬二千五百萬的女同胞參加，不僅是個損失，而且戰爭的徹底勝利將不可能。這是一。

　　第二，女同胞的革命堅決性，不比男子弱，有時且賽過男子，因為女子受的壓迫比男子更深一重。雖說沉淪太久太深，不容易振作起來，但一起來，其勇氣其決心，常常出人意料之外。事實告訴我們，党國先進最堅守總理遺教，「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不是宋慶齡、何香凝兩女同志嗎？在革命鬥爭過程中，有許多事實，證明女同胞的勇敢與能力，即據我個人所見到、聽到的，也可寫上一大本。華北問題發生後，平津女學生的努力，比男學生還來得純潔。一些文弱女生，居然草鞋包袱、偷關冒險到陝北抗日大學來求學，這不能不使人感動。

　　一些人把女子抗戰力量估量得小，這是不對的。這些人根本不瞭解婦女的境遇與心性，甚至他自己即是對抗戰沒決心的。

　　不過女子運動和男子一樣，須要有政治上的保障，即一切民主自由與夫生活改善，沒有這，三百多萬的甘肅女同胞，就不易把她興奮起來、組織起來，一同走上抗戰大道。

　　我對甘肅婦運領導者和旬刊主編人斐君女士表示敬意，因為斐君女士不畏難，不避謗，使得無婦運的甘肅，而婦女的組織與宣傳並不後於男子，相信在她的努力之下，婦運幹部必然層出不窮，婦女組織必然深入普遍，甘肅三百多萬婦女貢獻其力量於抗戰，同時也會解放自己。祝《婦女旬刊》在三百多萬女同胞中起領導的作用，勝利的成功。如果不棄葑菲，我將次第貢獻其一隅之見。

　　有姬少峰者來談，姬長安人，為貢華朋友，人尚開明。

　　晨，包道平來談甚久。

　　夜，楊某來談，楊過去是在浙江工作的。

　　十一月十四日晴

　　得捷電，我軍克復滿城、贊皇兩縣。

　　賀其燊來談，見解尚對，賀住昆侖飯店。

　　重來一次認識（忠理）（批斥《西北日報》十四日署名「嬰」的論文）（登《西北日報》）

　　《四書》上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聰自我民聰」；又說：「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書經》上說：「應顧畏於民岩。」封建時代，雖沒有民權規定，但人主決不敢忽視民意，民意對政府實際操監督與督促之權。

　　由封建社會進到民主國家，民意乃成為國家主體，政府人員是為民服務，所以叫公務員，又叫公僕。總理是現代民權主義之最進步者，他說：

　　「民權國者為人民共治之國家，故亦曰眾民政治。試以經營商業為例，有東家生意與公司生意兩種。東家生意者由東家一人主持之，公司生意者由股東多數人主持之。君權國即如東家生意，權在君主一人，民權國即如公司生意，權在股東多數人。今日之中華民國，故一民權也，既曰民權國，則宜為四萬萬共治之國家。治之方法，即在予人民以完全之政治上權力，可分為四：一曰選舉權，凡為中華民國人民，皆有此權，由人民選舉官吏，擔任國家或地方之立法行政機關各事務，此官吏即為公僕。二、罷官權，人民對官吏有選舉之權，亦須有罷免之權，如公司中之董事，由股東選任，也可由股東廢除也。三、創制權，由人民以公意創制一種法律，此則異於專制時代，非天子不議禮不制樂也。四、複決權，即廢法權。法律有不便者，人民以公意廢止或修正之。……」

　　有人說這些辦法是好，但須是憲法公佈了以後的事，現在還談不到。不過，憲法是確定行使民權，不是說民權須待憲法公佈才有。總理十三年在上海發起的國民會議，曾說：

　　「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是人民為主，要人民能夠講話。……現在是人民講話之好機會，我們人民應該不錯過這機會。……我發起這個會議，一定要人民能夠講話，……如果用軍人資格，在會議上專橫，不讓大家公平討論，我便馬上出京。」

　　翻開《中山全集》一看，這類遺訓，烔烔照人。人民是股東，政府是經理，不待說股東對經理有監督與督促的權利，經理對股東會議有服從的義務。當然，經理可以而且應該提出意見，取得股東的贊許，但絕不能說股東不應該出來監督與督促。

　　另一方面，人民對政府有所督促，是不是和政府對立呢？這完全是兩件事。正如股東督促經理不是對立的一樣。相反的，歷史上只有不顧民意、不願接受廣大民眾好意的建議的政府，才常常釀成政府與人民事實上的隔絕，弄到後來不可收拾。

　　抗戰時期的政府，誰都是總理忠實信徒，絕不會有對民權主義認識不夠的發生。但為要達到真正的「全民抗戰」，卻不妨把總理的話，再來溫習一遍。

　　嘉倫昨日回，雲蔣表示很好。

　　盛因皮衣不易運，電賀借五萬套給八路軍。賀稱軍政部要蘭州辦三十萬套，只能辦到三萬套，還須十二月才能齊全，就是要借三、五千，也需有軍政部命令，蘭州不能多買，因為青馬怠工。

　　十一月十五日

　　致賀信（未發）

　　貴嚴(30)主席勳右

　　臺端稱，看我的一次信，受一次刺激，然止於刺激而已，徒麻煩。達者臺端之神經，無補國事於實際，是以不欲多所刺之。然而仍有不能已於言者。

　　危險一天天緊迫到來，無論怎樣鈍拙的人，總不能不有所感覺，首先自然還是稍有知識的青年。側聞一部分黨政中年以上的人，不能啟導青年而待其自發，應該慚愧。然而頗聞有人見青年之不可遏抑而企圖有以分化之、限制之，鑿穿說，即是不欲其發生革命作用。此不獨違反總理主張，充其極必然給抗日工作以損失。

　　青年欲往延安求學，弟早已告知臺端，建議在此設立能滿足青年要求的訓練所，理由是：一、西北需要培養大批救亡人員；二、到延安需往返旅費百元，那裡仍要膳費、書籍費，非富家子弟莫辦。（以下缺——編者注）

　　草《從開城門想到做工事》（十六日登出）《所謂危險思想》兩短文（寄《西北公園》）

　　晨往會賀其燊於昆侖飯店，談頗久，賀對合作雖清楚，但書生氣尚多，恐不能有大幫助。據賀談此間當局說，紅軍拒絕派副師長及參謀等，又行軍不全服上級指揮，疑合作非誠意。

　　西安來二做回民工作的同志。

　　今天有學生示威，聞系學校當局所領導。

　　接賀信稱，原紅軍人員不能補充給第八路軍。

　　夜同嘉倫往會馬志超，馬意氣尚好，同往看戲，至十一時始歸。

　　十一月十六日陰

　　晨，董季舒來談，持有必武(31)介紹信。董系必武學生，其妻孔祥璠在瑞金工作過，現寓李少陵處。

　　同嘉倫往省黨部，會了楊集瀛、馬煥文兩特派員，談外間對共黨誤會事，馬言共黨作群眾活動，國黨不加阻礙，大概已得到國黨中央命令，可以組織各種抗戰團了。

　　夜往省府晤周介陶，周言進行工作，滯礙甚多，當勸其只做就是，不要提及延安如何、謝覺哉怎樣說，就不會有反感。談次，李少陵來，約後日到他寓談話。

　　擬寫一篇關於徵兵的文字，因精神不快，只寫了一個起頭。

　　夜寫《獵手宜於遊擊戰》短文，投《西北公園》。十七日刊出。

　　李長卿來談，伊已就省府法制室職，並對賀談應獨立幹，不要只照令辦事，賀頗有轉機。李雲汽車現到有一百四十多輛，明日可到百多輛，聞系分八批來，賀尚未與阿克母夫詳談，因中央沒有叫他接洽，他就不敢。

　　十一月十七日陰

　　草《徵兵問題的研究》（投《政治與社會》）

　　《冷！趕辦皮衣！》（投《西北公園》十八日發表）

　　王德明來談過去言論受壓迫之苦。報署「嬰」的《民眾與政府》文，系省府較負責的人寫的。登八路軍勝利消息，也有人來質問消息從何而來。王說「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的思想，現尚存在於若干人的腦中。

　　賀迫劍華辭職，說他在省府議席上唐突了蘭州紳士張維，這話也苦他能說。我意此是托詞，大概是劍華太接近八路軍人員之故，而又不能說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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