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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心反慘目的北京城


  ——反赤軍努力創造的成績(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自從四月初旬以來,北京人民即飽受奉軍飛機拋擲炸彈之威嚇,延至四月十五日,國民軍退出北京後,於是北京市民所恐懼敬遠的奉軍,硬光顧他們門上來了。首先入城的便是張宗昌部下白俄騎兵,策馬沿街亂跑,令人回想庚子年八國聯軍破京時景象,不寒而凜。此後奉軍入城者日多,而北京之恐怖情形愈不堪問。爰自身所親歷,擇要述之:

  (一)形同搶劫之軍用票 奉軍入京後,即有大宗不兌現的直省流通券及魯省軍用票雜在市面行使;其最令商家難堪者,為軍人購買微少價值之物品而出十元、五元之軍用票付價,強令找給多數現洋,使貨價損失外尚須賠貼多數現款。有某洋貨店某日去一兵士,購值五角之紙煙,擲二十元軍用票與之,令找十九元五角之現洋,鋪主持票有難色,即挨一耳光,急改容奉承兵士,加贈煙一盒且不受其錢,始得息事。商民在這種情形之下,只好相率閉門,前門外最熱鬧之街市,已變為荒涼冷落之場。各家門口多貼紅黃紙條,或書「本號遷移已空暫停交易」,或書「修理門面暫停營業」;其未曾關門者,所陳列之貨件,大半多價值極賤者,又如衣莊只見女衣,鞋莊只見女鞋,一般家人,以周轉活動之當鋪關閉尤多,當此金融緊迫之際,窮人所感痛苦,當更深切;四城菜市在平日人山人海,現亦非常冷落;各小錢店亦同樣閉門,縱身有現金亦無法兌換小角銅元,同時影響到全城十余萬黃包車夫皆無生意,遊戲場戲園酒飯館等,多設法關閉。

  總之,滿城皆現蕭條荒涼氣象。至四月二十六日,北京總商會雖在張宗昌恫嚇之下,勉強承認軍用票之流通,令市民照常開市,然人人都知所謂軍用票之擔保十分靠不住,仍多遲疑觀望,雖有開門者,已非複如從前之繁盛現象矣。

  (二)姦淫搶擄之慘狀 奉軍搶劫強姦之事,日有所聞,幾於書不勝書,凡道行服裝稍入時者每被剝下,稍有抗拒即遭槍殺,陳屍路側,無人敢問。各校女生多避回家,平日街上往來如梭之姨太太小姐等,固久已不見芳蹤。即普通婦女亦幾如鳳毛麟角之不可多遇,八埠尤物,更遷避不遑。婦女被蹂躪之慘狀,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有某姓婦途行,為三兵士擁入僻巷輪奸致死,死後複以刺刀戮爛其陰戶;又西直門一帶大軍營集,皆強據民房居住,留下婦女晝為之操作,夜供其快樂,其餘人等盡皆驅逐離宅,所有財帛雜物,且不准攜帶以出,率皆痛哭上道。

  (三)流離載道之四郊難民 奉軍集駐城外者十余萬,民房均被佔用,姦淫殺掠無所不至,被逐離家之難民皆紛紛入京,其數之多實難勝記,或三五成群,或結連數十百名,莫不傍徨四顧,不知其行止,狼狽之狀,非常可憐。記者行經西直門時,見一餓倒之老婦及一小孩,因詢其逃難之經過,此婦年逾七十,且哭且訴,自云:「家住黃村有二子二女兒一孫,自從上月起即飽受炮火的驚險,但還算沒有受什麼騷擾,即至國民軍退後,盼到不打仗了,不料反倒凶起來:每天接連不斷的有軍士闖入人家,要吃食,要茶水,樣樣供奉完了,他們又要搶,又要錢,一說沒有,便沒頭沒腦的亂打,所有的東西都被搜索盡了,兩個媳婦也被他們遭蹋,一個羞憤自殺,一個還被帶去不知下落,二個兒子一個已經被殺,只剩下祖母兒孫三人哭啼廝守。當時所以不逃,因為捨不得老屋和幾畝麥地,以為再忍耐,避十天八天,總可清靜,不料兵們越鬧越凶,見我家已無所有,便將耕牛也牽去,埋藏在地下的一點餘糧也被搜出拿去變賣,地裡的麥也被馬吃光,我的第二個兒子為和他們爭執又被刺刀戮死,我算是絕了生路,逃難來京,現已二天多沒有吃東西了。在我們那兒所受的痛苦,幾於家家如是。」

  現計各慈善團體先後設難民收容所,不下三十餘處,收容人數在三萬人以上,每處容留千人數百人不等,斗室之中摩肩接踵而睡,當此入夏悶熱,穿棉衣者十之八九,內熱與渴氣相感,無一處無告病之人,勢將發生傳染瘟病。然即此疫癘之場,來此尚絡繹不絕,蓋京畿二十縣,幾無不遭同樣慘劫,各鄉村中十室九空,凡在戰爭區域以內者,房屋均被毀壞,室內蓄糧一粒無存;其不在戰爭區以內者,牲口及耕牛均被徵發,當此下種之期,或者無種可下,或者無耕地之牲口,聞北京大善士有管吃管住之救濟所,故均紛紛來京。嗚呼!如許多的難民,正不知救災會諸大善士如何維持也。

  (四)熊希齡痛哭陳詞 當國民軍退出北京後,所謂北京元老王士珍、熊希齡、趙爾巽等,組織治安會維持北京秩序;但自奉軍入城後任意橫行,治安會已失其維持秩序之能力,反而見四郊難民之慘狀有不能不急籌維持者,於是遂發生改治安會為救濟會之議。當熊希齡在治安會召集各慈善團體代表報告四郊難民慘狀時,言至沉痛處,不禁淚奪雙眶,泣不成聲,全場多之黯然。最後有海甸商會會長李某即席報告海甸遭難慘狀,據稱西宛現未住一兵,因為兵們均樂意占住民房,一切供應,地方之力已竭,當地孕婦有被奸至墮胎傷損者,李言時亦吞聲哭泣,涕淚沾襟,合場感動,無不悲憤。熊希齡諸元老當允即日由諸元老致書各軍司令,剴切勸其嚴申軍紀,以救民命,眾始愴然散會。

  (五)邵飄萍君之死及北京的文字獄 奉軍在北京之暴行,北京各報多憚不敢言,惟京報社長邵飄萍尚以深刻諷刺之筆,據實直書,因此大遭奉軍首領之忌,欲得而甘心。邵卒被其友人所賣而被捕,判以死刑,於四月二十六日槍斃。其判決令云:「京報社長邵振青,勾結赤賊,宣傳赤化,罪大惡極,實無可恕,著即執行槍決,以昭炯戒,此令。」至此以後,北京報紙愈噤若寒蟬,不敢有所陳述。較激烈的分子,多紛紛逃出北京,奉軍愈可為所欲為矣。

  自奉軍入後,各學校多遭駐兵,學校經費固已不能發給,近且以撲滅赤化之名,搜檢各大學,凡較進步的左傾的教員學生,均視為犯有赤化嫌疑,聞被列名通緝者至四百人之多,王懷慶之保安辦法,且公然佈告:「宣傳赤化,主張共產,不分首從,一律處死刑」,又有反動派告密引線,所以現時凡平日稍有激進色彩者,均人人自危,如魯迅等好教授,亦不得不暫時深避。

  以上只舉一斑,然「反赤軍」的「造福」於吾民亦可概見了。

  (原載《嚮導週報》第一五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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