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報告|蘇兆征

關於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報告

　　——在泛太平洋勞動會議秘書處第二次會議上

　　（一九二八年二月四日）

　　各位同志：我謹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向泛太平洋勞動會議秘書處這次會議致敬，並歡迎來自各國的代表們。

　　在過去的三年中，中國工人階級在革命鬥爭中起了領導作用。1925年「五卅」運動喚起了全中國的工人和城市貧民，使他們積極地投入了國民革命運動。在這個運動中，各個城市都發生了罷工，農民鬥爭開始具有巨大的規模，香港實行的罷工，獲得了鼓舞著全世界的成就。廣州形成為革命的中心，它擊潰了南方的軍閥，並發動北伐，直抵武漢與長江流域。在鬥爭中，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並肩前進。但同時群眾的生活極為貧困，他們必須為生活的立即改善而努力對此，資產階級表示不能同意，在革命運動內，按照這些階級的路線，鬥爭發生了，資產階級分子轉過頭來反對革命。

　　自資產階級變成反革命以後，他們的第一個念頭便是對工人階級進行反攻。為此目的，他們在上海舉行了各省和地方商會的全國會議，組成了一個中央聯合會。由國民黨付諸實施的，這個團體的綱領，主要有四點：（一）政府應取消從前各工會與廠主訂立之一切協議；（二）一切工會應被禁止；（三）雇用和解雇工人之權應絕對屬雇主，無任何限制；（四）商人應建立自己的武裝（「商團」）。同時他們正在組織某些工業的特別雇主聯合會；如，為了反對罷工和鎮壓工人，英國、美國和日本紡紗公司，新近組成了一個聯合會。在長江和粵港的航運業中，中國雇主和帝國主義者雇主已經組成了聯合的協會。

　　資本家進攻的主要武器是軍事力量：外國的武裝和最殘酷的國民黨軍閥。在英美煙廠的罷工中，出動了英國部隊。日本紗廠用了日本部隊。在東三省，日本部隊被用來反對工人。在漢口，英國和日本部隊已經殺死了工人。在香港，政府逮捕不合己意的任何工人，並送交廣州當作共產黨人加以處決，香港工人稍有活動，結局也是被送交廣州，國民黨政府為此與英國當局保持著最密切的聯繫。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和反革命合作，照例引渡工人，送去槍斃。國民黨已公佈法令，宣佈罷工者和鼓動罷工者將被處死。

　　國民黨已成為資產階級、軍閥，帝國主義者和地主的劊子手。他們已經取消了各工會的一切協議；禁止一切工會，拒絕給予工人所有的所謂自由。他們說，國民黨從前許可的罷工、集會、出版等等仍然允許，但除非為了他們自己的某種反動措置、或實行某種欺詐的陰謀，之外均不允准。工人生活在極端的白色恐怖之下。雖然蘇聯無產階級幫助中國已有數年之久，國民黨卻與蘇聯斷絕了關係。中國工人一直認為，蘇聯是自己最親密的不可缺少的朋友。

　　反動派利用國民黨屠殺共產黨人。從四月以來，除了共產黨以外，中國沒有一個黨是革命的。反動派解散工會，逮捕並殺害其領導者；他們委任叛徒或資產階級的官吏「改組」工會，企圖接管他們，並由反動國民黨加以控制。這些事在全中國都有發生。二月間，他們在江西贛州刺殺了當地總工會委員長，開始反動。三月間，上海工人發動暴動反對孫傳芳，援助南方軍隊。在軍隊抵達之前，工人武裝佔領了上海，但是在蔣介石到達之後，他的第一個行動便是殺害數百工人。在上海，國民黨從未停止逮捕與殺害工會領袖。四月間，軍閥李濟深在廣東發動政變，一個晚上逮捕了二千多工人，並且槍斃了其中一百人而沒有宣佈他們的名字。在那些被謀殺的人中，有廣州工人代表會的主席。在湖南，國民黨領導者殺人以千計。在湖北，他們強迫工人接受充當工資的沒有價值的軍用票。當兵工廠工人要求實物工錢時，他們殺死了工人的領袖，並以武力鎮壓罷工。他們還殺了人力車工會的領袖和紗廠工會的職員。武漢鐵路工人舉行示威，要求發放拖欠了十一個月的工資，結果遭到白色恐怖的鎮壓。在河南，在「基督教將軍」馮玉祥的統治下，三百紗廠工人因罷工而被殺，河南總工會被禁止，它的領袖被殺，原因是他們支持了鐵路工人發放拖欠工資的要求。在四川，在鎮壓工會時，成百的工人被殺。在廈門，當工人集合起來要求釋放被捕的領袖時，部隊竟向他們開火，殺死無數。在安徽，出現了同樣的事件，總工會的委員長因為提出了增加工資的要求，被捕了；他已經失蹤，生死未明。在北方：在奉天，七個礦工因繼續罷工而被殺。在北京，十二個鐵路工人因要求發放拖欠了九個月的工資而被槍決。在廣西，成百人被捕和被殺。在各地，都可說出同樣的或類似的情況。

　　但是，工人階級的革命感情決不稍減。工人在自己原來的工會領導之下，繼續進行鬥爭。

　　中國統治階級即使是採用這種辦法能穩定自己的地位嗎？我們回答說：不能。正如帝國主義不能穩定它自己一樣，中國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僕從們，更不能穩定自己。甚至，在他們自己中間也不能達成協議，如，敵對的帝國主義者，他們只能在鎮壓革命時取得一致。以往，當工人階級運動強大地領導著國民革命，國民黨尚未叛變，帝國主義者被趕走了，租界被收回了；那時，帝國主義者為了撲滅革命，能夠暫時地聯合起來。但是現在，隨著軍閥之控制國民黨，反帝革命鬥爭之倒退，所有的帝國主義者又沖了進來，他們勾結了各爭吵中的軍閥，掠奪一切他們能夠從另一方掠奪的東西，如日本之從英國，美國之從英日；他們在鎮壓革命上的團結一致，讓位於瓜分戰利品的劇烈鬥爭。每一個帝國主義者都企圖爭取各式各樣的軍閥；而軍閥，他們除了貪婪金錢和權力以外，毫無共同之處，並且墮落為拼命掙扎的雇傭兵集團。因此，戰爭不會停止。因此，他們並不統一，並不穩定。他們組成了各種聯合與組織，逐日更替，但他們不能夠鞏固。

　　進一步看看經濟和財政。軍閥政府銀行的紙幣繼續落價。在武漢，任何人都不接受鈔票。在廣州，鈔票的價格一元只值三角，並且還在繼續下落。即使在北方，奉天張作霖的鈔票迅速變成不值錢的東西，以致經濟生活完全失常。經常發生的戰爭破壞了所有的運輸，各地的商業正在衰落，工廠正在倒閉，外國的貿易也縮減了。軍閥在國民黨的旗幟下，各自為自己的私利而鬥爭，他們的第一個目標就是為自己的腰包爭得更多的錢財、更多的地盤、更多的部隊、更多的武器。他們能勒索的賦稅畢竟有個限度，但是這個限度遠不能滿足他們的貪欲。他們掠奪人民，轉而彼此掠奪。今天他們完全和好相處，明天他們就繳別人的械。軍隊正在每時每刻地擴大，以致對受苦人民的過度的剝削所得，已不敷他們的資用；一個軍閥必需打倒另一個，為自己爭得生存的地盤。因此，集團間，聯盟間，經常是變動，經常是鬥爭，經常是戰爭。由於這些理由，他們沒有也不可能穩定。

　　工人和農民的狀況不斷惡化。上海雇傭工人每月的平均工資是十一銀元（墨西哥銀，合美金五點五元，或二十二先令）。仍在開工的工廠裡，工人們工作的速度加快了；在紡紗廠，由於打垮了工會，每三個工人便被削減了一個；留下的二人要做從前三個人做完的工作；吃飯時間減少了，工人不准坐著工作，從前各工會的協議被取消了；工時加長了，工資減少了。海員工會在大罷工中贏得的協議已經被取消了，香港機器工人的工資，在一九二一年的鬥爭中增加了，現在又減低到他們從前的等級。同樣的事情，到處繼續在發生。在這種形勢下，工人們必須繼續鬥爭。

　　工人們在毅然地繼續鬥爭著。在上海，僅十二月份。即有五十起罷工。其中包括店員、紗廠工人、電車工人的大罷工。在漢口，鐵路工人包圍了局長，要求支付工資，一萬余紗廠工人公開集會示威，要求恢復他們原來的協議，發放花紅；當「改組委員」企圖制止示威時，有七個「改組委員」被槍斃；人力車夫罷工，反對將車租從每天八十枚增加到一百四十枚。在河南，鐵路工人已有九至十一個月沒有發給工資，他們從站上奪得鈔票，自己進行分配，因為他們知道鐵路的收益已被馮玉祥拿去用於軍事目的。河南的紗廠工人最近罷工，反對削減工資。在湖南鐵路工人由於路方拒發工資，聚集起來佔領了市鎮，雖然他們只有一枝連發的手槍。在廈門，汽車司機新近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在東三省，與京綏鐵路工人開展增資運動的同時，發生了一系列的礦工罷工。在香港，造船廠工人，由於銀價下跌了百分之五，要求發放現鈔。香港的樹膠工人發動了罷工，四個領導人被捕，但是工人在總督署前舉行了示威，使他們獲得釋放。不僅已發生了如我們例舉的由赤色工會領導的這些鬥爭，甚至在廣東反動的機器工會控制下的工人，也參加了我們領導的鬥爭廣州機器廠工人，在我們領導下罷工已有五個多月之久；機器工會不僅沒有幫助自己的會員，而且與此相反，去「調停」罷工，因此，現在廣州機器工人已完全置於我們的影響之下。從前香港的造船工人受機器工會的領導，但他們最近的運動是我們領導的。

　　中國工人今日的鬥爭，不能局限於純粹的經濟鬥爭，工人們被迫起來以武力推翻軍閥，建立自己的政權。在上海，去年三月，工會參加並領導了援助國民政府的三次暴動原文如此——譯者，現在國民黨已被新軍閥所掌握，用同樣的鬥爭去反對他們，是必要的。自武漢政府瓦解以後，七八月間，九江工人聯合二萬餘起義的部隊，舉行了暴動。新近，即十二月，廣州的工人與農民及一團士兵一起，參與起義，掌握了三天政權，這是自四月十五日政變以來長期鬥爭準備的結果；四月廿三日進行了總罷工，然後是一個反對取消工會協議的運動，六月廿三，沙基慘案周年紀念日，在「打倒蔣介石」的口號下，工人舉行了大示威；十月十四日，海員的一天罷工，得到了整個工人運動的聲援，群眾舉行了集會，接著有萬余工人在紅旗下遊行，沖到被反動派佔據的海員工會大樓，重新接管了該樓，打死了四個反動的「改組委員」，所有的工會以此為範例，驅逐「改組委員」，要求從監獄中釋放被捕的領袖，如此等等，一系列的鬥爭直接導致了十二月的起義。

　　農民的起義遍及全中國各地。廣東的運動，特別強大；農民蘇維埃統治了海豐、陸豐、海南島，以及廣東北部的幾個縣。起義正在湖南湖北擴展，在某些縣，起義者仍然掌握著政權，雖然尚不及廣東那樣強大。湖北某縣，十萬農民起義，但隨後被軍閥擊敗。在江西西部，農民統治了萍鄉周圍的幾縣，甚至在江蘇，許多縣也發生了起義。不僅華中和華南的農民運動置於我們的勢力之下，而且在北部和最遼遠的地方，也發生了起義，最近東三省的大刀會就是一例。

　　工人不能容忍目前的狀況。農民也處於同樣的地位。鬥爭始終在繼續。現在群眾循著廣州工人十二月十一日指明的道路，由工人農民奪取政權。

　　工會的現狀，在去年五月在漢口召開的泛太平洋勞動會議成立會上，我已向秘書處作了關於我們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歷史、發展和成就的報告。你們知道了我們在一九一九年開始的運動，以及何以在一九年二五年「五卅」大罷工運動以後，我們成了中國革命發展中的支配力量。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舉行于廣州，一九二七年舉行於漢口——每一次都標誌著進一步的發展。

　　隨著一九二七年代表大會之召開，一個新的時期開始了。我們從前的合法的工會會所，已完全被所謂「改組委員會」等等反動工具佔領，他們是由軍閥委任、出錢，並向軍閥負責的。同時，我們被迫轉入地下。反動派委任的領導人大多數不是工人，雖然他們自稱為工會的「執行委員」，有些是軍閥的人，有些是資產階級有知識的傭僕，少數是工人叛徒。他們直接受命於國民黨。他們對工人說，政府委任他們前來「指導工會為國民革命服務」。他們強收會費，並以武力逮捕一切拒交會費的人。工人們被請去向這些「執行委員」提出對雇主的控訴，他們表示願意將工人們的要求提請國民黨批准，但實際上他們卻走到雇主那裡，利用這些要求向雇主勒索賄賂。然後，他們又對工人說國民黨不同意工人的要求。因此，他們掙錢有三種方法：從政府取得薪水，從工人取得會費，從雇主取得賄賂。

　　每一軍閥各有自己的一套「改組委員」，他們彼此間的鬥爭猶如他們的主子所為。這樣，由李濟深委任的廣州「改組委員會」接管了海員工會，奪去了存在銀行的工會基金四萬三千元，並將它花掉。李濟深被張發奎趕走以後，張設立了一個新的「改組委員會」，它沒有基金，不得不另尋新的勒索辦法，他們用強制手段向每一個香港罷工工人搜括六元錢，當時，工人們剛好領到政府為了結束罷工而支付的年金。現在李濟深又回來執政了，第二個「改組委員會」挾著它新的財寶逃走了，而第三批「改組者」正在準備用新的手段來填充自己的錢包。

　　這些「改組委員」到處都作偵探，一方面把工人交給軍閥處決，同時他們在書面上記載著，在「他們的工會」裡有成千上萬的工人。但是工人們並沒有加入這些「工會」，只有為數極少的落後工人曾經暫時被騙。

　　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內部的另一個工具是廣州和香港的機器工會。這個工會有一定的歷史和若干群眾。從前它擁有8%—10%的工人，它是由一個行會發展起來的，現被一小撮始終與反動派保持密切聯繫的反動分子所控制；它曾支持軍閥陳炯明驅逐孫中山先生出廣州，現在它又支持著廣東的新軍閥。雖然，應用法西斯手段統治著這個工會的領導人是反動的，但他們控制下的工人並不如此壞。他們的一部分會員在我們領導下罷工已有五個多月之久。因此，這些會員現在對我們日益友好，而敵視他們的領導人，他們說：「我們的領導人告訴我們要支持國民黨，但他們沒有為我們向國民黨爭得什麼，警察壓迫我們，我們得不到保護；他們引導我們走上歧途。」他們還說：「當赤色工會和共產黨人支持我們，我們同意他們的要求的時候，我們為什麼要反對他們呢？」機器工會中另一個有意義的進步，出現在被改工會控制的香港造船工業中。十一月間，他們發動了一個運動，反對縮減工資，要求滿月工資；機器工會反對他們，但我們的秘密工會給他們幫助。一個群眾大會採納了我們的提議，決定奮力行動；但是機器工會一面偽善地表示服從群眾的這一決議，同時秘密地向香港政府告密，出賣運動的領導者，並勸說政府如何撲滅這一運動。然後，他們接受了一個他們稱為「妥協」的解決，據此辦法，工人們沒有實現自己的要求，而只得到了少些吃飯的時間。工人們被激怒了，並看透了機器工會領導人的叛賣；現在更容易使這個反動的工具在香港工人面前失去信用，雖然他在廣州還控制著兵工廠和自來水廠。但即使在那裡，工人們的心境也可以從下列事實中看出：在十二月十一、十二及十三日，當蘇維埃政權統治廣州的時候，這些工人繼續工作，沒有罷工，表示他們贊成我們的口號。機器工會作為一支反革命的力量，它的全部勢力不是依靠什麼工人群眾，而是依靠軍事力量，即所謂「體育鍛煉團」。

　　第三個工具是蔣介石現在在上海成立的「工人總會」。原先，由他建立的「工人組織統一委員會」，已經完全喪失了信用，以致必須另找新的工具。雖然他假裝要反對「統一委員會」，但實質上是同一類貨色。它狡猾地開始運用新的策略，表示願意援助英美煙廠的罷工（罷工是由我們發動的）。在給罷工工人以津貼的掩護下，他們逮捕了我們的領導，然後與雇主和解；廠方對工人作了意義很小的讓步，給了政府幾百萬元錢。當工人提出要求時，新的「總會」更是迅速地去應付這一要求，企圖去取得一些微小的利益。它利用了改良主義的偽裝，說要與日內瓦及阿姆斯特丹建立聯繫。因此，它與機器工會一樣，比「改組委員會」、「工人組織統一委員會」更加危險。

　　儘管白色恐怖盛行，赤色工會卻依然存在，但不是公開地而是秘密地存在著。原來的上海總工會、廣州工人代表會、漢口總工會、湖南總工會、各工業工會和大城市的工人代表會——都存在著並起著作用，但都處於秘密中。他們全都與中央、即中華全國總工會保持密切的接觸，並對工人們握有充分的權力。但是，技術工作還十分混亂。現在不可能保存會員登記簿，這太危險了。會費沒有照常交付，因為收會費的人一被發覺，便被立即槍決。因此，我們不可能提供關於目前組織力量的數字，去年六月，它有會員二百八十萬人。在我們的歷史上，我們的組織已被數次解散，又數次重組，所以這一次對我們已不完全是新的經歷了。我們的直接任務是加強工會的組織。

　　我們的第一個任務是使我們的工會更深地在群眾中生根。在這方面，任何表面性都將是一個致命的弱點。從前，我們習慣於在合法條件下生長，目前的事實已造成更多的困難，但是我們正在很快地學習如何安排自己。我們已經更加進步了，我們已以更穩妥和更實際的方法，來對待我們的工作。在廣州，在這方面取得了最大的進步，我們在那裡已有了更多受過訓練的、有經驗的領導者。在漢口，工會正年輕，它們始於1923年，但立即遭到鎮壓；只是在我們參加武漢政府的六個月中，它們作為群眾機關工作著；所以，漢口的運動面臨著更多的困難。上海，象廣州一樣，有較長的非法鬥爭的經歷。但是，各地的組織問題是尖銳的。

　　我們的運動的第二個任務是廣泛地建立自衛武裝，以便抵抗白色恐怖，保護工會的存在，並為必將來到的更大行動作準備。

　　第三個最重要的任務是增進和鞏固我們與農民的關係，我們自己的革命運動正在前進。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與援助，農民運動便不能獲得穩固的勝利；同時，工人階級也需要偉大的農民革命的支援。因此，必須與之建立緊密的聯繫。廣東出現的良好的工作關係必須向各地普及。

　　第四，在士兵中工作。即使是現在，破壞軍閥武力的工作仍是十分重要的。除非這項工作成功，革命將處於很困難的局面。但這一工作並不象初看時那樣似乎是很難的，士兵們對於將軍們為利用他們而提出的目標，已經沒有興趣，當將軍們窮奢極欲、美衣美食的時候，士兵們卻過著十分可怕的艱苦生活，他們大多數是無地的農民或失業的工人，他們僅僅需要找到工作。在工農政府之下，他們全將得到較好的生活，向他們指明這一事實是並不困難的。在廣州起義中，我們從舊軍隊中，整營整團地捉到很多俘虜；我們首先解除他們的武裝，然後立即派宣傳員向他們解釋情況，幾乎所有的人立即要求發給武器，與我們一起參加反對軍閥的戰鬥。在這些士兵中，我們沒有發現一件叛變的案子，即使最後我們被打敗了。這一經驗清楚地表明，士兵們並沒有與國民黨或將軍們聯在一塊。我們必須進一步實行瓦解軍隊的工作。

　　我們的第五個任務是最後地破壞國民黨和將軍們在工人中的反動工具，即：「統一委員會」、「改組委員會」和「工人總會」等等。

　　最後，我們的同志必須懂得，我們不僅要準備反軍閥的起義，而且也要為工人的小的直接的需要進行日常鬥爭，對工會的這一基礎工作的任何忽視，都將是犯罪的行為。我們必須使群眾支持我們最具體最直接的要求，並由此前進到更廣泛的行動。同時，我們不要把自己局限於直接的要求，而要經常地宣傳最長遠的口號。忽視任何一方面，都將是背叛。

　　在結束時，我必須說幾句關於泛太平洋勞動會議秘書處的話。我們早就知道這一組織的必要性，並且現在我們正在實際地瞭解將要從它獲得的利益。為了領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運動，為了把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鬥爭與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鬥爭聯繫起來，它是一個必要的機關；為了應付太平洋地區日益尖銳的特殊問題，它也是必要的。

　　二年多以前，當澳洲總工會發起這一運動時，我們感到十分遺憾的是不能派遣代表團去澳洲；我們是準備去的，但給我們的電報和信件被帝國主義者扣留了，接到時已太晚了。我們實在感到十分抱歉。我們有許多問題，有必要與太平洋方面各工會進行討論。中國各工會始終感到需要一個泛太平洋工會組織。還在1924年，在廣州舉行了太平洋運輸工人會議，有菲律賓，爪哇、中國和其他國家參加。中國的革命鬥爭變得如此尖銳，發展得如此迅速，致我們對國際聯繫不能給予適當的連續的注意。但無論如何，去年在漢口勝利地建立了我們的泛太平洋（勞動會議）秘書處；我們遺憾的只是我們澳洲同志的缺席，原因是我們完全知道的。由於那次漢口會議的缺席，我們對我們澳洲同志擔任這些會議的主席，感到特別的高興。菲律賓工會同志第一次來這裡開會。我們也為此感到十分愉快。漢口會議對中國工人階級產生了應有的影響；我們公佈了各種決議和演說。但是必須承認，我們的宣傳是不充分的，特別是因為會後不久發生了反革命。但在中國，我們從未能夠對任何事情做足夠的宣傳，因為我們忙於行動。

　　我們以為泛太平洋（勞動會議）秘書處有三個突出的直接任務：（一）我們必須與一切國家建立更廣泛更密切的聯繫。這次會議必須注意，在這件事上採取主動。（二）我們必須在一切太平洋國家領導組織工會，特別是在那些運動還幼稚或還不存在的地方。在這方面，我們必須注意到，阿姆斯特丹和日內瓦為了他們的主子帝國主義者的利益，現在正開始在東方採取行動。他們不接受中華全國總工會的邀請，但是現在卻願意接受蔣介石的邀請。（三）我們必須集合所有我們的工會，去支援蘇聯工人階級，它是世界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為一切帝國主義者所憎恨；它仍然無畏地領導著世界無產階級。我們必須保衛工人階級的第一個國家——蘇聯。關於中國的白色恐怖、關於各工會的狀況，將提出進一步的書面報告。

　　（《泛太平洋工人》第1卷，1928年3月1日。收入《蘇兆征研究史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1928年2月4日至6日，有中國、美國、菲律賓、澳大利亞等國工會代表參加的太平洋勞動會議秘書處第二次會議於上海秘密舉行。蘇兆征主持會議，並作了關於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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