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覺哉傳共產黨的摯友

共產黨的摯友

　　在國難當頭，民族矛盾高於階級矛盾的全民抗戰中，湧現出許多共產黨的忠實朋友。他們真誠地幫助共產黨的革命事業取得成功。高金城大夫就是一位這樣的朋友。高大夫是河南襄城人，他性情耿直，正義愛國。在幫助辦事處營救流散於河西各地的紅軍人員的工作中，高大夫做了重大的貢獻。

　　一九二八年，高金城曾在馮玉祥部隊醫院當過院長，是一個基督教徒。他因不滿國民黨投降媚外、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而被警察局多次搜捕。抗戰一開始，他來到蘭州，以傳教士身份在齊魯會館開了一所私立「福隴醫院」。一九三六年冬，高大夫在老相識——地下党吳波的啟發引導下，為共產黨做一些秘密工作。他既是傳教士，又是醫院院長，在蘭州及河西各縣有一定的社會影響賀群眾基礎。他思想比較進步，願意接近下層群眾，為窮人看病不要錢，因而受到人們的愛戴和信任。謝老來到蘭州辦事處後，認為高大夫為人正直，政治上比較進步，很快就與他取得了聯繫。當高大夫看到辦事處工作條件簡陋，缺少用具時，馬上就把自己家的桌、椅、床等送到辦事處，幫助同志們解決困難，謝老和辦事處同志非常感激。

　　營救西路軍失散人員的任務重大，謝老和朱良才在五泉山，與高金城詳細研究了去河西營救之事。高大夫當即表示願意幫助共產黨做好掩護工作。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高金城「奉命」離開蘭州，去張掖縣開設「福音醫院」。幾天之後，高大夫即與在張掖的被俘紅軍人員臨時黨支部的劉德勝、王定國等人取得聯繫，並將醫院作為秘密聯絡點，高大夫以看病為名，不顧個人安危經常給我黨傳遞消息、探聽情況。

　　王定國在高大夫的福音醫院裡，以護士身份為掩護，設法把從張掖收集到的情報帶到蘭州辦事處，向謝老彙報，並且轉達辦事處及黨中央對「醫院」工作的指示。張掖縣縣長馬鶴年，較為開明，過去謝老在尋找西路軍政委陳昌浩的問題上，曾請賀耀祖幫忙，賀親筆給馬鶴年寫了一封信，請他協助尋找。此時高大夫又和馬鶴年聯合起來，把找回來的失散紅軍人員組織起來，由馬鶴年出錢、出槍，為紅軍人員開路條，為失散人員的返回提供了許多方便。

　　「福音醫院」在高金城大夫直接帶領下做了不少有利於我黨的秘密工作，成績顯著。他們先後從河西各縣找回二百多名流散紅軍，通過蘭州八路辦事處的轉送，順利地到達延安。

　　由於高大夫活動頻繁，引起了敵人的注意，常來醫院「看病」的紅軍戰士，也很快被國民黨特務發現，一九三八年舊曆正月初四淩晨，國民黨特務機關指示當地駐軍司令韓起功藉口請高大夫到司令部去看病，將高金城逮捕。當天深夜，就在張掖大衙門的後院，敵人秘密殺害了高金城大夫，使我黨失去了一位真摯的朋友。

　　謝老得知高大夫失蹤的消息後，馬上到省政府找朱紹良（這時賀耀祖已調離蘭州，由朱紹良繼任省政府主席）談及此事，請他幫助查找高金城的下落。其實謀害高金城就是朱紹良的陰謀，這時他假裝推諉不知道有此事發生，然後又說是恐怕高大夫平日積怨甚多，得罪人所致。朱假詞推託，隱瞞真情。謝老一面調查情況，積極組織人援救，一面給黨中央發電報彙報情況。

　　全國解放後，謝老沒有忘記高金城的事蹟，他向黨和政府建議，追認高金城為革命烈士。一九五二年三月二日，中共甘肅省委在張掖主持召開了追悼大會。以後，國務院內務部又向高金城的親屬頒發了烈士光榮紀念證書。

　　高金城大夫的夫人牟玉光，抗戰期間曾在蘭州開設家庭產院，謝老經常讓王定國帶著特殊任務，到高太太的產院進行啟發宣傳，請她協助辦事處的工作。高太太同丈夫一樣，為營救失散紅軍而盡心竭力。有一次她對定國講，國民黨省政府的監獄裡關著一個女的，因為要生孩子，請她去接生，她才知道這個女的是個共產黨。後來謝老根據牟玉光反映的情況，馬上去找賀耀祖請他設法幫助釋放，賀耀祖瞭解到真實情況後，來到辦事處找謝老，告訴他監獄裡關押的那個女犯人是從蘇聯方面騎駱駝過來的。賀又向謝老說明，他同意放，只是怕蔣介石追究起來負不起責。他向謝老建議，請以周恩來名義直接給重慶蔣介石的軍政部發個電報，請放出這個女人。謝老向黨中央發了電報，通過中央營救，過些時這個女人被釋放了。她叫林堅，是我方特工人員。釋放後，在辦事處住了半個多月，就去延安了。

　　在高金城大夫失蹤的日子裡，謝老和辦事處的同志十分著急，他們一面設法打探消息，一面關照高太太的生活。謝老曾兩次送給牟玉光二百塊銀洋，讓她請人幫助尋找高大夫。

　　牟玉光的女婿劉亞哲，抗戰時期在蘭州國民黨空軍工作，謝老讓王定國通過牟玉光的關係向他做爭取教育工作，提高了抗日的覺悟。劉亞哲讀了辦事處送給他的毛主席著作單行本和《十大綱領》等書刊文件，眼界頓覺開闊。劉亞哲到辦事處找到謝老和伍修權（彭加倫處長離任後，由他繼任辦事處處長），要求去延安。謝老開導他說，幹抗日救國工作，不一定都去延安，哪裡都是一樣。若去不了延安，就要堅守本職崗位。在謝老的啟發教育下，劉亞哲逐漸認清了國民黨反動的本質，擁護共產黨的主張，願意同共產黨合作抗日。一九四六年，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囑託張治中將軍釋放並護送在新疆被盛世才關押的一批共產黨人回延安，劉亞哲等人奉張治中的命令，護送楊之華、張子意、馬明方、方志純，高登榜等一百多人安全回到延安。在護送途中，他協助共產黨人挫敗了胡宗南妄圖在咸陽扣留、殺害這些同志的陰謀，圓滿地完成了這項重要的護送任務，為人民立了功。每當回憶起這段歷史，劉亞哲總是感慨地說，是謝老指引我走上革命這條道路的。

　　由於緊張繁忙的工作，剛五十出頭的謝老，鬍子、頭髮都已花白。他幾乎每天晚上都要找人談話到深夜十一、二點。有時在昏暗的燈光下寫信、寫文章，一坐就是半夜，還有些社會團體經常請謝老去上課或講演，從無閒暇。彭加倫處長擔心這樣下去謝老的身體會垮的，身邊應該有一個照顧生活的人。於是，他便想到西路軍失散後，暫留在張掖縣福音醫院做地下工作的王定國。

　　王定國當時只有二十多歲，但她卻經受了長征的艱苦鍛煉，革命意志堅強，工作細心大膽，謝老覺得有這樣一個幫手，對開展蘭州工作是有益的。王定國聽了彭加倫向她說明留在辦事處的原因後，也覺得自己是革命隊伍中的人，一切應該服從革命的需要，能從生活上照顧好這位受人尊重的革命長者，也是對革命事業的貢獻。於是革命的情誼、階級的友愛，使他們為共同完成黨中央交給的特殊使命而結合在一起。在辦事處同志們的操辦下，簡單的婚禮就在南灘街五十四號舉行了。

　　定國在辦事處期間，在謝老的指導下，做了不少具體工作。為了配合謝老爭取賀耀祖，她曾多次到賀家，找賀的夫人倪斐君交朋友，啟發她的覺悟，要她幫助賀在甘肅的政治革新中做出貢獻。後來，倪斐君在謝老和辦事處同志的幫助下，提高了思想認識，她一面在家說服自己的丈夫要為抗戰做點實際貢獻，一面到辦事處找謝老和定國，要求做些對抗戰有利的具體工作。在謝老和辦事處協助她組織了「婦女後援會」，並擔任了負責人。她還成立了《婦女旬刊》出版社，親自任社長，為抗日救亡運動做了大量工作。在全國即將解放的時刻，賀耀祖由於形勢所迫要去臺灣，倪斐君堅決不同意賀去。當他們到了香港時，倪斐君堅持要賀給謝老和周恩來發電報聯繫。謝老於十九四九年七月七日收到賀耀祖由香港發來的電報，他請求謝老向黨中央解釋其身份，陳雲、周恩來便委託謝老電告賀耀祖，請他留下，不要去臺灣。賀耀祖夫婦接到謝老複電後便留在香港，不久返回國內。

　　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根據他倆在合作抗日中的貢獻，給予他們很高的榮譽，任命賀耀祖為中南行政委員會副主任，並選舉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任命倪斐君為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副秘書長，受到党的信任。在抗美援朝運動中，她積極熱情地參加了赴朝慰問活動，真誠地為黨工作，在黨組織和謝老的培養幫助下，終於實現了她在蘭州時期即向謝老表示過的崇高理想，成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從賀耀祖不信任共產黨，到夫妻同共產黨合作，以至倪斐君成為共產黨員，這一艱巨的轉變過程，正是我黨的統一戰線政策英明正確的有力見證。這裡滲透著謝老辛勤工作的心血。

　　在這期間，謝老還同國民黨駐甘肅外交特派員李鐵錚有過交往。李當時雖然年青，但有一定的政治見解。他認為國共雖已合作，但在政治上矛盾重重，軍事上仍嚴為防範。李鐵錚願意接近我黨人員，經常到辦事處聽謝老講些革命和抗日的道理。有一次甘肅省農民銀行舉行座談會，謝老應邀發表演說，奉勸那些消極抗戰的人，以民族利益為重，放棄山頭，共同行動。但有人當場表示反感，不能接受。而這位年輕的國民黨外交人員李鐵錚卻深為謝老那種高瞻遠矚的見解，平易近人的態度，謙遜和藹的學者之風所感動。他深信謝老的演說是真理所在，無可辯駁。於是他在會議總結時，承認謝老的發言「為本座談會的最後結論」。謝老本想以後請他在外交方面為抗戰多做些有益的工作，但不久李鐵錚調離蘭州，出任中國第一任泰國大使，並一直留居國外。新中國建立後，他嚮往祖國，毅然回國，被選為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並擔任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友好協會工作。

　　謝老在蘭州工作時，不僅重視對各界上層人士的爭取，也很重視對中、下層人們的爭取，誰反對內戰、贊成抗日就同誰交朋友，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蘭州廣泛地開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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