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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教訓


  過去的教訓[1](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現在說到過去失敗的責任問題,整個的指導機關都應負責,無論當時表現的或是「左傾」,或是右傾,或是上午「左傾」,下午「右傾」,同樣的是沒有正確的政治路線,同樣的是不懂得。不過獨秀同志為總書記,當然他的責任更要負得多一點。同時還要注意的,即歷來派到中國的國際代表之幼稚與糊塗,中國同志最迷信國際指導的,過去所以不能忠實執行國際的指導策略,由於國際代表之錯誤解釋與錯誤應用有嚴重關係。我們以後的工作要免除舊的機會主義錯誤,第一是要弄清楚工作的政治路線,因為中國黨理論的幼稚,這是要國際切實指導的;第二是要改變過去的絕對集中、上下隔離的組織形式,才能使群眾意識反映到指導機關,才能監督指導機關不脫離群眾。說起武漢時代指導機關某些負責同志之腐化與清談誤國現象,至今猶為痛心,我們希望它永久成為歷史上的陳跡不再復活。

  再總括說幾句,過去國際所指導我們實行革命聯合戰線策略(加入國民黨政策)是對的,我們在這個政策之下曾獲得了偉大的成功。國民黨改組後,五卅運動、省港罷工,北伐中各地工農運動之蓬勃發展,都是這政策的效果。壞處就在我們對於中國革命之性質與前途根本不瞭解,不知道這個政策在革命轉變中的應用與改變,所以當革命鬥爭轉變到某一階段時便露出我們過去的無準備和當前的彷徨,機會主義的缺點一齊爆發。

  在批評過去的教訓後,附帶對獨秀同志問題說明幾句。在前幾天與國際代表同志的談話中,因為恩來報告獨秀同志因病假不能來參加大會的原因和對於國際第九次擴大會的決議案的一點意見,我在恩來同志發言後多補充了幾句,於是引起向忠發同志激烈的非難,說我不應該受別人的影響,代表別人說話。甚至我的妻子也這樣反對我。這幾天來常常有同志來問我:你是否代表陳獨秀同志?獨秀為何不來參加大會?他為什麼說國際犧牲他?是不是他反對國際?我回答說,這些問題我都在大會時聲明。第一,我先聲明我不是獨秀的代表,我不能代表他發表什麼政治的意見,我現在所說的話完全是我個人的意見。第二,獨秀同志之不來,據我的觀察,因在八七前後受到嚴厲的處置,不許他參加八七會議,十一月擴大會議也不要他參加,只通知他速走,當時俄國黨內又是與反對派爭論最厲害時候,獨秀同志以為國際是決定犧牲他以維持中國党指導機關威信,又不放心他在國內,恐他發表言論發生不好影響,他以為到了國際橫豎是無用的人,或者還附加說一個「托洛茨基派」的名號,更辨別不清,所以表示不來,且堅決聲明不發表什麼政治意見使黨內發生影響。此次國際要他來,他又聯想到上兩次不許他參加會議,聯想到維持中國黨中央威信問題,以為到莫亦未必能到大會。第三,所謂國際犧牲他的問題,大家不當純從壞的方面去推想,試想從這幾天同志們對於過去武漢中央錯誤的批評來說,假使沒有一個辦法怎樣能維持以後中央的威信及指導呢?現在我們都知道國際對於獨秀同志的希望並不如獨秀同志自己所想像的一樣,獨秀同志知道這種實際情形後,就看他能否接受國際新的政治路線,若果接受,國際自然不拒絕他回黨工作,若不接受,當然不客氣的要他出去。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注】

  [1]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在蘇聯首都莫斯科舉行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6月25日,王若飛在大會上作了討論六大政治報告的長篇發言。發言有五個題目:一、中國革命的性質與前途;二、現時爭鬥形勢的估量;三、過去的教訓:A、八七以前的機會主義;B、八七以後的盲動主義;四、上海工作的幾個聲明;五、目前的任務。本文是王若飛在六大會上發言記錄稿第三個問題A部分的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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