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問題_聞一多

屈原問題

　　——敬質孫次舟先生

　　一

　　不久以前，在成都，因孫次舟先生闖了一個禍，久不聽見的文學史問題爭論戰又熱鬧過一陣。在昆明不大能見到那邊的報紙和刊物，所以很少知道那回事的。但孫先生提出的，確乎是個重要問題，它不但屬文學史，也屬社會發展史的範圍，如果不是在戰時，我想它定能吸引更廣大的，甚而全國性的熱烈的注意。然而即使是戰時，在適當的角度下，問題還是值得注目的。

　　孫先生說屈原是個「文學弄臣」，為讀者的方便，我現在把他的四項論證，敘述如下。

　　（一）《史記》不可靠。司馬遷作《屈原傳》，只憑傳說，並沒有「史源」，所以那裡所載的屈原事蹟，都不可靠（論證從略）。

　　（二）戰國末年純文藝家沒有地位。孫先生認為文人起于春秋戰國間，那時政論家已經取得獨立的社會地位，純文藝家則沒有。這情形到戰國末年——屈宋時代，還是一樣，就是西漢時也還沒有多大改變，所以東方朔、郭舍人、枚皋一流人都「見視如倡」，司馬相如雖有點政治才能，仍靠辭賦為晉身之階（一多案：也得仰仗狗監推薦），甚至連司馬遷都歎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蓄之」。孫先生又說，經過西漢末揚雄、桓譚、馮衍等的爭取，文人的地位，這才漸見提高，到東漢，史書裡才出現了《文苑傳》。

　　（三）以宋玉的職業來證屈原的身份。從《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三賦裡，孫先生證明了宋玉不過是陪著君王說說笑笑，玩玩耍耍的一個「面目佼好，服飾華麗的小夥子」，態度並且很不莊重。而司馬遷明說宋玉是「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的，那麼，屈原當日和懷王在一起的生活情形，也便可想而知了。

　　（四）《離騷》內證。孫先生發現戰國時代有崇尚男性姿容和男性的姿態服飾以模擬女性為美的風氣，他舉墨子《尚賢篇》「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好美者也」和荀子《非相篇》「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妖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等語為證。他說，作為文學弄臣的男性，正屬這類，而屈原即其一例。《離騷》中每以美人自擬，以芳草相比，說「昭質未虧」，說「孰求美而釋女」，又好矜誇服飾，這都代表著那一時的風氣。《離騷》據孫先生看，當作于懷王入秦以前，是這位文學弄臣，因與同列（靳尚之流）爭寵，遭受讒言，使氣出走，而年淹日久，又不見召回，以致絕望而自殺時的一封絕命書。他分析其內容，認為那裡「充滿了富有脂粉氣息的美男子的失戀淚痕」：

　　眾女嫉餘之蛾眉兮，謠諑謂餘以善淫。

　　（後宮弄臣姬妾爭風吃醋。）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

　　（男女情人相責的口吻。）

　　餘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

　　（眷戀舊情，依依不捨。）

　　汩餘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尤其未央。

　　（顧惜青春，唯恐色衰。）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

　　（旁人勸他自動回宮，他依然負氣，不肯服軟。）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自想請人疏通，恐怕也是枉然。）

　　曾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餘襟之浪浪。

　　（但知自傷命薄，做出一副女兒相。）

　　閨中既已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焉能忍與此終古！

　　（終以熱情難制，決定自殺。）

　　至於篇中所以稱述古代的聖主賢臣，孫先生以為，那還是影射懷王對他寵信不終，聽信讒言，乃至和他疏遠那一連串事實的。「因為屈原和懷王有一種超乎尋常君臣的關係。」他說，「所以在《離騷》中多有暖昧不清的可做兩面解釋的詞句。」但他確是一個「天質忠良」、「心地純正」而且「情感濃烈」的人，不像別人，只一意地引導著君王歡樂無度，不顧「皇輿之敗績」，他——屈原，是要讓懷王歡樂而不妨國政，以期「及前王之踵武」的。然而他究竟是一個「富有娘兒們氣息的文人」。孫先生還申斥道：「『無能的』把事情鬧糟，即使能夠知恥的以死謝國人，那也逃不了孔子『自經於溝溝瀆』是『匹夫匹婦之諒也』的嚴正批評的。」總之，他「是文人發展史上一個被時代犧牲了的人物」（因為男色的風習，在古代中國並不認為是不道德的）。但我們也不應因此就「剝奪他那《離騷》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二

　　述完了孫先生的話，我還要講講關於他如何提出這問題，和我個人如何對它發生興趣的一些小故事。本年9月間，朱佩弦先生從成都給我一封信，內附孫次舟先生的一篇文章，題作《屈原是「文學弄臣」的發疑——兼答屈原崇拜者》，是從成都《中央日報》的《中央副刊》剪下的。信上說，在本年成都的「詩人節」紀念會上，孫先生提出了這問題，立時當地文藝界為之大嘩，接著就向他發動圍攻，直到最近，孫先生才開始公開抵抗，那便是這篇文章的來由。佩弦先生還說到他自己同情孫先生的意思。後來他回到昆明，我們見著便談起這事，我問他還記不記得十幾年前，我和他談到孫先生類似的意見，他只搖搖頭。（十幾年是一個太長的時間，我想。）這裡讓我打一個岔。

　　就在本年暑假中，我接到某官方出版機關一封信，約我寫一本《屈原傳》一類的小書，我婉詞謝絕了，讀者此刻可以明白我當時的苦衷吧！好了，前幾天，佩弦先生又給我送來孫先生的第二篇文章，在這篇《屈原討論的最後申辯》的附白中，孫先生轉錄了李長之兄給他通信裡這樣一段話：「昔聞一多先生亦有類似之說，以屈原與梅蘭芳相比。」本來我看到孫先生第一篇文章時，並沒有打算對這問題參加討論，雖則心裡也會發生過一點疑問：讓孫先生這樣一個人挨打，道義上是否說得過去呢？如今長之兄既把我的底細揭穿了，而孫先生也那樣客氣地說道：「聞一多先生大作如寫成，定勝拙文遠甚。」（這仿佛是硬拖人下水的樣子，假如不是我神經過敏的話。）這來，我的處境便更尷尬了，我當時想，如果再守口如瓶，豈不成了臨陣脫逃嗎？於是我便決定動筆了。

　　然而我雖同情孫先生，卻不打算以同盟軍的姿態出馬，我是想來冒險做個調人的。老實說，這回的事件並不那樣嚴重，衝突的發生只由於一點誤會。孫先生以屈原為弄臣，是完全正確地指出了一樁歷史事實，不幸的是，他沒有將這事實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代表的意義，充分地予以說明，這便是誤會之所由發生吧！我以為，事實誠然有些討厭，然而不先把意義問個水落石出，便一窠蜂地擁上來要搗毀事實，以圖洩憤，這是文藝界朋友們太性急點，至於這時不趕緊宣佈意義，讓意義去保護事實，卻只顧在事實的圈子裡招架，也不能不說是孫先生的失策。其實事實討厭，意義不一定討厭。話說穿了，屈原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不唯不能被剝奪，說不定更要穩固，到那時，我相信我們的文藝界還要歡迎孫先生所指出的事實，豈止不拒絕它？

　　三

　　除一部分尚未達到奴隸社會階段的原始民族外，全人類的歷史便是一部奴隸解放史。在我們的歷史上，最下層的離開貴族（奴隸領主）最遠的農業奴隸，大概最先被解放。次之是工商業奴隸。在古代自足式的社會裡，庶民的衣食器用都不必假手於人，所以在民間，工商是不成其為獨立職業的。只養尊處優的貴族們，才需要並且能夠豢養一群工商奴隸，給他們製造精巧的器具，採辦珍奇的貨物。商處於市井，是在貴族都邑的城圈內的。工處於官府，簡直在貴族家裡了。這兩種奴隸被解放的時期的先後，便依他們所在地離開貴族的遠近而定，但比起農人來，可都晚得多了。

　　但解放得最晚的，還是貼緊的圍繞著主人身邊，給主人充廝役、聽差遣、供玩弄和當清客——總而言之，在內廷幫閒的奴隸集團。這其間所包括的人物，依後世的說法，便有最狎昵的姬妾幸臣，最卑賤的宮娥太監，較高等的樂工舞女和各色技藝人才，以及扈從遊宴的「文學侍從之臣」等等。論出身，他們有的本是貴族，或以本族人而獲罪，降為皂隸，或以異族人而喪師亡國，被俘為奴，或以出國為「質」，不能返國，而淪為臣妾，此外自然也有奴隸的子孫世襲為奴隸的。若就男性來講，因為本是貴族子弟，所以往往眉清目秀，舉止嫻雅，而知識水準也相當高。

　　從此我們可以明白，像這樣的家內奴隸（包括孫先生所謂「文學弄臣」在內），身份雖低，本質卻不壞，職事雖為公卿大夫們所不齒，才智卻不必在他們之下。他們確乎是時代的犧牲者，當別的奴隸階層（農、工、商）早已獲得解放，他們這群狐狸、兔子、鸚鵡、山雞和金魚，卻還在金絲籠和玻璃缸裡度著無愁的歲月，一來是主人需要他們的姿色和聰明，舍不下他們；二來是他們也需要主人的飼養和鑒賞，不願也不能捨棄主人。他們不幸和主人太貼近了，主人的恩澤淹滅了他們的記憶，他們失去自由太久了，便也失去了對自由的欲望。他們是被時代犧牲了，然而也被時代玉成了。玲瓏細緻的職業，加以悠閒的歲月、深厚的傳統，給他們的天才以最理想的發育機會，於是奴隸制度的糞土中，便培養出文學藝術的花朵來了。沒有弄臣的屈原，哪有文學家的屈原？歷史原是在這樣的迂回中長成的。

　　四

　　更重要的是奴隸制度不僅產生了文學藝術，還產生了「人」。本來上帝沒有創造過主人和奴隸，他只創造了「人」，在血液中，屈原和懷王尤其沒有兩樣（他們同姓），只是人為的制度，把他們安排成那可恥的關係。可是這裡「人定」並沒有「勝天」，反之，倒是人的罪孽助成了天的意志。被讒、失寵和流落，誘導了屈原的反抗性，在出走和自沉中，我們看見了奴隸的脆弱，也看見了「人」的尊嚴。先天的屈原不是一個奴隸，後天的屈原也不完全是一個奴隸。他之不能完全不是一個奴隸，我們應該同情（那是時代束縛了他）。他之能不完全是一個奴隸，我們尤其應該欽佩（那是他在掙脫時代的束縛）。要瞭解屈原的人格，最好比較比較《離騷》和《九辯》。

　　伏（服）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餘心之可懲？不量鑿以正枘兮，固前修以醢。

　　《九辯》裡何曾發過這樣的脾氣！尤其那兩篇的結尾——一邊是：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一邊是：

　　願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那堅強的決裂，和這「臨去秋波那一轉」，是多麼有諷刺性的對照！我同意孫先生從宋玉的身份裡看屈原的身份，但我不相信從宋玉的人格裡找尋到屈原的人格，因此我不同意孫先生的「以情推度」，說「若《高唐賦》、《神女賦》這類的作品屈原當也寫了不少」。

　　我也不十分同意孫先生只稱許一個「無質忠良」、「心地純正」和「忠款與熱情」的屈原。這些也許都是實情，但我覺得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毋寧是孤高與激烈。這正是從《卜居》、《漁父》的作者到西漢人對屈原的認識。到東漢，班固的批評還是「露才揚己，怨懟沉江」和什麼「不合經義」，這裡語氣雖有些不滿，認識依然是正確的。大概從王逸替他和儒家的經術拉攏，這才有了一個純粹的「忠君愛國」的屈原，再經過宋人的吹噓，到今天，居然成了牢不可破的觀念。

　　可是這中間，我記得，至少還有兩個人瞭解屈原，一個是那教人「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的王孝伯；一個是在《資治通鑒》裡連屈原的名字都不屑一提的司馬光，前者一個同情的名士，後者一個敵意的腐儒，都不失為屈原的知己，一個孤高激烈的奴隸，決不是一個好的奴隸，所以名士愛他，腐儒恨他。可是一個不好的奴隸，正是一個好的「人」。我在孫先生的第二篇文章裡領教過他的「火氣」哲學，十分欽佩。如今孫先生察覺了屈原的「脂粉氣」而沒有察覺他的「火氣」，這對屈原是不大公平的。

　　五

　　孫先生承認「陪著楚王玩耍或歌舞的人物，有時要詼笑嫚戲，有時也要出入宮廷，傳達命令」。既然常傳達命令，則日子久了，干預政治，是必然之勢。既有機會干預政治，就可能對政治發生真實的興趣。「天質忠良」，「心地純正」的屈原，為什麼對當時的政治，不是真心想「竭忠盡智」呢？孫先生說屈原的「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與孔孟之稱道古帝王不同，「他的著重點都只在懷王對他寵信不終，而聽信讒言，疏遠了他這一種為自己身上的打算上」。我只知道聖人也是「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的，為什麼孔孟的稱道古帝王是完全為別人打算，屈原的稱道就完全為自己呢？並且什麼古代聖主賢臣，風雲際會，打得火熱的那一套，也不過是當時的老生常談而已，除老莊外，先秦諸子哪一家不會講？何只孔孟？

　　孫先生大概認定弄臣只是弄臣，其餘一切，尤其國家大事，便與他們無干，所以不相信《史記》裡那些關於屈原政治生活的記載。《史記·屈原傳》未必全部可靠，正如《史記》的其他部分一樣，但那不能不說是「事出有因」。孫先生說它沒有「史源」，許是對的。但說是「史源」便可靠，是「傳說」便全無價值，卻不儘然。依我看來，倒是官方或半官方式的「史源」可靠的少，而民間道聽途說式的「傳說」，十有八九是真話。你不能專從字面上讀歷史，《史記·屈原傳》儘管是一筆糊塗賬，可是往往是最糊塗的賬中洩露了最高度的真實。從來「內廷」和「外延」的界線就分不清楚，屈原是個文學弄臣，並不妨礙他是個政治家。

　　從「贅婿」出身的淳於髡，不正是個「滑稽多辯」的文學弄臣嗎？如果孫先生不又抹殺「傳說」的話，淳於髡不也曾帶著「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為齊使趙，而得到成功嗎？因此，我們又明白了，「滑稽多辯」是弄臣必需的條件，也是使臣必需的條件，正如作為辭賦起源的辭令，也就是那人臣們「使于四方」用以「專對」的辭令，「登高能賦」是古代「為大夫」的資格，也合了後世為弄臣、為使臣的資格，弄臣使臣，職務雖然兩樣，人物往往不妨只有一個。也許正因屈原是一個「博聞強志……嫻於辭令」的漂亮弄臣，才符合了那「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的漂亮外交家的資格。戰國時代本不是一個在傳統意義下講資格、講地位的時代，而是一個一切價值在重新估定的時代，那年頭誰有活動的能力，便不愁沒有活動的機會。講到身份，蘇秦、張儀也夠卑賤的，然而不妨礙他們致身卿相，然則在另一屬性上身份也是卑賤的屈原，何以不能做三閭大夫和左徒呢？在屈原看來，從來倒是「肉食者鄙」，而你看，奴隸群中卻不斷站起了輝煌的人物：

　　說操築于傅嚴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屈原，自己一個文化奴隸，站起來又被人擠倒，他這段話真是有慨乎言之啊！一個文化奴隸（孫先生叫他做「文學弄臣」）要變做一個政治家，到頭雖然失敗，畢竟也算翻了一次身，這是文化發展的迂回性的另一方面。

　　六

　　中國文學有兩個截然不同的傳統，一個是《詩經》，一個是《楚辭》，歷來總喜歡把它們連成一串，真是癡人說夢。《詩經》不屬本文的範圍，姑且不去管它。關於《楚辭》這傳統的來源，從來沒有人認真追究過，對於它的價值，也很少有正確的估計。我以為在傳統來源問題的探究上，從前廖季平先生的《離騷》即秦博士的《仙真人詩》的說法，是真正著上了一點邊兒，此外便要數孫先生這次的「發疑」貢獻最大。像孫先生這樣的看法，正如上文說過的，我從前也想到了。但我以為光是這樣的看法，並不能解決《離騷》全部的問題，質言之，依孫先生的看法，只可以解釋這裡面男人為什麼要說女人話，還不能解釋人為什麼要說鬼話（或神話）。自「駟玉虯以乘鷖兮，溘埃風餘上征」以下一大段，中間講到羲和、望舒、飛廉、雷師，講到虙妃、有娀有虞二姚，整個離開了這個現實世界，像這類的話，似乎非《仙真人詩》不足以解釋。（當然不是秦博士的《仙真人詩》，屈大夫為什麼不也可以作這樣的詩呢！）關於這點的詳細論證，此地不能陳述。

　　總之，我不相信《離騷》是什麼絕命書，我每逢讀到這篇奇文，總仿佛看見一個粉墨登場的神采奕奕，瀟灑出塵的美男子，扮演著一個什麼名正則，字靈均的「神仙中人」說話（毋寧是唱歌）。但說著說著，優令丟掉了他劇中人的身份，說出自己的心事來，於是個人的身世、國家的命運，變成哀怨和憤怒，火漿似的噴向聽眾，炙灼著，燃燒著千百人的心——這時大概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演戲，還是駡街吧！從來藝術就是教育，但藝術效果之高，教育意義之大，在中國歷史上，這還是破天荒第一次。

　　《詩經》時代是一個樸質的農業時代，「三百篇」的藝術效果雖低，但那裡藝術與教育是合一的。到了戰國，商業資本起來了，藝術遂隨著貴族生活的驕奢淫逸，而與教育脫節，變成了少數人縱欲的工具，因之藝術工作者也就變成了為少數人製造這種工具的工具。這現象在《詩經》時代是沒有的。屈原的功績，就是在戰國時代進步的藝術效果之基礎上，恢復了《詩經》時代的教育意義，那就是說，恢復了《詩經》時代藝術的健康性，而減免了它的樸質性。從奴隸制度的糞土中不但茁生了文學藝術，而且這文學藝術裡面還包含著了作為一切偉大文學藝術真實內容的教育意義，因此，奴隸不但重新站起來做了「人」，而且做了「人」的導師。《離騷》之堪「與日月爭光」，真能如孫先生所說，是「漢以還人誤解」了嗎？

　　七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孫先生的誤會，是把事實看倒了頭，那便是說，事實本是先有弄臣，而後變成文人（而且不是一個尋常的文人），孫先生卻把它看成先有文人，而後變成弄臣。這一來，真是「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了！依我們的看法，是反抗的奴隸居然掙脫枷鎖，變成了人；依孫先生的看法，是好好的人偏要跳入火坑，變了奴隸，二者之間，何啻天淵之隔！沒有人願做奴隸，沒有人願看著好好的人變成奴隸，更沒有人願看見他自己的偶像變成奴隸，所以依照孫先生指出的事實，加上他的看法，文藝界對他群起而攻之，是極自然的現象；反之，假如他們不這樣做，那倒可怪哩！

　　我曾經深思過，以孫先生的博學和卓識，何以居然把事實看倒了頭呢？恕我不敬，我的解答是下面這一連串東西：士大夫的頑固的道德教條主義啻——統治階級、剝削階級的優越感——封建生產關係的狹隘性的殘餘意識，因為上述的這些毒素，因為壓迫者對於被壓迫者的本能的嫌惡，孫先生一發現屈原的那種身份，便冒火。他是「嫉惡如仇」的，所以要「除惡務盡」，他的正義感使他不問青紅皂白，看見奴隸就拳打腳踢，因此他雖沒有把一切于屈原有利的都否認了，他確乎把一切於他有損的都誇大了。「缺少屈原也沒來頭……即使我真是『信口開河』……也不應得什麼罪過。」他還說。先生，這就是罪過！對奴隸，我們只當同情，對有反抗性的奴隸，尤當尊敬，不是嗎？然而摧殘屈原的動機是嫌惡奴隸，救護屈原的動機也是嫌惡奴隸啊！文藝界也是見奴隸就冒火的，所以聽人說屈原是奴隸就冒火。為了嫌惡奴隸，他們與孫先生是同樣的勇敢，因為在這社會制度下，對於被壓迫者，人人都是迫害狂的病患者啊！

　　我們當怎樣估計過去的每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呢？高爾基指示我們說，應該從兩方面來著眼，一方面是作為「他自己的時代之子」，一方面就是作為「一個為爭取人類解放而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鬥爭的參加者」。我們要注意，在思想上，存在著兩個屈原，一個是「竭忠盡智，以事其君」的集體精神的屈原，一個是「露才揚己，怨懟沉江」的個人精神的屈原。在前一方面，屈原是「他自己的時代之子」，在後一方面，他是「一個為爭取人類解放……的鬥爭的參加者」。他的時代不允許他除了個人搏鬥的形式外任何鬥爭的形式，而在這種鬥爭形式的最後階段中，除了懷沙自沉，他也不可能有更兇猛的武器，然而他確乎鬥爭過了，他是「一個為爭取人類解放而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鬥爭的參加者」。如果我也是個「屈原崇拜者」，我是特別從這一方面上著眼來崇拜他的。

　　194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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