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與詩_聞一多_學達書庫

歌與詩

　　一

　　想像原始人最初因情感的激蕩而發出有如「啊」、「哦」、「唉」或「嗚呼」、「噫嘻」一類的聲音，那便是音樂的萌芽，也是孕而未化的語言。聲音可以拉得很長，在聲調上也有相當的變化，所以是音樂的萌芽。那不是一個詞句，甚至不是一個字，然而代表一種頗複雜的含義，所以是孕而未化的語言。這樣界乎音樂與語言之間的一聲「啊……」便是歌的起源。不錯。「歌」就是「啊」，二者皆從可陪聲，古音大概是沒有分別的。在後世的歌詞中有時又寫作「猗」。

　　斷斷猗無他技！

　　——《書·秦誓》

　　河水清且漣猗！

　　——《詩·伐檀》

　　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

　　——《莊子·大宗師篇》載孟子反子琴張相和歌

　　候人兮猗！（《呂氏春秋·音初篇》載塗山氏妾歌）或作「我」，有酒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詩·伐木》

　　烏生八九子，端座秦氏桂樹間。我！秦氏有遊遨蕩子，工用睢陽強（弓），蘇合彈，左手持強（弓）彈兩丸，出入烏東西。我！一丸即發中烏身，烏死魂魄飛揚上天……

　　——《樂府古辭·烏生》

　　什九則作「兮」，古書往往用「猗」或「我」代替兮字，可知三字聲音原來相同，其實只是啊的若干不同的寫法而已。至於由啊又輾轉變為其他較遠的語音，又可寫作各樣不同的字體，這裡不能，也不必一一舉例。總之，嚴格的講，只有帶這類感歎虛字的句子，及由同樣的句子組成的篇章，才合乎最原始的歌的性質，因為，按句法發展的程序說，帶感歎字的句子，應當是由那感歎字滋長出來的。借最習見的兮字句為例，在純粹理論上，我們必須說最初是一個感歎字「兮」，然後在前面加上實字，由加一字如《詩經》「子兮子兮」，「蘀兮蘀」，遞增至大概最多不過十字，如《說苑》所載柳下惠妻《誄柳下惠辭》「夫子之信成而與人無害兮」（感歎字在句首或句中者，可以類推）。為什麼我們必須這樣說呢？因為實字之增加是歌者對於情緒的自覺之表現。感歎字是情緒的發洩，實字是情緒的形容、分析與解釋。前者是衝動的，後者是理智的。

　　由衝動的發洩情緒，到理智的形容、分析、解釋情緒，歌者是由主觀轉入了客觀的地位。辨明瞭感歎字與實字主客的地位，二者的產生誰先誰後，便不言而喻了。在感歎字上加實字，歌者等於替自己當翻譯，譯辭當然不能在原辭之前。感歎字本只有聲而無字，所以是音樂的，實字則是已成形的語言，因此我們又可以說，感歎字是伯牙的琴聲，實字乃鐘子期講的「志在高山」，「志在流水」。自然伯牙不鼓琴，鐘子期也就沒有這兩句話了。感歎字必須發生在實字之前，如此的明顯，後人乃稱歌中最主要的感歎字「兮」為語助、語尾，真是車子放在馬前面了。

　　但後人這種誤會，也不是沒有理由的。在後世歌辭裡，感歎字確乎失去了它固有的重要性，而變成僅僅一個虛字而已。人究竟是個社會動物，發洩情緒的目的，至少一半是要給人知道，以圖兌換一點同情。這一來，歌中的實字便不可少了，因為情緒全靠它傳遞給對方。實字用得愈多，愈精巧，情緒的傳遞愈有效，原來那聲「啊……」便顯著不重要，而漸漸退居附庸地位（如後世一般歌中的「兮」字），甚至用文字寫定時，還可以完全省去。《九歌·山鬼》，據《宋書·樂志》所載當時樂工的底本，便把兮字都刪去了。《史記·樂書》所載《天馬歌》二章皆有兮字，《漢書·禮樂志》便沒有了。這些都是具體的例證。然而兮字的省去，究竟是一個損失。

　　若有人兮山之阿，初薜荔兮帶女蘿。

　　試把兮字省去，再讀讀看，還是味兒嗎？對了，損失了的正是歌的意味兒。你說那不過是聲調的關係，意義並未變更。但是你要知道，特別是在歌裡，「意味」比「意義」要緊得多，而意味正是寄託在聲調裡的。最有趣的例是梁鴻的《五噫》：

　　陟彼北芒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

　　作者本意是要這些兮字重新擔起那原始時期的重要職責，無奈在當時的習慣中，兮字已無這能力了，不得已，這才在「兮」下又補上一個「噫」以為之輔佐，使它在沾染作用中，更能充分地發揮它固有的力量。因此，為體貼作者這番用意，我們不妨把「兮噫」二字索性捆緊些當做一個單元，而以如下的方式讀這首歌：

　　陟彼北芒（兮……噫……）顧瞻帝京（兮……噫……）……

　　記住「兮」即「啊」的後身，那麼「兮噫」的音值便可擬作「O……O……」了。這一來，歌的面目便十足地顯露出來了。此刻若再把「兮噫」去掉，讓它成了一首四言詩，那與原來的意味相差該多麼遠！

　　以上我們反復地說明了感歎字確乎是歌的核心與原動力，而感歎字本身則是情緒的發洩，那麼歌的本質是抒情的，也就是必然的結論了。

　　二

　　至於「詩」字最初在古人的觀念中，卻離現在的意義太遠了。漢朝人每訓詩為志：

　　詩之為言志也。

　　——《詩譜序》疏引《春秋說題詞》

　　詩之言志也。

　　——《洪範·五行傳》鄭《注》

　　詩志也。

　　——《呂氏春秋·慎大覽》高《注》《楚辭·悲回風》王《注》《說文》

　　從下文種種方面，我們可以證明志與詩原來是一個字。志有三個意義：一記憶，二記錄，三懷抱。這三個意義正代表詩的發展途徑上三個主要階段。

　　志字從。卜辭作，從止下一，像人足停止在地上，所以本訓停止。卜辭「其雨庚」猶言「將雨，至庚日而止」。志從從心，本義是停止在心上。停在心上亦可說是藏在心裡，故《荀子·解蔽篇》曰「志也者臧（藏）也」，《注》曰「在心為志」，正謂藏在心，《詩序》疏曰「蘊藏在心謂之為志」，最為確詁。藏在心即記憶，故志又訓記。《禮記·哀公問篇》「子志之心也」，猶言記在心上，《國語·楚語》上「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謂背誦之記憶之以納於我也。《楚語》以「誦志」二字連言尤可注意，因為詩字訓志最初正指記誦而言。詩之產生本在有文字以前，當時專憑記憶以口耳相傳。詩之有韻及整齊的句法，不都是為著便於記誦嗎？所以詩有時又稱誦。這樣說來，最古的詩實相當於後世的歌訣，如《百家姓》、《四言雜字》之類。就「三百篇」論，《七月》（一篇韻語的《夏小正》或《月令》）大致還可以代表這階段，雖則它的產生決不能早到一個太遼遠的時期。

　　無文字時專憑記憶，文字產生以後，則用文字記載以代記憶，故記憶之記又孳乳為記載之記。記憶謂之志，記載亦謂之志。古時幾乎一切文字記載皆曰志。

　　1．《左傳·文二年》：「《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注》：「《周志》，《周書》也。」案二語見《逸周書·大匡》篇。

　　2．《襄二十五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注》：「志，古書也。」

　　3．《襄三十年》：「《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案即《仲虺之誥》，此真古文《尚書》的佚文。

　　4．《國語·晉語》四：「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人焉。』」

　　5．同上：「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注》：「志，記也。」案《左傳·僖二十七年》作「《詩》、《書》，義之府也」，是所謂法志者即《詩》、《書》。

　　6．《晉語》六：「夫成子導前志以左先君，導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注》：「志，記也。」

　　7．《晉語》九：「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注》同。

　　8．《楚語》上：「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注》：「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

　　9．《周禮·小吏》：「掌邦國之志。」司農《注》：「志謂記也，《春秋》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也。」

　　10．同上《外史》：「掌四方之志。」鄭《注》：「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禱杌》。」

　　11．《孟子·滕文公上篇》：「且志曰：『喪祭從先祖。』」趙《注》：「志，記也。」

　　12．又《下篇》：「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注》同。

　　13．《荀子·大略篇》：「《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

　　14．《呂氏春秋·貴當篇》：「志曰：『驕惑之事，不亡奚待？』」《注》：「志，古記也。」

　　一切記載既皆謂之志，而韻文產生又必早於散文，那麼最初的志（記載）就沒有不是詩（韻語）的了。上揭第1和第14二例所引的「志」正是韻語，而現在的先秦古籍中韻語的成分還不少，這些都保存著記載的較古的狀態。承認初期的記載必須是韻語的，便承認了詩訓志的第二個古義必須是「記載」。《管子·山權數篇》「詩所以記物也」，正謂記載事物，《賈子·道德說篇》「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戒也」，志德之理亦即記德之理。前者說記物，後者說記理，所記之對象雖不同，但說詩的任務是記載卻是相同的，可見詩字較古的含義，直至漢初還未被忘掉。

　　上文我們說過「歌」的本質是抒情的，現在我們說「詩」的本質是記事的，詩與歌根本不同之點，這來就完全明白了。再進一步的揭露二者之間的對壘性，我們還可以這樣說：古代歌所據有的是後世所謂詩的範圍，而古代詩所管領的乃是後世史的疆域。要測驗上面這看法的正確性，我們只將上揭各古書稱志的例子分析一下就思過半了。除一部分性質未詳外，那些例子可依《六經》的類目分為（一）《書》類，1、3、5、6、8屬之；（二）《禮》類，4、10、13屬之；（三）《春秋》類，9、10屬之。有《書》、有《春秋》、有《禮》，三者皆稱志，豈不與後世史部的書稱志正合？然而古書又有稱《詩》為志的。

　　《左傳·昭十六年》載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齹賦《野有蔓草》，子產賦《鄭》之《羔裘》，子大叔賦《褰裳》，子遊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六卿所賦皆《鄭風》，而宣子說是「賦不出《鄭志》」，可知《鄭志》即《鄭詩》。屬史類的《書》（古代史）、《春秋》（當代史）、《禮》（禮俗史）稱志，《詩》亦稱志，這是什麼緣故？原來《詩》本是記事的，也是一種史。在散文產生之後，它與那三種僅在體裁上有有韻與無韻之分，在散文未產生之前，連這點分別也沒有。詩即史，所以孟子說：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禱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離婁·下篇》

　　《春秋》何以能代《詩》而興？因為《詩》也是一種《春秋》。他又說：

　　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萬章·下篇》

　　一壁以詩書並稱，一壁又說必須知人論世，孟子對於詩的觀念是雪亮的。在這點上，《詩大序》與孟子的話同等重要：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詩即史，當然史官也就是「詩人」。但《序》意以為《風》、《雅》是史官所作，則不儘然。初期的雅，尤其是《大雅》中如《綿》、《皇矣》、《生民》、《公劉》等是史官的手筆，是無疑問的，《風》則仍當出自民間。不過《序》指出了詩與國史這層關係，不能不說是很重要的一段文獻。如今再回去看《詩序》好牽合《春秋》時的史跡來解釋《國風》，其說雖什九不可信，但那種以史讀詩的觀點，確乎是有著一段歷史背景的。最後從史學的一分較冷僻的訓詁中，也可以窺出詩與史的淵源來。

　　文勝質則史。

　　——《論語·雍也篇》

　　辭多則史。

　　——《義禮·聘禮記》

　　捷敏辯給，繁于文采，則見以為史。

　　——《韓非子·難言篇》

　　米監博辯，則以為多而史之。

　　——同上《說難篇》

　　「繁于文采」，正是詩的榮譽，這裡卻算作史的罪名，這又分明坐實了詩史之間不可分離的關係。

　　三

　　社會日趨複雜，為配合新的環境，人們在許多使用文字的途徑上，不得不捨棄以往那「繁于文采」的詩的形式而力求經濟，於是散文應運而生。史的記載不見得是首先放棄那舊日的奢侈固習的，但它終於放棄了。大概就在這時，志詩二字的用途才分家。一方面有舊式的韻文史，一方面又有新興的散文史，名稱隨形式的繁衍而分化，習慣便派定韻文史為「詩」，散文史為「志」了。此後，二字混用通用的現象不是沒有，但那只算得暫時的權變和意外的出軌。

　　你滿以為散文進一步，韻文便退一步，直至有如今日的局面，「記事」幾乎完全是散文一家獨有的山河，韻文（如一切歌訣式的韻語）則蜷伏在一個不重要的角落裡，苟延著殘喘，於是你驚訝前者的強大，而惋惜後者的式微。你這興衰之感是不必要的。韻文並非式微，它是遷移到另一地帶去了。它與歌有一段宿諾。在記事的課題上，他打頭就不感真實興趣，所以時盼著散文的來到，以便卸下這份責任，去與歌合作，現在正好如願以償了。所以《孟子》「《詩》亡然後《春秋》作」之亡，若解作逃亡之亡，或許與事實更相符合點。

　　詩與歌合流真是一件大事，它的結果乃是「三百篇」的誕生。一部最膾炙人口的《國風》與《小雅》，也是「三百篇」的最精彩部分，便是詩歌合作中最美滿的成績。一種如《氓》、《穀風》等，以一個故事為藍本，敘述也多少保存著故事的時間連續性，可說是史傳的手法，一種如《斯干》、《小戎》、《大田》、《無羊》等，平面式的紀物，與《顧命》、《考工記》、《內則》等性質相近，這些都是「詩」從它老家（史）帶來的貢獻。

　　然而很明顯的上述各詩並非史傳或史志，因為其中的「事」是經過「情」的泡制然後再寫下來的。這情的部分便是「歌」的貢獻。由《擊鼓》、《綠衣》以至《蒹葭》、《月出》，是「事」的色彩由顯而隱，「情」的韻味由短而長，那正象徵著歌的成分在比例上的遞增。再進一步，「情」的成分愈加膨脹，而「事」則暗淡到不合再稱為「事」，只可稱為「境」，那便到達「十九首」以後的階段，而不足以代表「三百篇」了。同樣，在相反的方向，《孔雀東南飛》也與「三百篇」不同，因為這裡只忙著講故事，是又回到前面詩的第二階段去了，全不像「三百篇」主要作品之「事」「情」配合得恰到好處。總之，歌詩的平等合作，「情」「事」的平均發展是詩第三階段的進展，也正是「三百篇」的特質。

　　詩與歌合流之後，詩的內容又變了一次，於是詩訓志的第三種解釋便可以應用了。上文說志的本義是「停止在心上」，也可說是「蘊藏在心裡」，記憶一義便是由這裡生出的。但是情思、感想、懷念、欲慕等等心理狀態，何嘗不是「停在心上」或「藏在心裡」？這些在名詞上五花八門，實際並無確定界限的心理狀態，現在看來，似乎應該統名之為陸機《文賦》所謂「詩緣情而綺靡」之情，古人則名之為意。《書·堯典》「詩言志」、《史記·五帝本紀》志作意，《漢書·司馬遷傳》引董仲舒曰「詩以達意」。鄭康成注《堯典》「詩言志，歌永言」，亦曰「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詩訓志，志又訓意，故《廣雅·釋言》曰「詩，意也」。「詩言志」的定義，無論以志為意或為情，這觀念只有歌與詩合流才能產生。

　　但是這樣一個觀點究竟失之偏宕，至少是欠完備。因為這裡所謂詩當然指「三百篇」，而「三百篇」時代的詩，依上文的分析，是志（情）事並重的，所以定義必須是「於記事中言志」或「記事以言志」方才算得完整。看《莊子·天下篇》「《詩》以道志，《書》以道事」及《荀子·儒效篇》「《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都把事完全排出詩外，可知他們所謂志確是與「事」脫節了的志。詩後來專在「十九首」式的「羌無故實」空空洞洞的抒情詩道上發展，而敘事詩幾乎完全絕跡了，這定義恐怕不能不負一部分責任。

　　在上文我們大體上是憑著一兩字的訓詁，試測了一次「三百篇」以前詩歌發展的大勢，我們知道「三百篇」有兩個源頭，一是歌，一是詩，而當時所謂詩在本質上乃是史。最後這一點特別值得注意。知道詩當初即是史，那惱人的問題「我們原來是否也有史詩」也許就有解決的希望。這是很好的消息，我們下次就該討論這問題了。

　　1939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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