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何雲同志|陶鑄

悼何雲同志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一日）

　　每當聽到一個同志犧牲的消息時，總要引起我們無限的哀痛。他們都是在沙場上視死如歸，或在法庭上臨節不屈的壯士。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他們的犧牲不僅是黨的而且是全國人民的無可彌補的損失！

　　使我哀痛最深的，是這次何雲同志的犧牲。當左權同志犧牲的消息傳達到延安時，我按照那種情況，估計何雲同志也許完了。後來並無壞的消息，我也將心放下，可是終究懷疑變成事實，從此幽明永隔，黨失了這樣一位戰士，我也失了一位很好的戰友。「寂寞難忘是友情」的感覺，沉重地壓在我的心頭。

　　我與何雲同志的認識，是在一九三三年夏，我被捕解押在南京憲兵司令部時。那時他與我同號，後又判送中央軍人監獄。我們是於「八·一三」上海抗戰後才被釋放出來的，在這種痛苦的，長期的患難相共的監獄生活中，我們之間建立了很親切的同志友誼。出獄後我被派赴武漢工作，他不久亦因南京失守來到武漢，在《新華日報》工作，時相過從，我們是更加親切了。武漢快要失守，我去鄂中，何雲同志被派往晉東南，創辦華北版《新華日報》，致彼此不通消息。記得一九四〇年我由鄂中來延，路過重慶，晤梓年、漢夫，得知他一些消息。至西安辦事處曾寫了一封信給他，但始終沒有回信，我以為他或許調動了工作。後詢華北回來的同志，知他仍在原處工作，非常努力，工作甚有成績，且鍛煉得比以前更為堅強，我是頗為安慰的。後聽到他結了婚，那不消說我自更為故人慶倖的了，滿以為在不久的將來，能在北平城下相見，痛飲三大杯，暢述離情。然而今天，我們的何雲同志是壯年殉國了。遙望燕雲，竟不能憑棺一哭，只能候他日驅走日寇，還我河山，至太行山上親詣墓前一吊，聊抒我悲痛，能不愴然！

　　何雲同志是犧牲了，這對於黨是一個很大的損失。關於他的生平及各個時期在工作上的表現，有很多同志為他表揚，我不想去提它，對於這樣一位戰友的犧牲，使我最難以忘記的，是他能在生死關頭站得住腳，組織觀念很強和為人很熱忱，在患難中能顯出他真實純潔和對同志的愛。可不是麼？在一九三三年何雲同志被捕在憲兵司令部時，那裡空氣是極壞的，充滿了慘無人道的事情，什麼正義，道德，文明，愛，在那兒是看不到影子的，有的是慘毒的刑罰，有的是瘋狂的屠殺，有的是死的威脅，利的誘惑，製造寡廉鮮恥，出賣靈魂的勾當。許多人經不起這樣考驗，墮入了那罪惡的淵藪。那時我們目睹這種現象是怎樣的痛心呵！何雲同志當時還是一個新的黨員，他一進到憲兵司令部後，雖因看到一些曾自命為最革命的人，結果成為最無恥的叛徒，不無感慨與有點失望，但他與我們在一起，是始終站在黨的立場上而戰鬥的，不管當時受到怎樣的威脅，利誘，他毫不為之動搖，反之，他以很老練的姿態，積極地參加反叛徒的鬥爭，與幫助一些意志薄弱的同志保持堅定。我當時很驚奇他這種革命的品質。在那種暗無天日的環境中，那是何等地難能可貴呵！使我歷歷如在目前的，是在一個黃昏的時候，拘留所當局找我出去談話，同志們以為我第二天清晨一定要到雨花臺（那是槍決犯人的地方）去了（因為我的案情相當嚴重，在拒絕「優待」與談話後，是準備給他們「打靶」的，而該拘留所要把哪個人「打靶」時，照例先一天下午要找出去談話的）。當我談完話，回到號子的時候，許多同志都面帶戚容迎接我，何雲同志更熱烈地握著我的手，幾乎說不出話來（這是何等偉大的感情呵）！同時他張羅為我弄了一桌「餞行」酒來，勸我多吃點，他以極熱烈的感情表現於他的每句話來鼓勵與安慰我，並教育當時同號的許多同志。我當時真感動極了，我心中暗暗發誓：我明早如到雨花臺去，一定要死得很壯烈，這才對得住這些同志。夜深了，我無論如何也睡不著，何雲同志這時突然爬到我的身邊，很激動地對我說，他是一個新黨員，他看見一些老黨員經不起考驗，動搖叛變，心裡很難過，但當他看到許多同志作艱苦卓絕的毫不妥協的鬥爭，甚至以自己的血來衛護党和革命時，他很感動，給他對革命的堅定以很大的幫助。他又安慰我，明天萬一我有不幸，他一定與同志們堅持到底，要我安心，我的家庭他亦要設法通知與接濟。一直談到天亮他都陪著我。後來我並未被「打靶」，而傳來的消息，卻是說我已被判處無期徒刑，馬上要送監，這在我當然是一種欣喜，因為暫時從死神的威脅下解放出來。何雲同志則好象小孩一樣地高興，為我的生命獲得保存而慶倖。我去監獄後，不久他也來了，而且也是背著一個無期徒刑。他很高興與我在一處。我為這位身體不好的文弱書生要過長期的監獄生活會吃不消而擔心，但他卻滿不在乎。而以後四年多的監獄生活，也完全證明我這種擔心是多餘的。他很堅定地度過四年多的監獄生活，乾淨地進去，乾淨地出來。不僅如此，而且他在監獄中，還用各種方法來幫助同志，特別是他利用在「教誨室」工作之便，儘量為同志們弄書籍，儘量給我們提供許多外面的消息。他從外面弄點東西，也從不個人享受，而儘量分送各身體不好的同志。如果說「教誨室」是一個很不乾淨的地方，大家都對它沒有什麼好感，但對何雲等少數同志則是例外，他利用這個地方替全體同志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同志們是很尊重他的。後來在監獄進行的鬥爭中，何雲同志雖也曾有些缺點，但很快就糾正了過來，他是始終站在正確的這一邊的。我總感覺到，何雲同志的組織觀念是很強的。不管在憲兵司令部與在中央軍人監獄內，那時如果不以純粹的自覺性來表現你對党是忠實的，對集體是尊重的，誰也不管你，誰也不敢管的。有不少同志就在這種地方不能表現出他的黨性，而何雲同志則完全相反，他能在這種地方表現出黨性。他尊重大家的意見，有利於革命有利於黨的事情要他做，他總盡力去做，從不講價錢與考慮個人的得失安全。何雲同志具有這種優良的品質，所以後來在《新華日報》華北版工作時，大家都說他黨性很強，那是很自然的。總之，何雲同志作為黨員來講，確是一個很好的黨員；作為朋友來說，那更是一個很夠朋友的人，他真能肝膽照人。我起初只以為他熱情，和氣，很可親近，其實他之為人，並不止此。他是一個非常有血性的人，很具有為人的各方面的道德。我很慚愧，當他從監獄出來，因有點事情沒弄清楚，曾有一個短時期未恢復組織關係，只分配他在《金陵日報》工作，當時我雖力為之辯明，但未得到解決，我便走了。可見他是能充分原諒我的。後來在漢口，我蒙受一個冤枉，許多過去很接近我的同志，便無形疏遠了，我有時到《新華日報》去，只有他是仍舊那樣地對我親切，他還幾次跑到我的住所安慰我，並很憤慨於黨內也有一些隻看風色，明哲保身的人。當時我是只能以苦笑來接受他這種真摯的友誼。是的，在那種情形下，我能夠對他表示什麼呢？現在，我只覺得這種友誼對於我是怎樣地有價值呵！

　　何雲同志是死了！這對黨確是失去了一個很好的戰士——特別是在黨的新聞事業上，在我個人則是失了一位很好的戰友，我是永遠忘不了這個戰友給我的幫助的。可是我沒有眼淚，我只有用我尚未消失的生命，永遠戰鬥著來安慰故人于地下！

　　(1)這是陶鑄同志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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