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覺哉自傳_學達書庫

謝覺哉自傳

　　【《我的自傳》，為謝覺哉1941年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所作。毛澤東在《自傳》上批示：「已看過。文如其人，信哉！」】

　　一八八三年清光緒十年，我出生在湖南寧鄉一個姓謝的家裡。累代為農，近兩三代，有了點地，可以不大勞作了，主要生活來源為剝奪佃農。有人讀書了，但都沒有讀好。父親讀書不多，能看《三國演義》、《今古奇觀》等。母親是個善良的婦人，很窮，窮到有時不能舉火。我有四個姐姐一個妹妹，三個弟弟，只有一個弟弟到四十多歲，是我亡命以後死的，其餘都是年幼或青年死的。我分得遺產水田約三十畝。

　　原妻何敦秀年六十二歲，來信說尚鍵。

　　子三：長蓮伯，務農；次子谷，過繼了，中學畢業，在鄉下教書；三放，初中畢業，一九三七年來延安，現做機要工作。

　　女三：群英、藹英、冰茹，都已出嫁。

　　現在妻王定國，黨員，三十歲，有小孩二人。

　　我生長的鄉村很偏僻，清末年，才有所謂「舉人」。我家對門姓岳的兄弟四人，二舉二秀才，顯赫一時。但我父親不肯送我去從他們讀書，理由是怕他們依仗師勢嚇唬人。因此我幼年從的私塾，不很高明。十一歲讀完五經，沒有東西給我讀了，不知從哪里弄來一冊《昭明文選》，上面的字，先生不認得也懶得去查考，更說不教其內容了。八股文章早完篇了，也除了《小題正鵠》、《八銘塾鈔》與集之類無他物。父親收藏的小說，僅有《三國演義》、《說唐》、《今古奇觀》、《粉妝樓》幾種，案上擺有經書，抽屜內放著小說，有些大體能背誦了。這樣就度過我的青春。

　　直到十七歲那年，三十裡外的一位秀才李藕蘇先生，在對門岳家設館。李先生看過《資治通鑒》、《四史》、《方輿紀要》、《海國圖志》、《日知錄》等書，而岳家也有些藏書，我和兄弟兩人在那裡讀了三年。同學有姜夢周同志（已犧牲）、王淩波同志。何叔衡同志雖不同塾，也常來玩。這在我是最寶貴的三年。

　　新的不知道，舊的也知道很少，因而不能有什麼特殊的志願。「宗族稱孝焉，鄉黨稱第焉」是必然應做的事。學學古文，也許可以成家，舉人秀才可以伸手拿到，但決不願做不好的官或紳。

　　十六歲母親病故，我依違床褥，為她許了還南嶽山的「餓香」。這是很古怪的迷信，甚麼不吃走四百多裡，燒了香才吃；母死後我還實行了若干次，直到我不信它了才罷休。後來我進學了，鄉下人說是我行孝的回報。

　　十五歲應過一回「小試」——半夜擠進場，竹片畢剝畢剝地在頭上飛舞，頸掛「卷袋」，書上自己名字；學台的樣子沒看清楚，接卷後被不知何人，後來知道叫「搜狗子」拖到黑角像搜小狗似的，然後一掌推入空蕩蕩的院子「考棚」。「榮」未得而先受辱，「不是父母在，決不再幹這事。」那時幼小的心是這樣想。

　　母死照例三年不能應試，二十歲那年又考了一回。二十一歲沒有從先生了，三月應「縣考」，五月應「府考」，七月應「道考」。縣考列了一次「前十名」；府考四場都取「第一」，叫「府案首」。案首照例要「進」，這就使我成了中國科舉最末一次的秀才。

　　人們的觀念裡：秀才舉人是和豪劣頑固分子聯繫著的，其實不是做秀才舉人的本人壞，而是秀才舉人使他壞。第一，做了秀才舉人似乎讀書已有了歸宿，不想再進；第二，社會上把他抬，他的地位高於一般人一等。我家祖上沒中過秀才，我那「團」（等於現在的鄉）從明到清沒出過秀才。因此秀才是高貴的，加上風氣不開，外面事不知道。這樣耽誤了我「鼎盛」的年華。充紳士帶徒弟，有事就約我去，沒甚味道。

　　大概到了二十七八吧，才進了一個從未討厭的洋學堂——湖南商業教員講習所。這也是很奇怪的學校，百多學生，秀才占了半數。商業呢？誰也不是生意中人，但思想卻起了大大變化。同時何叔衡同志也拋卻塾師生活來住簡易師範。我想我倆兩個秀才，不為革命者打倒的對象，而自己變為革命者，算是人生幸事。而墮落的原因在於有點正義感，不滿紳士們的形狀——專制君主的科舉，是有道理的，難怪現代統治者總想模擬他。

　　仗著一點子文字根底，當小學教員，當中等學校教員，教國文，歷史，地理，在寧鄉的雲山學校教得最久。雲山學校是前進的，一切新的思潮，雲山總首先接受，夢周、淩波同志都做過那裡的校長。官廳與紳士嫉視這個學校，稱為「學匪」，稱為「三無黨」。雲山學生參加革命的頗多，犧牲的也有好幾位，現在此的只有甘泗淇同志。不論在哪個學校，對於學生思想上的領導，我常是主要的，或者重要的。但是我的思想那時還沒有確定。辛亥革命一兩月後，我就直覺的感到不滿，認為沒有解決問題。五四運動除文字有點改革，對禮教敢於抨擊，也沒有解決問題。心裡總是惶惶然。在國共初次合作國民黨改組時，看到了幾件國民黨的宣傳品，眼前突然出現光明：這才是辦法。於是加入國民黨秘密組織負擔工作，直到北伐軍到湖南，國民黨公開，我做了湖南國民黨省黨部常委。

　　在當教員時，學生們出版地方刊物，我是秘密的寫稿者，且寫的很多。一九二零年主編《湖南通俗報》，出了一年，由幾有份銷到六七千份，成為中小學生最愛的讀物。一九二一年，館長何叔衡同志撤職，我又去教書。一九二五年由姜夢周、何叔衡同志介紹在長沙湘江學校加入黨，仍做國民黨宣傳工作，編國民黨秘密黨報。大革命時當國民黨機關報——《湖南民報》總編。那時很忙，事很多。每趁開會等人的時間寫社論，《湖南民報》銷到七八千份，為湖南自有報紙以來所未有。

　　「馬日事變」前一晚，黨通知我走，那時我一點情況不知道，而事變那日湖南黨校正式開學，請了很多客，我是秘書長實際代理校長，我不能不去。果然事變的當晚在街上碰到亂兵，在一家小攤子裡躲到天明混出城，在長沙東鄉藏了一時期，七月秘密返長沙，天天聽到殺人，十二月去漢口，翌年三月到上海，那時漢口機關破壞殆盡。

　　一九二八年冬到瀋陽，一九二九年春返上海，都是參加黨的宣傳工作。在上海參加編上海日報，紅旗報較久。一九三一年做宣傳工作。一九三一年秋，派赴湘鄂西蘇區。時大水，從上海坐船直到蘇區政府的門前，沒走一步旱路。蘇區百分之九十八的地區淹掉了，敵人也淹走了，沒有飯吃。初在省委當政治秘書長，後在省蘇區編工農日報，兼文化副部長，最後調當黨校教務長。時值肅反，人捕光了，校長、教員由我一人兼任。這時期的工作還是編《工農日報》，有石、油印兩板，油印的比石印一樣，一個人兼外勤、編輯、校隊，也不怎樣忙。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在湖裡被俘，幾十個外籍同志，分乘十多隻小船，躲在茭草裡，敵人每天清湖。那時我想，逃路是沒有的，不被俘，也要餓死，聽說以前也被清過湖，叫做「砍烏龜」。已經是烏龜了，「誰來聽之」。一天正在睡，忽四面草響，船上人一齊下水，說「清湖的人來了」。我也隨著下水，一轉念下水往哪走？於是把身上的水筆、表、字紙等丟光，等他來俘。原來那些兵是一字不識的，問我要槍，用槳板打了一頓，在袋裡搜出剩下的一紙，見不是鈔票，丟水了。被俘的頭幾天，腦子最清醒：第一，我看見了蘇維埃一定要成功的，路沒有走錯。第二，同伴的一青年同志（蕭志）自供是學生被綁，那位營長轉而問我，我證實了他，有放的希望，我托他到上海轉告組織。第三、計算他怎來提我去槍斃，準備還說幾句怎樣的話。後來知道這位營長是老好人，初以我頗重要，不肯早釋；後來找我談話，被我感動。由俘虜變成朋友。他說這次清湖，上面命令捉到人或殺或放或自由處理，他說不報告上面，上面不會知道的。這位營長（名字叫徐哲君，原系民團改編的，屬潘善齋部）捉的人都沒有殺（別營殺的頗多），同俘的人現存的有熊瑾汀同志夫婦，現為新華經理，前年曾志曾寫信把我，是在湖南。

　　在營裡住了二三個月，中央給我寄了路費來，我才走。那營裡的人對我還好，他們有許多被紅軍俘過的。「鬍子，你是紅軍來的，你們紅軍我到過，還好。」小兵們常這樣說。「你們紅軍高明的頂高明，不高明的也頂不高明。」一位被俘過的軍官很感慨的說。我呢，「儼如無罪囚，坐在無罪獄」，每天偷偷地作詩，吟成兩首詩，一天時光就過去。從九月二十一日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恰恰一百天，我又在黃埔碼頭上岸了。詩有一百多首，稿都失了。只記得最後一首如下，在上海上岸時寫的：

　　百日難已過，百日後如何？
　　黃埔翻寒浪，洪湖惜逝波。
　　熱血漫天灑，愁雲近地峨。（我在營裡知道賀龍同志部隊敗到山裡去了，鄂豫皖紅軍也敗退，同時聽到中蘇區有反水的師長。）
　　此心憂耿耿，未忍鬢毛噃。

　　到上海找到關係，分給到全總工作。不久羅敦賢、廖承志被捕，幸叛徒不知我住此。四月底派我往中央蘇區，五月達瑞京葉坪。初當中央政府秘書，後改秘書長，秘書也好，秘書長也好，反正從中央蘇區直到西北辦事處，總只有一個人。當秘書長沒有多成績，但在毛主席指導下，頗學到些東西，開始弄不好。毛主席說：「你要學！」怎樣學？不知道，然久而久之，懂得些了。當秘書長時曾兼任總書記。

　　一九三四年隨紅軍長征，二萬五千里，沒有東西吃，又患病，幾乎死了，然而終於達到了陝北。

　　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成立，在國民經濟部做合作指導委員會主任，後來做內務部長，做秘書長，做司法部長，代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審計委員會主席，事情不多，實際就是一個人。

　　一九三七年七月離開政府工作，派為駐蘭州代表。

　　一九三九年春回延，做中央黨校副校長。

　　一九四零年春，正校長鄧發同志來校，副校長事實也不需要，被派參加邊區工作。十月邊區黨中央局成立，我為副書記，同時來政府做秘書長並任黨團書記。

　　補說一點：大革命時，我雖然認識了黨，準備以身殉黨的事業，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一點不知道。失敗了，不知道怎樣失敗的。路沒有錯，要革命，革命定成功，是肯定的，怎麼革法，就很模糊。一九二八年冬，在瀋陽日本書店，見到一本列寧主義十二講，如獲至寶的買了，同時買一部日文字典來對著讀。原來有這麼一些道理，中國大革命失敗的經過，列寧同志似早已預見了的。為什麼這樣的書，中國不見到一本？我把他譯了上十萬字，托一位通日文的同志校正，在上海佐野學的寓所失掉了。在蘇維埃時我的理論水平沒有多進步，最近幾年才在党的領導下，懂得一些道理。因此我不能說我的參加革命是由於懂得革命理論或者階級仇恨來的，而只能說是固有的正義感與道德觀念支配我的人生。

　　我曾這樣想，經歷了許多患難而沒有死，死去了無數同志，而我沒有死。應該還做幾年工作——打算十年才對，才能對得住黨，對得住已死的同志。這計算是前十年的，只要身體能支持的話。

　　我沒有受過處分，不是說沒有犯過錯誤。

　　我的學名維鋆，字煥南，別號覺齋（現寫成哉），現年五十八歲。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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