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旁(3)_蕭乾_學達書庫

道旁(3)

　　回到局裡，我又後悔起還不曾報告上司礦山不穩的事。我的工作雖說是調查工人生活狀況，但工人生命所系的事我怎能漠視呢？唉，我這人真不中用！補報呢，又自露馬腳，找經理責備，記恨。我咬著下唇在房裡用紊亂的步子量著地板。我不曉得該怎麼辦！隆隆的鐵車又在我耳畔響起來了，那些黧黑的臉似乎齜了一排排白牙向我狠狠地咒駡：「你這人——你這該殺的人哪！」

　　——如果去呈報……

　　我這樣試著想，即刻上司一張難看的臉浮現在我的幻想中了。也許是撤職，也許——橫豎結果是不會好的。

　　——已經快一個星期了，你睡覺了嗎？——多難聽的話！

　　那天黃昏，倚著道旁的白楊，我看見淡綠的燈光下有女人在嚶嚶地哭著哪，她倚在男人的懷裡。

　　「你不能去說說嗎？剛到一個星期就下礦！而且是在蜜月裡。」女人緊緊地抓住丈夫的領帶，嗚咽著，絮絮地求著。她那副玲瓏的臉蛋，這時已沾滿了淚漬，渾身還不時在抽搐著。

　　「麗麗，這是沒辦法的事。」男人把手掌沿著那柔篷的頭髮滑著。他仰了頭，心裡像在打仗。他凝視著燈光，手卻仍在輕拍懷中顫慄著的肩膀，吃語似地自己囁嚅著：「世界是一整個，我們沒法脫離它去另蓋一座樂園。它嫉妒。它不准，它將動手拆毀——」

　　那一夕是淒涼到令人不忍卒睹的話別。我直守到兩人進房裡收拾什物去，才懷著一顆沉重的心，踱了回來。

　　走過那方方的建築時，我聽到一種節奏疾速的音樂，夾著窸窣的衣裙相觸和腳步雜遝的聲音。窗口露著許多隻胳膊，上面閃爍著許多亮光，如流星。幾個孩子堵在三樓的窗口，托著小腮幫數著來往的汽車。他們是被媽媽騙到臥房裡去的吧！和一切孩子一樣，跳舞會和我也是無緣的。我匆匆走開了。

　　自那天以後，我沒有勇氣把散步的路程延長到那平屋了，因為遙遙地，我已由樓下的漆黑，想像出樓上靠東南角那盞殘燈下是一張怎樣狼狽的淚面了。紅燈老人感到奇怪：我常常未等他把紅燈散盡就兀自折回。

　　「先生，你張望些什麼？你的路比我的應該還長呢！」他扶著車把關切地問我。半車紅光把他蒼老的臉照得不知年輕了多少。

　　「你去吧，我不能再走。」我倚著細長燈杆，無心地拈著松針。

　　「我不懂得你們這些年輕小夥！」紅燈老人似乎不願費力去猜測，就重新扶起車把，緩緩向前推去。一盞盞紅燈隨著他的足跡散在道旁。

　　誰也未料到，災難一直在不停息地醞釀著哪。星期五下午，局裡連連接到礦井管理處幾次緊急長途電話，報告井勢不穩的消息。啊，沒有人再比我那時更痛苦了！我深悔不曾報告上司。幾次我抓住頭髮想拿出兇犯自首的勇氣跑去報告一聲，但另一個狡黠的聲音總在我心裡問：

　　——那樣有什麼用呢？

　　星期六黑早，我還沒有起床，宿舍前道裡就嘈雜地議論開了。在我們這宿舍裡，這是不尋常的。平日，這時分茶役提著熱水壺由門口走過都躡著腳尖，今早，騷動替代了原有的謐靜。我側著身，聽到許多扇門開了，一定有許多隻腦袋由門縫裡伸了出來，因為隨即聽到許多人問：「喂，老馬，怎麼回事呀？」

　　聲音裡都帶著幾分恐怖。

　　我忍不住了，就踢開被窩，裸著腳奔了出來。

　　「什麼事情呀？」我一把扯著茶役的袖口，睜大了眼問。

　　「礦井出亂子了，活埋了三四十！」

　　啊，活埋了三四十，我頭昏了。這些人全是我埋的！

　　我草草穿上衣服，也顧不得洗臉就走出房門了。同事看我恁般慌張，以為有我什麼人死在裡面了。

　　「嘿，你幹麼著慌啊，死的都是工人，除了一個外國回來的工程師。」

　　外國回來的工程師？這是夢啊！一切我所擔慮的，就全為惡運證實了嗎？我直瞪著眼睛，闖進那個攔我去報告上司的同事房中。他正在安閒地刷牙，看到我，就由嘴裡拔出塗滿膏沫的牙刷。

　　「老常！」我嚷著，「糟了！全是我，全是我，這個兇犯！」

　　他愕然了。他仔細端詳一下我顫抖著的臉，就鬼鬼祟祟地趕忙關上房門。

　　「老常，都是你，攔我，攔我。瞧，這下我拿什麼險活下去，你說說——」我似乎在表白自己，又像推諉著殺人的罪名，向他抱怨著。

　　聽完我這一席悔恨的話之後，他一臉的緊張倒鬆開了。他漱著口，甚至微微有點笑了。他告訴我礦山不穩是人所共知的。這麼快會陷落雖然沒有料到，可是早晚也是得陷的。一年六回，誰去調查，那邊工頭也那麼囑咐。這回聘請新工程師為的就是勘察新井，好補償必然的損失。

　　這話能作為開脫的藉口嗎？不能。可是我也覺得肩膀輕鬆多了。我開始省悟到自己只不過是個小職員，把偌大慘劇的責任都拉到自己頭上有些可笑。但心上總還有點什麼在絞纏著。我什麼都不敢想，特別怕記起賴飛道上的一切景物。

　　上午，公事房裡的電話鈴不停地響著。工人家屬殷切的打聽，新聞記者好奇的探問……但經理有話：關於這事不准洩露，只准用「真相還不清楚」來搪塞。

　　但這事終於被證實了，因為三十七具屍體已經挖了出來。許多哭成淚人的家屬用笨重的車輛來領取一具裝殮了屍首的薄木棺材和一張五十塊錢的支票。

　　年輕工程師的黑漆棺材，用紮了白綢的汽車一直載到賴飛路道旁的萬壽公墓去了。

　　同事商量送花圈，我也茫然地隨了一份。但追悼會和葬禮我都不曾去。我不敢去。他們一回來便學說靈柩人土前，教堂牧師禱告聲多麼沉痛，並連聲誇說那女人多麼年輕，漂亮。他們又研究起一個美麗女人嗚咽時的妙態。他們每個人似乎都很關心這小姨婦，討論了許久。

　　我不曾說什麼。

　　過了好些日子，一個黃昏，我為試試自己的勇氣，才又登上那停在紅牌下面的公共汽車。賴飛路雖仍奔馳著載了爵士音樂的汽車，但細長電杆上的燈光可昏暗多了，象哭腫了的眼睛。沿著賴飛道，我拖著沉重的腳步，撩觸著松針，麻木的手指再也感不到那針尖的刺痛。煙囪那傻傢伙依然噴吐著無名的怨氣，濃黑，彌漫四周空際。學堂的圓形建築仍如一尊彌勒那麼仰天晾著肚皮。晚禱鐘聲響徹原野，水像叮囑著路人一件事。

　　平屋已不再有那柔和的燈光，連樓角的殘光也熄滅了。我好像聽到遠方有叮噹沉重的金屬聲穿過這黑色天空，即刻有無數火花在我眼前迸發。班誕的夜，現實的裝幀者，我再不敢向前邁一步了。

　　尖尖的漆皮高跟鞋又開始在搓揉起聽眾的神經了，許多隻手又響朗地嘩喇起骨牌來。我木然地呆立一下，就匆匆地逃了回來。

　　一九三五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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