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讀書與用書

讀書與用書

　　一、三種人的生活

　　中國有三種人：書呆子是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工人、農人、苦力、夥計是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少爺、小姐、太太、老爺是享死福，死享福，享福死。

　　二、三帖藥

　　書呆子要動動手，把那呆頭呆腦的樣子改過來，你們要吃一帖「手化腦」才會好。我勸你們少讀一點書，否則在腦裡要長「痞塊」咧。工人、農人、苦力、夥計要多讀一點書，吃一帖「腦化手」，否則是一輩子要「勞而不獲」。少爺、小姐、太太、老爺！你們是快樂死了。好，願意死就快快的死掉吧。我代你們挖墳墓。倘使不願意死，就得把手套解掉，把高跟鞋脫掉，把那享現成福的念頭打斷，把手兒、頭腦兒拿出來服侍大眾並為大眾打算。藥在你們自己的身上，我開不出別的藥方來。

　　三、讀書人與吃飯人

　　與讀書聯成一氣的有「讀書人」一個名詞，假使書是應該讀的，便應使人人有書讀；決不能單使一部分的人有書讀叫做讀書人，又一部分的人無書讀叫做不讀書人。比如飯是必須吃的，便應使人人有飯吃，決不能使一部分的人有飯吃叫做吃飯人，又一部分的人無飯吃叫做不吃飯人。從另一面看，只知道吃飯，不成為飯桶了嗎？只知道讀書，別的事一點也不會做，不成為一個活書架了嗎？

　　四、吃書與用書

　　有些人叫做蛀書蟲。他們把書兒當作糖吃，甚至於當作大煙吃，吃糖是沒有人反對，但是整天的吃糖，不要變成一個糖菩薩嗎？何況是連日帶夜的抽大煙，怪不得中國的文人，幾乎個個黃皮骨瘦，好像鴉片煙鬼一樣。我們不能否認，中國是吃書的人多，用書的人少。現在要換一換方針才行。

　　書只是一種工具，和鋸子、鋤頭一樣，都是給人用的。我們與其說「讀書」，不如說「用書」。書裡有真知識和假知識。讀它一輩子不能分辨它的真假；可是用它一下，書的本來面目就顯了出來，真的便用得出去，假的便用不出去。

　　農人要用書，工人要用書，商人要用書，兵士要用書，醫生要用書，畫家要用書，教師要用書，唱歌的要用書，做戲的要用書，三百六十行，行行要用書。行行都成了用書的人，真知識才愈益普及，愈易發現了。書是三百六十行之公物，不是讀書人所能據為私有的。等到三百六十行都是用書人，讀書的專利便完全打破，讀書人除非改行，便不能混飯吃了。好，我們把我們所要用的書找出來用吧。

　　用書如用刀，
　　不快就要磨。
　　呆磨不切菜，
　　怎能見婆婆。

　　五、書不可盡信

　　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在書裡沒有上過大當的人，決不能說出這一句話來。連字典有時也不可以太相信。第五十一期的《論語》的《半月要聞》內有這樣一條：

　　據二卷十二期的《圖書評論》載：《王雲五大辭典》將湯玉麟之承德歸入察哈爾，張家口「收回」入河北，瀛台移入「故宮太液池」，雨花臺移入南京「城內」，大明湖移出「曆城縣西北」。

　　我叫小孩子們查一查《王雲五大辭典》，究竟是不是這樣，小孩子們的報告是，《王雲五大辭典》真的弄錯了。只有一條不能斷定，南京有內城、外城，雨花臺是在內城之外，但是否在外城之內，因家中無志書，回答不出。總之，書不可盡信，連字典也不可盡信。

　　六、戴東原的故事

　　書既不可以全信，那末，應當懷疑的地方就得問。學非問不明。戴東原先生在這一點上是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引導。東原先生十歲才能開口講話。《大學》有經一章，傳十章。有一條注解說這一章經是孔子的話，由曾子寫的；那十章傳是曾子之意，由他的門徒記下來的。東原先生問塾師怎樣知道是如此。塾師說：朱文公（夫子）是這樣注的。他問朱文公是何時人。塾師說是宋朝人。他又問孔子和曾子是何時人。塾師說是周朝人。「周朝離宋朝有多少年代？」「差不多是二千年了。」「那末，朱文公怎樣能知道呢？」塾師答不出，讚歎了一聲說：「這真是個非常的小孩子呀！」

　　七、王冕的故事

　　王冕十歲時，母親叫他的面前說：「兒啊！不是我有心耽誤你，只因你父親死後，我一個寡婦人家，年歲不好，柴火又貴，這幾件舊衣服和些舊傢伙都當賣了。只靠著我做些針線生活尋來的錢，如何供得你讀書？如今沒奈何，把你雇到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可得幾錢銀子，你又有現成飯吃，只在明天就要去了。」王冕說：「娘說的是。我在學堂裡坐著，心裡也悶，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讀書，依舊可以帶幾本去讀。」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日點心錢也不用掉，聚到一兩個月，偷空走到村學堂裡，見那闖學堂的書客，就買幾本舊書，逐日把牛拴了，坐在柳蔭樹下看。

　　現在的學校教育是對窮孩子封鎖，有錢、有閑、有面子才有書念。我們窮人就不要求學嗎？不，社會就是我們的大學。關在門外的窮孩子，我們踏著王冕的腳跡來攀上知識的高塔吧。

　　（原載1934年11月10日《讀書生活》第1卷第1期）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