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懷濟之|王統照

追懷濟之

　　濟之平生所留給我的印象，只有借重王伯祥先生在滬時與我說的那句話：「濟之真是北平話的老好人！」

　　無論與誰，相處久了，難免看清楚他的喜怒歡憂的真象，他有時要自加掩飾也不可能。但從我認識濟之時起（記得那時他不過二十二歲）沒曾見過他有過分的喜怒表現，所謂「狂歡」，「盛怒」自然顯不出來，就連一般人稍稍抑制不住的情感上的波動卻也少有。並非他的「城府深」，會做作，他這樣沉穩堅定的天生性格在朋友群中如此，在他的家庭中並無「二致」。

　　他的確夠得上是位「規規矩矩」的老實人！我自己縱然想勉強學著在面容神色上不表現情感的激發，但總有使人易於觸著的鋒芒，有時沉默過度，甚至終日不願與人交一語，高興得有時便忘了他人在旁。而濟之卻不須裝扮，不用抑制，任何時，任何地都是「天君泰然」。任何憂慮難得鎖住眉峰，任何暢快不易使之放縱，既無疾言、厲色，也無些微致人難堪之處。這並無關於修養，是他的個性如此。別位朋友即願加意摹仿也不能及。再則，他的「心」太坦然了，清清白白，稱得起「光風霽月」。

　　雖然他具有「老好人」的完全資格，可是對於世務人情他也胸中雪亮，堅毅自持，萬不會東決東流，西見西淌，不加辨別，隨人步趨。有他的所見，有他的是非，他輕易不宣之於口，保持起來卻又異常確定，不易為他人說動。是「古板」也是「自有主張」。

　　濟之不是世俗的所謂卓越「天才」——我可以冒昧地這麼說。我想，許多與他熱切的老友不至有何異言。他一生「弄」筆墨時候並不算少，但未曾有過任何種「創作」，即連一首小詩，一則評論的筆記等也似未有遺留。說他絕不會創作是不對，他一生對於不怎麼擅長的絕不炫露。因他對一切認真，即當少年時期，若在他人有他的那樣好的俄文學類書籍的廣搜博覽，啟發所及，除譯述外總不免抒寫寫自己的印感，何況，他的文章，早有基礎，書也讀過一些，下筆並不困難，為什麼當蓬蓬勃勃的少年期只作「哺飯」活計，不自發揮？這一點正可證明我所說的他那種本性。

　　記得幾近三十年前，他在北京外交部所設俄文專修館讀書，恰值「五四」運動以後，北平的新文化刊物風發雲湧，成為全國「新」運動之中心。當時，俄文書籍難得有人譯述，尤其是俄國的文藝著作，只有幾個習俄文而程度較高的學生能讀能譯，而濟之便是那幾位中的一位領袖——後來在商務出版的《共學社叢書》內濟之已有譯文。除卻白話譯文外，我曾在他的書房裡見到他用簡明爽雋的文言譯的一種俄文小說（後來未有印本想又改譯白話），即使當時的老人閱過，也許想不到是出自一個青年學生之手。這也是我所見過的他的唯一「文言」文章。

　　他的為人正與他的性格一樣，和平中正，不肯屈己，不願炫耀，更不能走一點的迂回道路，或以種種方法手段達其目的。他出身於俄文專校，又有外交部的「大道」。以當時俄文人才之缺乏，從二十幾歲入外交部學習起直至抗戰，雖然按資升調，卻未得在中俄外交界上顯露身手，只是作過冰天雪地的辦理華商事務的領事。與數年的駐蘇大使館的秘書。以他的學歷、經驗及其中文讀書的素養，二十多年「混」得不過如此。或者，有人以為他不是外交界的領袖人才，或則以為他沒有應付外交要務的才能，其實，依我想，他還是不會作官，不能屈己謀職。若在西洋的社會政情中，誰說他不是外交界的重要人物？

　　他的為人太中和，太方板，不激不隨，更不會絲毫作中國官的技巧。即使任何官長對他並無惡感，也無不佳印象，從良心上也許說他忠實、沉重，但對於趨附、變化、利用取巧的言行，都無作法，至多人家給他個按資遷調已經十分不易，以言有所作為，哪能辦到。

　　當年北京的俄文專修館實即俄文專科學校，以「館」為稱，還是沿著清末的「譯學館」而來。（這譯學館中曾設四科：即英文，德文，法文，俄文是。）在「五四」運動以後，出了兩位特別人物，一即在抗戰前數年死于福建某縣的瞿秋白，一即上月在瀋陽以腦充血突然故去的耿濟之！

　　他兩位都是江蘇人，都是所謂「舊家世族」的青年。「瞿氏乃常州巨族，耿家原住上海城裡已經數代。」又都是從小時在北平長大的，同學一校同對所專習的俄文有優異的成績，恰好同遇著中國的急劇革新的時代！然而他二位的分途，成就，結束，不但絲毫不同，而且顯然歧異。這不能不說是性格決定了他們的一生，環境當然有關，而性格尤屬主要。如果只用「時勢造成」的說法便難解釋。

　　瞿秋白是「中共」前期的中心人物，在北伐前後似頗活躍，這是全國內稍稍留心時事的知識分子所共知的，他比濟之大概大二三歲，以家庭的舒適論，他沒有濟之的童年幸福。早年失母，他父親「為人作嫁」，流落他省而死，雖是舊族，家道中落。秋白與他的小兄弟隨著他的一位姨父寄居北平。幸而未曾失學，可是這種家喪人亡的淒慘印感當然在他的幼稚心靈中留下了永難磨滅的傷痕。又因他的個性極強，天才高亢，用文言寫來形容，可說是「倜儻，跅弛」，「有大志而不拘小節」。這與濟之恰成反比。即就他們在北平畢業前後的言行相比，濟之既不能飲酒也不會吸煙，在稍稍多的人群中連幾句響亮話也不會說，更不要說什麼「放言高論」了。秋白則善辯，健談，尤長於分析，評論。煙酒都頗有「量」，令人一見便知不是一個規行矩步，或一生只能鑽書本子的學究。更非平淡循資，對付時日之流。濟之有和樂完美的家庭，生性平易沉靜，從幼小時便沒何等憂慮，難過的刺激。在他讀書期間的生活，甚至畢業後在外交部服務的幾年，可說靜如止水。只在「五四」前後微微地波動一下罷了。

　　他們是同學同班，故鄉又相距非遙，然而出校門後各人的趨向，活動，卻有遙遠的距離，凡與他二位在青年時識面的，不須到「蓋棺論定」，早可斷定他們萬不會走同一的道路。主要是性格決定了他們的「人生之路」，如果易地而處，也不會有同等的成就。

　　秋白自從畢業後擔任《北京晨報》的駐俄通信員，與俞頌華君（俞君是當時上海《時事新報》的通信員）冒險犯難向革命後的所謂「勞農政府」的國度去後，我們便沒有與他再遇的機會了。那二三年內他雖出版過兩本敘寫俄國情形與他個人的經歷感想的小本子之後（當時由商務出版），即連讀到他的文字的時候也少見了。倒是濟之雖然在俄屬亞洲的二三城作中國領事館的職員與領事，以後調任莫斯科，但每隔幾年回國一行，在北平，上海，卻遇見過好幾次。尤其是在抗戰中約近七個年頭我們同留滬上，見面的時間尤多。

　　濟之一生的確夠得上「溫良恭儉讓」與「彬彬君子」的風度。即在二三知友的談話中，他評論事理與論及私人之處都極穩重，極有含蓄。想從他的口中聽到什麼斬絕嚴切的話殊非易事。這並不是他有意裝點，矯飾，世故太深，怕惹是招非的柔滑態度。我以三十年的朋友資格敢為證明。這是他的本來面目，從並無世務牽累的學生時代到他的四十幾歲，絕無改變。例如當時在北平的熟人多在立學會，辦雜誌，多談辯，爭主張，他對於相熟朋友所組織的學問文化團體一樣加入，也寫譯文在若干新刊物上登出，但一向少表示信仰什麼學說，主張什麼主義，在他的筆下，自然難以見到情感的直接發揮，理論的絕對評判，每逢公共集會，作何討論，他極少說出他的意見，只是十分莊重從事，認真，熱切，但不虛偽，不狂張，不言過其實，也不隨聲附和或好奇立異。

　　他這等出乎自然的本色，在朋友中，細細比較竟無一人與他相似。他向無「火氣」，莊重安閒，即專講養氣的「理學者」也不容易達到。

　　只就蟄居滬上的時期說，濟之支持他一家人的生活，老少婦孺，十幾口人完全靠他。縱然他在平日頗能儉約，他究竟是本地人比我們萍蹤寄寓的或者較好——經濟之稍有辦法：但這也只是比較上說，其實他已十分艱窘了。太平洋大戰起，日人的勢力無所不至，物價日高，凡在滬上的清苦自守的知識分子，處境之困，生活之苦，非身經者不悉。濟之與人合夥在上海西區共開一家小舊書店，用了兩個夥計，轉售殘舊書冊，代售文具，聊以度日。但經營這種並無大資金可資運轉的小書店，即有「蠅頭」餘利，除卻用人，開銷之外，所餘幾何？其實他的主要收入還靠譯書。後幾年他每早上譯書三四小時，午後到那爿一間門面的小書店裡當一會並不怎麼在行的「老闆」，東補西湊，每每遇到，一樣也是歎息，搖頭——這在他已是不恒有的表現了。

　　抗戰的第二年春夏間，他方由俄京經黑海，轉道土耳其，乘船回國抵滬。那時的上海雖已陷入日軍的四面包圍之中，但由於兩租界尚未為日人奪去，故中國抗戰的文化陣營與各種組織尚能在困厄奮鬥中勉強存在，與日軍作言論、潛力的抵禦，他與他的夫人小孩們到了上海仍住在他父親的舊寓。是年秋本擬去渝在外交部供職，但以全家留滬不能同往，十幾口人的生活當然不是他的薪金所能供給，加上他的二弟（式之）早已入川（服務工程界，對於西南各路的建設頗多效力），可是他二弟的眷屬也在滬上，一樣須他照料。因此種種原因，屢欲起程，未果。

　　其後便決定與走不了的朋友們一同在滬共渡難關。至於那幾年的窘苦，逼迫，隱避，……一言難盡。就是這樣，他經常還可保持他的從容態度，大家偶得聚談，顧及環境的惡劣，受經濟的窘迫，往往短歎長籲，甚則瞪目切齒，雖寄希望于未來，難免沉鬱於當時。他出於直感也附說幾句，卻不大看見他有幾次深蹙眉頭，面容苦悴。他每天早上準時起床，安心譯述數千字，午後到小書店中或熟人處走走，（勝利前二年才有那爿小書店）每隔個把月或二十幾天便挾著一大包文稿交于開明書店。有條不紊，生活順序，實比我們有時心煩慮，精神上易受激動的高明多多。

　　他受開明書店的邀請，承譯高爾基的《俄羅斯流浪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癡》、《罪與罰》等都是數十萬言的巨作，他以每天規定的時間，於兩三年內俱已譯成。他的俄文知識，自不須提，就看他的譯稿，每行每字整齊，清晰，往往一頁中難得有幾處塗改。這是他一向寫文字的良好習慣，不求太快，不願寫出後再多改動。文字看清，想法想妥，然後落筆，所以能夠文從字順不待塗易。從年輕時我見過他的文稿就是這樣。再則他那種認真工作，不厭不倦的態度最為難能。每晨，伏案，差不多快到午飯時候方才放下筆墨，這種耐心有恆，可以連續數年如一日！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從為《共學社叢書》譯俄文小說起到死前二年止，經他手譯的俄國著名文人的作品不必言「質」，在「量」上已是驚人，可是他並沒曾有幾年的工夫屏除官務，專事譯述。（在滬時除外）惟其善於安排時間，利用餘暇，持之以恆，便有他人所難及的成績。

　　中國開始譯述西洋文學，論時期當上溯至清代光緒二十年前後，但能吸收西洋文學的精神，得到西洋偉大文學作者的啟發，而且整部整篇的忠實翻譯，無論如何，不能不歸功於「五四」以後對於西洋文學的介紹。如法、英，以及斯干的納維亞國的名著固然有影響於中國的新文學運動，而啟發與引動的力量，則俄國十九世紀諸作家的著作實為重大。雖當「五四」之前也有些俄文學的短篇或巨著的意譯節譯，（如林紓先生所譯《羅刹雌風》《桃大王因果錄》《哀吹錄》等等，劉半農先生所譯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陳大鐙、陳家麟合譯的《婀娜小史》，周瘦鵑的《西洋短篇小說叢刊》中所包括的俄名家的幾個短篇。

　　再前期的是有正書局所刊行的《小說時報》上，間或一見的契訶夫短篇之譯文。距「五四」最近的是《新青年》大型本上連登屠格涅夫的《春潮》譯筆頗切實，但不甚為人注意。）然或擷大意以譯，或雜以言情偵探等分類小說之淺見，或則賞其一事一節的奇突，與原作完整之意象，寓意所在，故難表達。（當然不無忠實傳譯的文字，尤其是短篇。這不過舉其概略言之，前人勞力的開闢工作，我們應該予以相當的敬重，豈可一筆抹煞，妄逞苛論。）何況幾乎全是由英文中轉譯來的，即鄭重譯述也多少不免有所出入。據我所知，從原本中介紹俄文學的當推耿瞿二位為最早。（當時尚有一二位，如翻譯《甲必丹之女》的賀君，也是他們的俄文專修館的同學，但後來未見續有譯述。）而繼續努力，孜孜不舍，數十年並無間斷，誠不能不以此道的「巨擘」推重濟之。瞿君的譯文合計字數或亦不少，因為他回國以後從事秘密活動，執筆時間自然無多。北伐後習俄文的青年日多，遂有幾位以譯文見稱於世，然開創與不斷介紹的「功臣」，濟之總是一個。

　　我們現在能不借英法文的轉譯，當能讀到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爾基諸「大匠」的巨著，傑作，能不向當年在風沙漠漠的北京中開始以白話翻譯的青年學生懷慕景仰？

　　他對於俄文學（尤其是十九世紀的俄文學）的研究與瞭解，其深博的程度，在國內似無幾人可與相比。可是他極難得將俄國文學批評或俄文學者之評論引作論文，有所揮發。除卻在譯文的序言，後記中略有所談。（記得若干年前他在《小說月報》中曾有三篇譯述的俄文學批評者的理論）至於蘇俄文學的譯文殊不少見，高爾基的《俄羅斯流浪記》作時較早，並非高爾基重回其祖國後的新作。

　　假定我國勝利之後，一切順利，國內安定，文化宣揚——出版與讀書的力量都能充分發達，寫作譯述者報酬比戰前提高，物質供給不至艱難困迫，一天幾千字的勞力可以維持一家人的中等生活。他已經快五十歲了（前年是四十八歲），外交界如不重用他，他專心譯述當能比較舒適，過得去，我想他不會去擔負普通官職。但事實俱在，以種種原因，文化低沉，謀生維艱，執筆的辛勤收入，苛刻點說連一二人的最普通的生活也支撐不了！當此時世，儘管要「高尚其志」，卻難隨心，他只好在勝利後半年隻身遠赴遼沈，幹著不甚重要的「幕僚」官，為靠那有限數的薪俸。除己用外還得顧瞻在江南的家人。其心中的悒鬱殆可想像。就連戰前多少年他在赤塔作領事，中國駐俄大使館的秘長職位怕遠不如。可是不幹呢？能看著一家人過著更為難堪的生活。我去年未到上海，失掉與他最後一晤的機會！但聽說他於去秋請假回滬到家時，血壓已經增高（他平常血壓便高，身體胖又易疲勞），友人們勸他留滬，不必再往，他仍然轉回那風雲擾動的地方，難道他捨不得？還不是生活的鞭子把他再驅回東北，重複過他那辦公室的日子。終於一朝突逝，死於異地，也幸而是突然斷絕了呼吸，若使纏綿旬日，在清冷旅況中回念已往，回首江南……他那精神上的苦悶怕比肉體上的苦楚加倍劇烈！

　　濟之長往了！我們不必侈談他首先與一二友人譯述俄國舊日偉大文學作品的功績，也不必多敘他在敵偽勢力籠罩下的上海，如何窘苦度日，埋頭執筆，對國家民族矢厲忠貞。但就他那種「悃愊無華」，溫良恭儉讓的地道「好人」的性情上說，總覺得不但以後難有，簡直可說是不易多得！

　　不是由於生活逼緊，精神失調的原因，以他對於身體的相當注意，與其從容不迫躁釋矜平的個性，如果國內的一切使人充分樂觀，大家的生活不至這麼苦惱，我可斷言：「即縱有血壓高的毛病卻不會死得如此迅速。」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