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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幹部的幾個工作方法問題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

  這幾個問題,主要是針對領導機關中做領導工作的同志來講的。但其中有些問題也不限於這個範圍。把它們歸納在一起,是為了講得集中一些。

  必須具有既勇敢又謹慎的風格

  沖天幹勁與科學分析精神,戰略上藐視困難與戰術上重視困難的思想方法必須很好地結合,很好地掌握。作為高級領導機關來說,要辯證地掌握好這種精神。做好工作,我認為必須具有既勇敢又謹慎的風格。什麼是勇敢?勇敢應該是掌握了客觀事物的規律,對所要解決的問題滿懷信心的表現。只要看到事物的主流方面,即使在萌芽狀態,也要抓得很緊,毫不含糊,毫不猶豫,力排眾議,勇往直前。這就是勇敢。但另方面,在決策時,必須十分謹慎,特別在決定關係到群眾利益的生產、生活問題的時候,要充分注意群眾的眼前利益與國家的長遠利益的正確結合。兩者之間要搞得好,不是一下子就能解決的,它需要有一個過程,因此就更需要謹慎。在我們中國有句古話,叫做「劍膽琴心」,很明白,這就是既勇敢而又謹慎的意思。有一個資產階級軍事著作家叫克勞塞維茨的曾經說過:高級將領與下級幹部應該有所不同,高級將領應多謹慎;下級幹部應多勇敢(大意如此)。只要不把他的話絕對化起來,是有道理的。我看縣委以上党的領導機關在決定問題時就應該側重謹慎,因為一個大的決策定下來,如果不符合實際情況,會引起很大的不良後果。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在這方面是有著非常好的傳統的,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歷來強調不打無準備的仗,不打無把握之仗,強調我們即使在很順利的條件下,也要經常注意困難條件,要估計到最壞的情況。毛主席在中國革命戰爭處在敵強我弱,敵大我小的年代裡,提出了在戰略上我們是以一當十,以寡敵眾,以少勝多;但在具體的戰役、戰術上,卻始終堅持以十當一,以眾敵寡,以多勝少的原則。這就是辯證法,是既勇敢又謹慎的風格的示範。我們要很好地學習,很好地掌握,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把我們的工作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之上。所謂謹慎,是指在行動之前要多研究各方面情況,或是用以點帶面的方法進行工作而言,決不能因為我們強調謹慎就裹足不前,決不能因為我們強調謹慎就對上級的指示不堅決貫徹。相反,我們強調謹慎正是為了更勇敢地前進,更好地執行上級的指示。謹慎與勇敢也是既對立又統一的。

  要敢於正視逼人的形勢

  形勢逼人,是什麼時候都存在的。因為任何時候各個地區的工作發展也難以平衡。總是要有先進與落後。先進帶動落後,落後追趕先進,這就是我們工作發展的一般規律。因此,對於逼人的形勢要正視它而不要回避它;要承認它而不要懼怕它。做工作一個時期比較突出,一個時期比較落後是經常出現的。當工作落後時,要沉住氣,努力追上前去。要知道永遠保持先進是不可能的,冠軍只有一個,而且當冠軍的人也不可能永遠當冠軍。作為領導者,對先進進行表揚,對落後進行批評,是應該的;但要適可而止,不能過分。過分了就會使人家從心裡引起反感。報紙和宣傳工作要注意這一點。但作為落後地區的人卻不可有這樣想法,如果自己落後了,唯一的想法就應該是沉住氣,變被動為主動,變下游為上游。在這個問題上,我看學學劉邦和司馬懿倒大有好處。劉邦和項羽爭天下,打了無數次仗,劉邦當時力量微小,一時難於取勝,但他並不灰心,他所採取的主要戰略就是沉住氣。這在《史記》的《項羽本紀》與《高祖本紀》裡都有很生動的描寫。項羽有一次在陣前以平息戰爭解決民困為名,要與劉邦決勝負,劉邦仍舊笑著辭謝,說「吾寧鬥智,不能鬥力」。劉邦常常是採取高壘深塹的防禦手段,來爭取力量的變化。結果垓下一戰,把項羽打垮,最後奪得了上游。司馬懿對待諸葛亮的方法,則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了沉住氣的重要。當時西蜀糧草不夠,急於速戰,司馬懿看出了諸葛亮這個弱點,因此,「以逸待勞」,經常不與諸葛亮交鋒,以爭取取得最後勝利的主動。後來諸葛亮想改變這種對自己的不利形勢,急得沒有辦法,叫人送婦女的衣服給司馬懿,並寫信罵他再不打就是婦女的行為了。但是司馬懿仍是很沉著,款待了來使,詢問了諸葛亮的起居近況。最後,仍舊是司馬懿這方面得到勝利。當然,我們地區和地區之間的關係,絕不是項羽和劉邦或諸葛亮和司馬懿之間的關係,我只不過藉以說明是否沉得住氣而已。去年廣東就有沉不住氣的毛病。一聽說別的地區早稻生產超過了自己,鋼鐵人家也比自己搞得快,就有些吃不消,有些沉不住氣。其實這是不必要的,是自己背了自己包袱的緣故。去年各地壓力很大,是事實,但主要的是怪我們沉不住氣。所以我們特別要記取,一個高級領導機關,要有高度的自信力,參加核心領導的同志,對自己的領導核心要具有堅定信賴,對一些流傳閒話可以不聽,對一時的得失,一時的毀譽不要計較得過多。有時我們落後了,不要緊,沉住氣,迎頭趕上去便是。

  海瑞與魏征

  我想提到明朝海瑞的故事。海瑞,生在危機四伏的十六世紀後葉的明朝。那時,封建統治階級的昏憒、貪鄙和殘酷達到了極點,尤其是當時明嘉靖皇帝朱厚熜,昏暴腐敗。海瑞在這種環境中,慷慨進諫,上呈了他的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書》。海瑞上書後,買了棺材,遣散僮僕,告別家人,準備被捕或被處死。後來果然被捕入獄,直到朱厚熜死後他才出獄。應該說,在那樣的環境,憂國憂民,把生死置之度外,提出自己的意見,這樣的風格確是難能可貴的。除了學海瑞,還可以學學魏征。作為封建帝王來說,唐太宗李世民是比較開明的,比較容易聽取反面意見的,正因為有了這麼一種環境和氣氛,所以魏征很敢於提出自己的意見,為了說明問題,他甚至舉出亡國的君主做例子來諷諫,以至李世民把自己當做金礦中的金子,把魏征當做冶金的良匠。我們的時代和以前的封建時代大不同了,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它從來就是要求大家開展批評,敢於提意見。作為黨員,更應該放棄個人的得失,為了我們的事業,敢於提出自己的意見。當然,作為各級的領導者,應當切實做到從善如流,虛懷若谷。否則我們確有愧于共產黨員的稱號,更不要說是領導者了。

  通氣問題

  上下通氣,互相通氣,我看主要是要聽反面的意見的問題。通氣就要有不同的兩個鼻孔,只有正面意見,那就只有自己相同的一個鼻孔通氣,這不能算真正的通氣。只講成績,不講缺點容易助長思想上的片面性。要多聽反面意見,考慮問題才會全面,即使反面意見未接觸到事物的主要方面,但對我們瞭解問題更全面一些、更深刻一些也有好處。「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就是這個意思。領導上應該養成善於聽取反面意見的習慣。不做到這點,很難算是高明的領導。因為高明的領導看問題應該是很全面的,如果不能彙集各方面的意見,加以比較,加以分析,那怎麼能夠全面呢?

  與這個問題相聯繫著的,還有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九個指頭要講,但有時候也要講一個指頭。領導機關更應該多講一個指頭。因為大家都清楚成績是肯定的,誰也否認不了的。尤其是在工作順利的時候,多講一個指頭更有好處。

  保護幹部的積極性問題

  我們的工作是通過廣大幹部去做的,因此,幹部的積極性什麼時候都要保護,沒有幹部的積極性就不能做好工作。有問題我們應該替他們擔當起來。有些人認為幹部做工作只能完美無缺,不允許犯一點錯誤、有一些缺點,因而一旦看見一些缺點就指手劃腳,大發議論,這是不好的。但是另方面也要注意對幹部必須不斷加以教育和提高,有了缺點和錯誤必須進行批評,問題是要採取教育的態度。共產黨人是經常強調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這不僅出於我們對人民群眾利益的高度責任感,而且基於我們的認識論。我們的事業既然是人民的事業,就必須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吸引人民群眾關心並且來監督我們的工作。對工作中的缺點,哪怕是很小的缺點,都要加以克服。同時,我們對事物的認識不可能一開始就很完備,必須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不斷加深。如果有了缺點和錯誤,不加以批評,就很容易使其脫離群眾,這是沒有好處的,也不符合認識事物的規律。只有拿起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武器,我們才能更好地聯繫群眾,更好地暴露與認識事物的本質方面。只要我們幹部能經常正視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就能不斷提高我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從而正確地改造我們的世界。

  (1)這是陶鑄同志在中共廣東省委(擴大)汕頭會議上所作的總結報告《總路線與工作方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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