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傑_聞一多_學達書庫

四傑

　　繼承北朝系統而立國的唐朝的最初五十年代，本是一個尚質的時期，王楊盧駱都是文章家，「四傑」這徽號，如果不是專為評文而設的，至少它的主要意義是指他們的賦和四六文。談詩而稱四傑，雖是很早的事，究竟只能算借用。是借用，就難免有「削足適履」和「挂一漏萬」的毛病了。

　　按通常的瞭解，詩中的四傑是唐詩開創期中負起了時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們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為都相當浪漫，遭遇尤其悲慘，（四人中三人死於非命）——因為行為浪漫，所以受盡了人間的唾駡，因為遭遇悲慘，所以也贏得了不少的同情。依這樣一個概括，簡明，也就是膚廓的瞭解，「四傑」這徽號是滿可以適用的，但這也就是它的適用性的最大限度。超過了這限度，假如我們還問到：這四人集團中每個單元的個別情形，和相互關係，尤其他們在唐詩發展的路線網裡，究竟代表著那一條，或數條線，和這線在網的整個體系中所擔負的任務——假如問到這些方面，「四傑」這徽號的功用與適合性，馬上就成問題了。因為詩中的四傑，並非一個單純的、統一的宗派，而是一個大宗中包孕著兩個小宗，而兩小宗之間，同點恐怕還不如異點多，因之，在討論問題時，「四傑」這名詞所能給我們的方便，恐怕也不如糾葛多。數字是個很方便的東西，也是個很麻煩的東西。既在某一觀點下湊成了一個數目，就不能由你在另一觀點下隨便拆開它。不能拆開，又不能廢棄它，所以就麻煩了。「四傑」這徽號，我們不能，也不想廢棄，可是我承認我是抱著「息事寧人」的苦衷來接受它的。

　　四傑無論在人的方面，或詩的方面，都天然形成兩組或兩派。先從人的方面講起。

　　將四人的姓氏排成「王楊盧駱」這特定的順序，據說寓有品第文章的意義，這是我們熟知的事實。但除這人為的順序外，好像還有一個自然的順序，也常被人採用——那便是序齒的順序。我們疑心張說《裴公神道碑》「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和郗雲卿《駱丞集序》「與盧照鄰、王勃、楊炯文詞齊名」，乃至杜詩「縱使盧王操翰墨」等語中的順序，都屬這一類。嚴格的序齒應該是盧駱王楊，其間盧駱一組，王楊一組，前者比後者平均大了十歲的光景。然則盧駱的順序，在上揭張郗二文裡為什麼都顛倒了呢？郗序是為了行文的方便，不用講。張碑，我想是為了心理的緣故，因為駱與裴（行儉）交情特別深，為裴作碑，自然首先想起駱來。也許駱赴選曹本在先，所以裴也先見到他。果然如此，則先駱後盧，是採用了另一事實作標準。但無論依哪個標準說，要緊的還是在張郗兩文裡，前二人（駱盧）與後二人（王楊）之間的一道鴻溝（即平均十歲左右的差別）依然存在。所以即使張碑完全用的另一事實——赴選的先後作為標準，我們依然可以說，王楊赴選在盧駱之後，也正說明了他們年齡小了許多。實在，盧駱與王楊簡直可算作兩輩子人。據《唐會要》卷八二，「顯慶二年，詔徵太白山人孫思邈入京，盧照鄰、宋令文、孟詵皆執師贄之禮。」令文是宋之問的父親，而之問是楊炯同寮的好友。盧與之問的父親同輩，而楊與之問本人同輩，那麼盧與楊豈不是不能同輩了嗎？明白了這一層，楊炯所謂「愧在盧前，恥居王后」，便有了確解。楊年紀比盧小得多，名字反在盧前，有愧不敢當之感，所以說「愧在盧前」，反之，他與王多分是同年，名字在王后，說「恥居王后」，正是不甘心的意思。

　　比年齡的距離更重要的一點，便是性格的差異。在性格上四傑也天然形成兩種類型，盧駱一類，王楊一類。誠然，四人都是歷史上著名的「浮躁淺露」不能「致遠」的殷鑒，每人「醜行」的事例，都被謹慎的保存在史乘裡了，這裡也毋庸贅述。但所謂「浮躁淺露」者，也有程度深淺的不同。楊炯，相傳據裴行儉說，比較「沉靜」。其實王勃，除擅殺官奴那不幸事件外（殺奴在當時社會上並非一件太不平常的事），也不能算過分的「浮躁」。一個人在短短二十八年的生命裡，已經完成了這樣多方面的一大堆著述：

　　《舟中纂序》五卷，《周易發揮》五卷，《次論語》十卷，《漢書指瑕》十卷，《大唐千歲曆》若干卷，《黃帝八十一難經注》若干卷，《合論》十卷，《續文中子書序詩序》若干篇，《玄經傳》若干卷，《文集》三十卷。

　　能夠浮躁到哪裡去呢？同王勃一樣，楊炯也是文人而兼有學者傾向的，這滿可以從他的《天文大象賦》和《駁孫茂道蘇知幾冕服議》中看出。由此看來，王楊的性格確乎相近。相應的，盧駱也同屬另一類型，一種在某項觀點下真可目為「浮躁」的類型。久曆邊塞而屢次下獄的博徒革命家駱賓王不用講了，看《窮魚賦》和《獄中學騷體》，盧照鄰也不像是一個安分的分子。駱賓王在《豔情代郭氏答盧照鄰》裡，便控告過他的薄幸。然而按駱賓王自己的口供，

　　但使封侯龍頟貴，詎隨中婦鳳樓寒？

　　他原也是在英雄氣概的煙幕下實行薄幸而已。看《憶蜀地佳人》一類詩，他並沒有少給自己製造薄幸的機會。在這類事上，盧駱恐怕還是一丘之貉。最後，盧照鄰那悲劇型的自殺，和駱賓王的慷慨就義，不也還是一樣？同是用不平凡的方式自動的結束了不平凡的一生，只是一悱惻，一悲壯，各有各的姿態罷了。

　　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發展；由年齡的兩輩，和性格的兩類型，到友誼的兩個集團。果然，盧駱二人交情，可憑駱的《豔情代郭氏答盧照鄰》詩來坐實，而王楊的契合，則有王的《秋日餞別序》和楊的《王勃集序》可證。反之，盧或駱與王或楊之間，就看不出這樣緊湊的關係來。就現存各家集中所可考見的說，盧王有兩首同題分韻的詩，盧楊有一首同題同韻的詩，可見他們兩輩人確乎在文酒之會中常常見面。可是太深的交情，恐怕談不到。他們絕少在作品裡互相提到彼此的名字，有之，只楊在《王勃集序》中說到一次「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攻」，這反足以證明盧駱與王楊屬兩個壁壘，雖則是兩個對立而仍不失為友軍的壁壘。

　　於是，我們便可談到他們——盧駱與王楊——另一方面的不同了。年齡的不同輩，性格的不同類型，友誼的不同集團，和作風的不同派，這些不也正是一貫的現象嗎？其實，不待知道「人」方面的不同，我們早就應該發覺「詩」方面的不同了。假如不受傳統名詞的蒙蔽，我們早就該驚訝，為什麼還非維持這「四」字不可，而不仿「前七子」、「後七子」的例，稱盧駱為「前二傑」，王楊為「後二傑」？難道那許多跡象，還不足以證明他們兩派的不同嗎？

　　首先，盧駱擅長七言歌行，王楊專工五律，這是兩派選擇形式的不同。當然盧駱也作五律，甚至大部分篇什還是五律，而王楊一派中至少王勃也有些歌行流傳下來，但他們的長處決不在這些方面。像盧集中的

　　風搖十洲影，日亂九江文

　　（《贈李榮道士》）

　　川光搖水箭，山氣上雲梯

　　（《山莊休沐》）

　　和駱集中這樣的發端

　　故人無與晤，安步陟山椒……

　　（《冬日野望》）

　　在那貧乏的時代，何嘗不是些奪目的珍寶？無奈這些有句無章的篇什，除聲調的成功外，還是沒有超過齊梁的水準。駱比較有些「完璧」，如《在獄詠蟬》之類，可是又略無警策。同樣，王的歌行，除《滕王閣歌》外，也毫不足觀。便說《滕王閣歌》，和他那典麗凝重，與淒情流動的五律比起來，又算得了什麼呢！

　　杜甫《戲為六絕句》第三首說「縱使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這裡是以盧代表盧駱，王代表王楊，大概不成問題。至於「劣于漢魏近《風》《騷》」，假如可以解作王楊「劣于漢魏」，盧駱「近《風》《騷》」，倒也有它的妙處，因為盧駱那用賦的手法寫成的粗線條的宮體詩，確乎是《風》《騷》的餘響，而王楊的五言，雖不及漢魏，卻越過齊梁，直接上晉宋了。這未必是杜詩的原意，但我們不妨借它的啟示來闡明一個真理。

　　盧駱與王楊選擇形式不同，是由於他們兩派的使命不同。盧駱的歌行，是用鋪張揚厲的賦法膨脹過了的樂府新曲，而樂府新曲又是宮體詩的一種新發展，所以盧駱實際上是宮體詩的改造者。他們都曾經是兩京和成都市中的輕薄子，他們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縱改造宮庭的墮落，以大膽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縮，所以他們的歌聲需要大開大闔的節奏，他們必需以賦為詩。正如宮體詩在盧駱手裡是由宮庭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楊的時代是從台閣移至江山與塞漠。台閣上只有儀式的應制，有「句繪章，揣合低卬」。到了江山與塞漠，才有低徊與悵惘，嚴肅與激昂，例如王的《別薛昇華》、《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楊的《從軍行》、《紫騮馬》一類的抒情詩。抒情的形式，本無須太長，五言八句似乎恰到好處。前乎王楊，尤其應制的作品，五言長律用的還相當多。這是該注意的！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楊才正式成為定型，同時完整的真正唐音的抒情詩也是這時才出現的。

　　將盧駱與王楊對照著看，真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我在旁處曾說明過從盧駱到劉（希夷）張（若虛）是一貫的發展，現在還要點醒，王楊與沈宋也是一脈相承。李商隱早無意的道著了秘密：

　　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屬對能。

　　（《漫成章》）

　　以沈宋與王楊並舉，實在是最自然，最合理的看法。「律」之「變」，本來在王楊手裡已經完成了，而沈宋也是「落筆得良朋」的妙手。並且我們已經提過，楊炯和宋之問是好朋友。如果我們再知道他們是好到如之問《祭楊盈川文》所說的那程度，我們便更能了然于王楊與沈宋所以是一脈相承之故。老實說，就奠定五律基礎的觀點看，王楊與沈宋未嘗不可視為一個集團，因此也有資格承受「四傑」的徽號，而盧駱與劉張也同樣有理由，在改良宮體詩的觀點下，被稱為另一組「四傑」。一定要墨守著先入為主的傳統觀點，只看見「王楊盧駱」之為四傑，而抹煞了一切其他的觀點，那只是拘泥，頑冥，甘心上傳統名詞的當罷了。

　　將盧駱與王楊分別的劃歸了劉張與沈宋兩個集團後，再比較一下劉張與沈宋在唐詩中的地位，便也更能瞭解盧駱與王楊的地位了。五律無疑是唐詩最主要的形式，在那時人心目中，五律才是詩的正宗。沈宋之被人推重，理由便在此。按時人安排的順序，王楊的名字列在盧駱之上，也正因他們的貢獻在五律，何況王楊的五律是完全成熟了的五律，而盧駱的歌行還不免於草率、粗俗的「輕薄為文」呢？論內在價值，當然王楊比盧駱高。然而，我們不要忘記盧駱曾用以毒攻毒的手段，憑他們那新式宮體詩，一舉摧毀了舊式的「江左餘風」的宮體詩，因而給歌行芟除了蕪穢，開出一條坦途來。若沒有盧駱，哪會有劉張，哪會有《長恨歌》、《琵琶行》、《連昌宮詞》和《秦婦吟》，甚至於李杜高岑呢？看來，在文學史上，盧駱的功績並不亞于王楊。後者是建設，前者是破壞，他們各有各的使命。負破壞使命的，本身就得犧牲，所以失敗就是他們的成功。人們都以成敗論事，我卻願向失敗的英雄們多寄予點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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