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的回憶與感想_聞一多

八年的回憶與感想

　　說到聯大的歷史和演變，我們應追溯到長沙臨時大學的一段生活。最初師生們陸續由北平跑出，到長沙集齊，住在聖經學校裡，大家的情緒只是興奮而已。記得教授們每天晚上吃完飯，大家聚在一間房子裡，一邊吃著茶，抽著煙，一邊看著報紙，研究著地圖，談論著戰事和各種問題。有時一個同事新從北方來到，大家更是興奮的聽他的逃難的故事和沿途的消息。大體上說，那時教授們和一般人一樣只有著戰爭剛爆發時的緊張和憤慨，沒有人想到戰爭是否可以勝利。既然我們被迫得不能不打，只好打了再說。人們對於保衛某據點的時間的久暫，意見有些出入，然而即使是最悲觀的也沒有考慮到戰事如何結局的問題。那時我們甚至今天還不知道明天要做什麼事。因為學校雖然天天在籌備開學，我們自己多數人心裡卻懷著另外一個幻想。我們腦子裡裝滿了歐美現代國家的觀念，以為這樣的戰爭，一發生，全國都應該動員起來，自然我們自己也不是例外。於是我們有的等著政府的指示：或上前方參加工作，或在後方從事戰時的生產，至少也可以在士兵或民眾教育上盡點力。事實證明這個幻想終於只是幻想，於是我們的心理便漸漸回到自己崗位上的工作，我們依然得準備教書，教我們過去所教的書。

　　因為長沙聖經學校校舍的限制，我們文學院是指定在南嶽上課的。在這裡我們住的房子也是屬聖經學校的。這些房子是在山腰上，前面在我們腳下是南嶽鎮，後面往山裡走，便是那探索不完的名勝。

　　在南嶽的生活，現在想起來，真有「恍如隔世」之感。那時物價還沒有開始跳漲，只是在微微的波動著罷了。記得大前門紙煙漲到兩毛錢一包的時候，大家曾考慮到戒煙的辦法。南嶽是個偏僻地方，報紙要兩三天以後才能看到，世界注意不到我們，我們也就漸漸不大注意世界了，於是在有規則性的上課與逛山的日程中，大家的生活又慢慢安定下來。半輩子的生活方式，究竟不容易改掉，暫時的擾動，只能使它表面上起點變化，機會一來，它還是要恢復常態的。

　　講到同學們，我的印象是常有變動，仿佛時常走掉的並不比新來的少，走掉的自然多半是到前線參加實際戰爭去的。但留下的對於功課多數還是很專心的。

　　抗戰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那時還不甚顯著，人們對蔣主席的崇拜與信任，幾乎是沒有限度的。在沒有讀到史諾的《西行漫記》一類的書的時候，大家並不知道抗戰是怎樣起來的，只覺得那真是由於一個英勇剛毅的領導，對於這樣一個人，你除了欽佩，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有一次，我和一位先生談到國共問題，大家都以為「西安事變」雖然業已過去，抗戰卻並不能把國共雙方根本的矛盾徹底解決，只是把它暫時壓下去了，這個矛盾將來是可能又現出來的。然則應該如何永久徹底解決這問題呢？這位先生認為英明神聖的領袖，代表著中國人民的最高智慧，時機來了，他一定會向左靠攏一點，整個國家民族也就會跟著他這樣做，那時左右的問題自然就不存在了。現在想想，中國的「真命天子」的觀念真是根深蒂固！可惜我當時沒有反問這位先生一句：「如果領袖不向平安的方向靠，而是向黑暗的深淵裡沖，整個國家民族是否也就跟著他那樣做呢？」

　　但這在當時究竟是遼遠的事情，當時大家爭執得熱烈的倒是應否實施戰時教育的問題。同學中一部分覺得應該有一種有別于平時的戰時教育，包括打靶，下鄉宣傳之類。教授大都與政府的看法相同，認為我們應該努力研究，以待將來建國之用，何況學生受了訓，不見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因為那時的中國軍隊確乎打得不壞。結果是兩派人各行其是，願意參加戰爭的上了前線，不願意的依然留在學校裡讀書。在這裡我們應該注意：並不是全體學生都主張戰時教育而全體教授都主張平時教育，前面說過，教授們也曾經等待過徵調，只因徵調沒有消息，他們才回頭來安心教書的。有些人還到南京或武昌去向政府投效過，結果自然都敗興而返。至於在學校裡，他們並不積極反對參加點配合抗戰的課程，但一則教育部沒有明確的指示，二則學校教育一向與現實生活脫節，要他們炮聲一響馬上就把教育和現實配合起來，又叫他們如何下手呢？

　　武漢情勢日漸危急，長沙的轟炸日益加劇，學校決定西遷了。一部分男同學組織了步行團，打算從湖南經貴州走到雲南。那一次參加步行團的教授除我之外，還有黃子堅，袁複禮，李繼侗，曾昭掄等先生，我們沿途並沒有遇到土匪，如外面所傳說的。只有一次，走到一個離土匪很近的地方，一夜大家緊張戒備，然而也是一場虛驚而已。

　　那時候，舉國上下都在抗日的緊張情緒中，窮鄉僻野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要打日本，所以沿途並沒有做什麼宣傳的必要。同人民接近倒是常有的事。但多數人所注意的還是苗區的風俗習慣，服裝，語言，和名勝古跡等等。

　　在旅途中同學們的情緒很好，仿佛大家都覺得上面有一個英明的領袖，下面有五百萬勇敢用命的兵士抗戰，反正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只希望到昆明後，有一個能給大家安心讀書的環境。大家似乎都不大談，甚至也不大想政治問題。有時跟輔導團團長為了食宿鬧點彆扭，也都是很小的事，一般說來，都是很高興的。

　　到昆明後，文法學院到蒙自待了半年，蒙自又是一個世外桃源。到蒙自後，抗戰的成績漸漸露出馬腳，有些被抗戰打了強心針的人，現在，興奮的情緒不能不因為冷酷的事實而漸漸低落了。

　　在蒙自，吃飯對於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雲南的鹽淡得可怕，叫廚工每餐飯準備一點鹽，他每每又忘記，我也懶得多麻煩，於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敗北主義者，每到吃飯時必大發其敗北主義的理論，指著報紙得意洋洋說：「我說了要敗，你看罷！現在怎麼樣？」他們人多勢眾，和他們辯論是無用的。這樣每次吃飯對於我簡直是活受罪。

　　雲南的生活當然不如北平舒服。有些人的家還在北平，上海或是香港，他們離家太久，每到暑假當然想回去看看，有的人便在這時一去不返了。

　　等到新校舍築成，我們搬回昆明。這中間聯大有一段很重要的歷史，就是「皖南事變」時期，同學們在思想上分成了兩個堡壘。那年我正休假，在晉寧縣住了一年，所以校內的情形不大清楚，只聽說有一部分同學離開了學校，但是後來又陸續回來了。

　　教授的生活在那時因為物價還沒有顯著的變化，並沒有大變動。交通也比較方便，有的教授還常常回北平去看看家裡的人，如劉崇鉉先生就回去過幾次。

　　一般說來，先生和同學那時都注重學術的研究和學習，並不像現在整天談政治，談時事。

　　《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個人是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裡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了一跳，我們的「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

　　大學的課程，甚至教材都要規定，這是陳立夫做了教育部長後才有的現象。這些花樣引起了教授中普遍的反感。有一次教育部要重新「審定」教授們的「資格」，教授會中討論到這問題，許多先生，發言非常憤慨，但，這並不意味著反對國民黨的情緒。

　　聯大風氣開始改變，應該從三十三年算起，那一年政席改3月29日為青年節，引起了教授和同學們一致的憤慨。抗戰期中的青年是大大的進步了，這在「一二·一」運動中，表現得尤其清楚。那幾年同學中跑仰光賺錢的固然有，但那究竟是少數，並且這責任歸根究底，還應該由政府來負。

　　這兩年來，同學們對學術研究比較冷淡，確是事實，但人們因此而悲觀，卻是過慮。政治問題誠然是暫時的事，而學術研究是一個長期的工作。有些人主張不應該為了暫時的工作而荒廢了永久的事業，初聽這說法很有道理，但是暫時的難關通不過，怎能達到那永久的階段呢？而且政治上了軌道，局勢一安定下來，大家自然會回到學術裡來的。

　　這年頭愈是年輕的，愈能識大體，博學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會挑剔小節，正當青年們昂起頭來做人的時候，中年人卻在黑暗的淫威面前屈膝了。究竟是誰應該向誰學習？想到這裡，我覺得在今天所有的不合理的現象之中，教育，尤其大學教育，是最不合理的。抗戰以來八九年教書生活的經驗，使我整個的否定了我們的教育。我不知道我還能繼續支持這樣的生活多久，如果我真是有廉恥的話！

　　1946年7月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