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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談》復刊還沒到十天，而魯迅先生逝世兩周年紀念又臨在我們的面前了。
人都知道自由談和魯迅先生的關係，編者接編《自由談》以來，朋友間首先給我的批評和意見是，「應該多登些魯迅式的雜感文字」。然而魯迅不世有，而《自由談》還得「談」下去，這使我在今天益發感到這一文化巨匠的死去，對於中國文化界損失的重大了。
魯迅的精神固然是部分地活在人們的心裡，但魯迅的藝術的戰鬥力，卻沒有看到活在後一代人的筆端，這是誰的過錯呢？難道我們真讓他的死，帶去我們的一切，使前無古人，而後亦無來者嗎？在魯迅先生翻譯的有島武郎的《與幼小者》的小說裡，曾經有這樣的一節話：你們倘不是毫不顧忌的將我做了踏台，超過了我，進到高的遠的地方去，那是錯的。
我可以斷說，魯迅先生期望于後一世代的，正也抱有這樣的心境。然而我們竟讓魯迅先生這一心境，寂寞，冷落，而終至於委為塵土嗎？不，我們一定得大聲的叫出：「超過魯迅！」
這是每一個文化人所應自勵而勵人的！
魯迅之所以為魯迅，決不是偶然的。學習魯迅，並不是為了「追隨」或「並駕」，而是為了「戰取魯迅」。那麼我們看一看魯迅先生一生的學問，有什麼地方，值得我們戰取呢？
六百萬字的《魯迅全集》，現在是展開在我們面前了，我們好容易瀏覽了過去，但作者每一字每一句所下的心血，那真不是我們所能想像的。只要一展開他那手抄的《古小說鉤沉》，《會稽故書雜集》，《嵇康集》，看到那裡面一筆不苟的字跡，我們就可知道魯迅對於任何一種學問的刻苦磨練的功夫。而我們呢，以皮毛為豐肉，以躐等為幸進，到頭來，從不免自示空虛。
魯迅固然是勇於和惡勢力戰鬥的，但他又勇於自鬥。記得他在一篇文章裡說起過：在他翻譯新興藝術理論時，有幾處，仿佛觸著了自己的瘡疤，但他還咬著牙譯下去。
他在《二心集》序言裡說：「我說些自己的事，怎樣在碰壁，怎樣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於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這也正是中產的智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
只有有自知之明者，才能知人。而只有能與自己鬥爭者，才能與人鬥爭。然而，我們呢？
魯迅是毫無隱蔽的披露了自己的心境，要說的話，總得說出，這就成了他的深刻。
將事實的真相，掩飾於世故之下，於是人們的見解都成為庸俗。正如魯迅先生在論諷刺文學中所說，所謂諷刺不過是現實的真實的暴露，而人們卻以此為諷刺了。魯迅先生就是個真實的說教者。
魯迅先生最討厭的是專在背後嘁嘁嚓嚓的人們。有理說得清，而無理可說者，卻在背後嘁嘁嚓嚓了。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民族抗日統一戰線》一文中，有說，這些人「往往不過是將敗落家族的婦姑勃溪，叔嫂鬥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
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決不在大處著眼。「……但是，這現象僅限於文壇嗎？不，在我們的左右，在我們的前後，都有這樣人。我們所要的是」打開天窗說亮話「，而另一
些人所要的，卻是」三根椽下搬是非「。於是是非莫明，而中國也將亡在這一輩人的手裡。
有人說魯迅善放暗箭，魯迅先生回答道，放箭的人站在這裡呀，哪得說「暗」 呢！
只有那無理可說的人，那只好不抛頭露面放暗箭了。……這一切刻苦的精神，這一切戰鬥的手法，都是我們學習魯迅，戰取魯迅的必要條件。而不畏強權，不避強敵，不依附於豪貴而歪曲事實，敢說，敢笑，敢作，敢為，以服務的精神，沒身於事業，學問，民族，國家，那將總有一日，以我們自己的力量，繼之以我們的子孫的力量，而超越魯迅！
「我們倘不是毫不顧忌地將魯迅作了踏台，超過了他，進到高的遠的地方去，那是我們的錯！」
這該是我們今天紀念魯迅應該記住的話！
選自1939年7月世界書局《橫眉集》初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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