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覺哉傳編輯記者的良師益友

編輯記者的良師益友

　　謝老對青年新聞工作者滿懷熱情，寄予很大的希望。他說過：「當新聞記者，就要打算在新聞事業上有所成就，要深刻瞭解和研究社會備方面的情況，使你們的工作真正起到推動社會前進。」他認為新聞工作者就是党的宣傳者，黨性原則要強，又要具備較好的業務能力，才能擔負起黨和人民交給的任務。

　　他說過，當一個新聞戰士是很光榮的。

　　一九六一、六二年間，新聞界討論記者基本功很熱烈，對這個問題看法不一致。一位記者為此專門請教謝老，問謝老：記者的基本功就是能寫出一手漂亮的文章，這對不對？謝老說，記者是要能夠寫出一手好文章的。但是，要寫出好文章，第一必須要有一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水平，第二是要善於作調查研究，再就是文字的表達能力。這些可以算作記者的基本修養。

　　謝老說，文章的好壞，首先決定於內容。好的內容必定是有思想有見解的，至少在某一方面或者某一點上能給人以啟發，所謂有獨到的見解，就是你寫出來的東西是別人沒有看到，或看到了但沒有著重分析而你卻看到了、分析了的。一篇文章人云亦云，沒有獨到的見解，沒有比較深刻的思想，不能叫作好文章。這也就是為什麼要把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學會調查研究，作為記者的基本修養的理由。有好幾次談起修養問題時，謝老都強調要努力學習政治理論，特別是要學習毛主席的著作，提高自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他常說，要熟讀毛主席的著作，要選若干篇精讀，作出筆記，反復鑽研，體會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謝老自己就是一個很好的榜樣。每次去常看見他在學習《毛澤東選集》，毛主席的許多文章、許多段落、句子在談話中謝老都很熟悉。還見到謝老讀過的毛主席的著作，上面寫有小注，在那種早期草紙土印的版本上，用不同顏色的筆劃滿了一層又一層的圓圈，新的筆劃過的圓圈，又壓上了已經褪了色的鋼筆的圓圈。可見，他已經讀過不知多少遍了。每看到這些書，心裡就受到一次鞭策。謝老說：三十到四十是一個人的成熱時期，成熟時期要打下一個好基礎。這基礎中最重要的—塊基石就是思想修養。要好好學習政治，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毛澤東思想。我們這個時代，形勢變化得很快，青年人要以跑步的姿態趕上去。毛主席說，未來是你們的，不趕快提高自己的思想修養，怎麼去但負這個重大的責任呢！

　　談到調查研究，謝老講了一件自己的事情。他說：一九三三年，我到中央蘇區工作。有一次擬了一個開會的通知，送給毛主席看，毛主席全改了，一字未留。那是召開「查田」會議的通知。我初到蘇區，情況瞭解不多，對這次會議要解決什麼問題，沒有仔細研究，不加調查，就動起筆來，可謂冒失。這是一。再者，來開會的都是農民，寫一份通知不僅要他們看得懂，還要他們能聽得懂；而我從前寫的文章卻多是給知識分子看的。第三，這裡是正在被「圍剿」的蘇區，物資困難，來開會的人要自帶碗筷、被單。這也是我沒有想到的。這樣，寫成的通知自然是「言之無物，文不對題」的。「物」是什麼，就是一篇文章中所要講的事實、道理、辦法；「對題」就是要使看的人能夠解決他們的問題。

　　謝老談這件事，可以說明就是寫個簡單的通知也不能沒有調查研究，寫文章就更不用說了。

　　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理論修養的問題；調查研究，解決聯繫實際的問題。有了這兩條，才能說具有了基本的思想修養。

　　因此，謝老常常囑咐編輯記者，要學習理論，也要學習實際。他說，你們當文教記者的，搞副刊編輯的，不要只在文化圈子裡跑，有機會也要去農村、工廠跑跑，到基層去看看，增加些生產鬥爭、階級鬥爭的實際知識。他認為，辦副刊的人如果缺乏這兩種實際知識，辦出來的副刊，不僅會脫離群眾，也會犯錯誤。

　　什麼是記者工作作風中最主要的呢？謝老說：謙虛和認真這兩點最為重要。他自己就是這樣做的。文章發表後，他常問該報的記者：「讀者有什麼反應嗎？」有時約他寫詩或文章，寫成以後，他叫記者讀一遍，然後說：「你看得要不得？」臨走時還一再囑咐：「你先拿回編輯部去看看，看能不能用。」有時候在詩稿或文稿的後面，或在附文中，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話：「送你看看，不算投稿。」「寫了幾句不大像樣的詩，如不適用，就扔掉。」等等。一九六二年六月，謝老從內蒙古回來，《北京晚報》記者知道他寫了不少詩，想抄幾首來發表，謝老說：「要登就登一首吧，不要一下子登那麼多。你們報紙小，少占篇幅，多騰點版面，登別的文章。方面多，看的人就多了。」

　　謝老認為，光抱著謙虛的態度還是不夠的。他說，真正謙虛和好學是分不開的。記者不能有單純任務觀點，拿到稿子就走，以為完成任務了。記者請人寫稿子，對自己也是個學習。有人把作者的詩拿到編輯部去就交卷了，其實這首詩他還沒懂，有時候連字也不認識。結果發表出來常常出錯誤。應該自己先看懂，如有不懂之處，應馬上向作者請教，然後再發表。記者是使人進步最快的職業之一，而謙虛則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

　　謙虛和認真是分不開的。謙虛的人，在大事小事上都是非常認真的。謝老說，人最怕認真，做到認真是很難的。能認真地對待每一件事，工作就不容易出錯。報紙工作特別需要認真，一張報紙一印出來千百萬人看，錯了就會使許多人跟著錯。雖一字之差，不可輕視。有一次，一家報紙的記者抄了謝老一首詩；其中兩個字抄錯了。見報以後，謝老的秘書打電話來指出了這個錯誤。過兩天，謝老親自抄了一份原詩寄來，並請秘書轉告編輯：錯了兩個字，再抄一份原詩給你們，對照看看，看錯在哪裡。也不要更正了。謝老沒有責備，也不要求更正，但是親自又抄了一份讓編輯知道錯在哪裡，這種一字不苟的態度，很使人感動。它使人自然會想到今後工作一定要仔細，不能粗疏。

　　謝老對於一字一句都是嚴肅的。一篇文章，他總要改了又改才拿來發表。他寫的詩，凡是用了典故，都在信中指明出處，要編輯去查，有時候，謝老也喜歡指出一些不常見的字來考考來約稿的同志，或者給他們講一些有關的故事，以求把某一字某一詞徹底搞懂。他說，碰到不懂或一時查不到的字、詞，不要放過了事，要決心搞通。你們記者常看戲，字幕上的字有不認識或不懂的，就要記下來回去翻字典，直到弄懂為止，工作、寫文章也是這樣，遇見攔路虎就要消滅它，不要繞過去。

　　謝老很喜歡用下面兩句話問來訪的記者：「你最近讀了哪些書，自學的時間多不多？」「你寫了文章沒有？」在日常的接觸中，謝老是很關心記者的學習和練筆的。

　　謝老認為，記者一定要能寫文章，不然為什麼叫記者呢？寫文章也無非是把見到的、聽到的、想到的用文字記下來。他說：「記者不會寫文章，就象戰士不會放槍，不是個好戰士。」謝老說，有一次他問一位記者為什麼不寫文章。記者解釋說：有時候想寫，但是寫不好或寫不出來，有時則因為組織來的文章很多，自己不寫也過得去。謝老覺得這個理由不充分。他說，寫不好可以「學」，組織別人寫文章，也不能放鬆自己的「練」。不「學」不「練」，就永遠也寫不出來。

　　關於「學」，他又講起一九三三年毛主席改通知的事情。當時謝老問毛主席：「為什麼我這樣不會寫了呢？」毛主席停了一會意味深長地說：「你學！」謝老說：「『你學』這兩個字給我的啟發很大。想寫文章而又寫不好，寫不出就應該學。學正面的經驗，也學反面的經驗。學正面的經驗，使自己有信心，敢於寫；學反面的經驗，使自己不驕傲，勤於寫。能這樣學，就會有把文章寫好的一天。」

　　關於「練」，謝老說，文章不一定專是為發表才寫的。寫文章主要是因為有意見要發表，為稿費而寫文章是寫不好的；古代的封建社會，文人寫文章寫詩是沒有稿費的，但他們卻寫了很多很多文章，因為他們有感慨、有意見要抒發，不寫不行。我們今天寫文章是為了有益於革命事業的發展，要通過文章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因此，想寫而又寫不出就應該練，應該自己逼自己。常寫多寫，筆桿子就能練出來。過去的拳師是很能下功夫的，據說能練到這種地步：一拳將你打死，一拳又將你打活。寫文章也一樣，關鍵在一個「練」字。

　　下面是謝老日常談到寫文章的一些見解：

　　寫文章第一要事實清楚，第二要觀點清楚，第三要文字清楚。

　　寫文章要語必驚人。驚人也就是語言犀利。一句話說出來要使人記住，印象深刻，不要一溜就過。

　　文章不一定寫得很多，主要在於寫得好，有用。文章不一定要長，能幾句話把自己的意思說清楚，就不要貪多。

　　要鍛煉到這種地步：想得到就說得出，說得出就寫得出。

　　寫出來的文章，首先要自己認為好，過一個時期自己又認為不好，那是你已有了進步。

　　用語言要嚴謹，因此必須反復修改。每句話都應該經過推敲。這是對讀者負責，也是對自己負責。

　　文章要多寫，熟能生巧。最初你用了很多時間，寫出來的是這些東西；寫久了，用很少的時間，寫出來的也是這些東西。

　　文章沒有文章的架子，就是最好。

　　除此之外，謝老還談到要學習群眾語言、學習古人的語言，提高文字水平和寫作能力。學習群眾語言，能使文章寫得有文采；學一點古文，有助於文章寫得簡練。他認為，群眾的語言，新鮮活潑，能給文章帶來生氣。至於讀古文，主要在於玩味，不要死背。

　　當然，寫好文章還需要有豐富的知識，因此謝老勸編輯記者每天都要抽一點子時間讀書，抽半個小時也好。書不妨讀得雜一些，古今中外都要讀，要象古人說的那樣「涉獵」。許多人文章寫得很從容，很豐富，就因為他們書看的多，知識豐富。知識多了，寫起來就不費力。讀書還要有重點，要弄懂，用腦子想。讀書主要是為了獲得基本知識，不是為了你寫文章的時候好去抄。

　　有人說，記者太忙，學習時間都給擠掉了。謝老不這樣看。他以為時間總是有的，主要在於學習的態度。他提出兩點：第一，要善於向自己提問題；第二，對於學習上的「難關」要有進攻的精神。

　　謝老認為，善於學習的人，會給自己提問題。有些東西往往是過去學得很馬虎，似懂未懂，或者不懂裝懂。這就需要自己「盤」一下，自己考自己。他說，編輯記者請人寫詩詞，就要先問自己，新詩和舊詩有什麼區別，什麼是詩的基本格律，詞牌子是怎麼一回事？請人寫雜文，也要問問自己：什麼是雜文，為什麼叫雜文？多向自己提這樣的問題，想方設法去找答案，就能提高自己。

　　學習要有進攻的精神，非常重要。謝老說：一九三六年的時候，有一次聽毛主席說，學習要「攻書」，把書本上最艱難的東西當作是敵人的堡壘，堅決攻下來。謝老認為，所謂「攻書」，就是讀書要用心，把不懂的弄懂，不清楚的搞清楚，而且要把書中不對的地方，識別出來，明白它為什麼不對。不要走馬觀花，走馬觀花，書中的好東西是學不到的。有了這種精神，每天哪怕認真讀半小時，有個把月時間，詞牌子也好，詩詞格律也好，其他別的什麼問題也好，都能攻下來。

　　《北京晚報》的一位記者，把謝老這些論述，記錄整理成文章，題為《謝老談記者的思想作風和學習》，於一九六三年在《新聞業務》刊物發表後，許多報社相繼把它翻印，供編輯記者以及廣大通訊員作為學習材料。

　　謝老常常通過採訪交談、稿件書信的來往，啟發青年新聞工作者要認識自己光榮的職責，具備無產階級新聞記者應有的品德和作風。他講得最多的是要走出社會，深入到群眾中間做調查研究，刻苦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能憑道聽途說就寫文章，報道一定要講真話，不要弄虛作假；平時要勤奮地積累知識，不斷地提高對事物的觀察分析能力，這樣，寫出的文章才會有獨到的見解，至少內容會深刻一些；記者容易出名，但他希望要真正做到名副其實，不是虛有其名；編輯工作要細緻，留心易被忽略的問題，虛心熱情對待來稿、處理來信，並善於從中發現人才；在同行中要以誠相見、以禮待人、切忌文人相輕等等。

　　謝老每天看報，發現有什麼問題，常利用記者採訪的機會提出來，以便引起注意。有一陣，報上有的文章有些字句說得太滿、太絕對，不符合實際，便對來訪的記者說：「這個問題不可小看，報紙是黨的喉舌，是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的，黨的某個時期的某一項方針政策能否被廣大人民群眾準確地領會，報紙的作用很重要。報紙宣傳得好，人民群眾就領會得好。宣傳得好的標準一個是準確，一個是生動。兩者比較，第一是要準確，首先要在準確二字下功夫。怎樣才能做到準確，很重要一條又在於新聞工作者頭腦裡要有辯證法。」

　　他談到，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要善於看到事物的這一面，也要善於看到事物的那一面，生活本身充滿著辯證法，要有意識地鍛煉自己，學會按生活的客觀規律去認識問題、發現問題。報紙的批評、表揚稿子一定要慎重，要防止片面。怎樣防止片面呢，最好一條就是說話要留有餘地，不要把話說得太滿，把事情看得太死，好就一好百好，似乎沒有比這更好的；壞就是自來壞，看不出發展過程，記者采寫表揚稿，不能光聽擁護這個人的話，還要想辦法知道反對這個人或是曾經反對過這個人的看法，表揚文章要給反對者看看，批評文章要給本人看看，不能光聽一面之詞，免得話說過頭。

　　有時，謝老也把視察時看到的一些情況，同編輯記者談，幫助他們瞭解民情。一次，他收到一位農村基層幹部的信，信中真實地反映了農村在三年暫時困難時期受浮誇風、共產風影響，深切感到實事求是之重要。謝老把信給一位年輕的編輯看，問她每年有多少時間下去做社會調查？那位編輯回答，報社工作忙，一般都是通過採訪約稿順便做調查，很難有機會專門去做社會調查的。謝老覺得這個問題要解決，他叫編輯把信帶回報社給同志們看看，說明如不下去調查研究，光浮在上面編稿，容易上當。並叫她向領導反映一下他的建議：一是編輯記者爭取每年作一次社會調查，不帶組稿任務，就是專門做社會調查的；二是編輯記者最好輪流做信訪工作，通過接待群眾來訪，處理群眾來信瞭解社會情況。謝老認為這兩項措施可以培養編輯、記者的觀察能力，是提高新聞工作幹部水平的好辦法。他希望新聞界不要染上官氣，要大力發揚我們黨新聞工作密切聯繫群眾的好傳統。

　　身教重於言教，同謝老接觸過的編輯記者，都幾乎有個共同的感覺：就是他嚴肅的寫作態度和謙虛的品德。謝老一生幾乎都是搞文字工作，寫了許多堪傳後世的詩文，但他在《六十自訟》中卻是這樣地估價自己的：「我具有中等資質，但學到的能耐，非常有限。學問呢，不僅沒有實際知識，就是舊學問也是東塗西抹，沒有系統；事業呢，沒有可言，有也是因人成事；文字呢，筆桿子拿了幾十年，只能說有很小的成就。」他一生寫了一千多首詩詞，但報刊來索取，他經常卻是這句話：「詩不好，登了沒人看，要來幹什麼？」「文化大革命」之前，人民文學出版社準備出一本《十老詩選》，請他選些詩詞，他總是說：「別的老的多選，我的詩不好，不要選那麼多。」人家選了他又給勾掉。一九六〇年他曾應約給《新觀察》幾首詩，並附去一信，從這封信裡很能說明謝老發表作品是非常嚴肅的。信上說：

　　暑期中不能寫文，寫幾首詩，抄送你處。編者同志如認為那一首有點詩意，讀來順口，可以發表，那就發表罷，因為至少已得到一個讀者即編者同志自己。

　　如認為雖有點意思，但意思不多，可發表可不發，那就不要發表，因為只得了半個讀者即編者同志本人的一半。

　　至於編者同志認為不好的不感到興趣的，那絕不要發表，不要夾有別的意思如作者的面子等，那是不嚴肅的。

　　他對待寫作也是非常嚴肅的。一九六一年春天，《中國青年》編輯訪問了謝老，寫了篇訪問記，他不大滿意，擬改為詩。當時，他正在湖南視察，又累又忙，還是重寫了一首長詩代替。那年，他已是七十七歲高齡的老人了。白天視察、參觀、調查研究，只有夜裡才能抽點時間來寫。這首寫延安作風的一百二十多行的長詩用了三天才寫完，這已經夠不容易的了，但他並不為此就滿意。他在給《中國青年》雜誌的信上說：

　　記者來，要我談延安作風。延安作風即黨的作風，毛主席的作風，包括很廣，不好從那裡談起，又這個作風，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仍是，延安只是其中一段或者較為集中的一段。

　　我榮幸地在延安住了十多年，只是做的工作少，只是看的也少或者不全面。還有很多好事情，我的詩裡都沒提及，這篇詩只能給青年一點啟發。

　　說延安作風，免不了提到「艱苦奮鬥」字樣，我和一些延安工作過的同志談，都回憶到那時的生活是甜滋滋的，當時不感到苦，現在更憶不起苦來，這不是說當時的條件不艱苦，而是說樂的到來，並不要等到艱苦已經克服，而在克服的過程中已經都是欣欣歌唱了。

　　這首詩內容與字句都不大好，你社如要用，請編輯部好好審查，並加以修改。

　　如聽到讀者對他的詩、文提出意見，他卻是由衷的高興，有一件事情非常感人。一九五二年他寫了一篇小品文《明知山有虎》，在《新觀察》第三期發表後，有三個讀者提出文中有個比喻不恰當，編輯將信轉給謝老，謝老親筆覆信，對他們表示感謝，信是這樣寫的：

　　感謝你們指出我在《新觀察》上寫的《明知山有虎》小品上「狐鼠還可恕，老虎必不能讓它倖存」的意義不當，很對。寫的時候，三反運動還沒把重點轉到大貪污分子上去，「成億元、幾十億元……的大貪污……老虎捕獲尚少」，重狐鼠而輕老虎，是不好的，但不料因此鬧出語病。照來信改為「狐鼠尚不可輕易放過，而老虎尤更不能讓它倖存」，是好一些，但不如索性塗去此二句為好。

　　在這裡，我感到：

　　一、讀文章的人比寫文章的人仔細，因而也就引起寫的人不能容許其不仔細。

　　二、小品的好處在「短」、「開門見山」，能給人以一定的印象；但也正因為「短」，常不免說明了一面，同時又模糊了另一面，寫得短，比寫得長常要難一些。

　　三、叫貪污分子為虎，反貪污分子叫打虎，是個比喻。這比喻切實而又通俗，馬上通行全國。但比喻還是比喻——正式文件上不這樣寫，就比喻寫文章的好處，是生動、易感人，但老就比喻寫文章，也就易出毛病，《明知山有虎》上語句用得不當，就出在這裡。

　　你們如此用心，並寫信來，可佩之至。

　　過了若干年後，謝老還對別的報刊記者談起此事，稱讚《新觀察》的做法。他認為報刊編輯能夠打破情面，不為私人關係左右，按原則辦事，對作者一視同仁，報刊就一定辦得有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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