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平山、蘇兆征辭職書|蘇兆征

譚平山、蘇兆征辭職書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暨全黨同志公鑒：

　　今平山、兆征謹宣言退出國民政府。敢以退出之理由為全黨同志及全國人民一詳陳之，庶使平山、兆征此舉之意義昭然於世，以示鄭重。

　　平山、兆征之加入國民政府，本為國民黨內一切革命分子親密合作之一種表現，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孫總理即認定革命分子集中于國民黨為國民革命成功之必要條件。此誠中國革命人民偉大領袖所手訂之明確政策，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及歷次中央全體會議，複加以肯定的闡明與承受。

　　直至民國十五年五月十五日，蔣介石所主持之中央會議，乃以所謂「整理黨務案」限制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工作之權利，此種破壞孫總理容共政策之行為，使國民黨受巨大之損失；蓋自此以後，蔣介石式之軍事黨羽，乃漸起而攘權，於是黨權遂日以喪失。然共產黨員素視其為國民革命之工作，在於如何使革命日益進展，絕無視國民黨中工作為獵取高官厚祿之意，共產黨員及一切國民黨忠實黨員之任務，皆在使國民黨以工農小資產階級之群眾運動為根據而日進於革命。故雖有五月十五日中央會議之「整理黨務案」，而共產黨員仍努力繼續實行合作政策。于此可見首先破壞孫總理合作政策者，非共產黨員，乃冒充孫總理信徒之叛徒也。此等偽國民黨員以限制共產黨為名，實則圖謀以軍事獨裁壓制國民黨。不甯唯是，破壞孫總理革命分子集中國民黨的政策者，其目的尚不限於陰謀以軍治黨，且在於修改孫總理之三民主義。國民黨之主義乃代表大多數民眾，尤其為農人以反抗半封建制度的餘孽，力求解放之理論。而封建餘孽之肅清，又為全國人民根據三民主義而爭得解放之必要條件。今蔣介石等之政策則恰與此相反。故其行為乃為拋棄民眾運動之正軌，而走入與人民公敵合作之歧途，其始終與豪紳、反動地主、買辦資產階級以及帝國主義軍閥相妥協，固無足怪也。

　　然共產黨員終為忠實于孫總理之主義及政策之信徒，始終留在國民黨之內，至今不稍動搖，蓋吾人之希望，乃在國民黨以黨的力量，戰勝其少數領袖之具有反革命的陰謀或其他猶豫動搖之政策。

　　國民黨內及國民革命軍內真正革命的孫總理信徒以及共產黨員，以最大的努力向前奮鬥，複賴世界革命民眾之代表共產國際與以偉大的贊助，中國民眾始終團集於國民黨旗幟之下，而同向軍閥帝國主義及一切反動派進攻。於是去年第一次北伐乃大異於疇昔，蓋此次北伐得工農小資產階級廣大群眾之參加，乃能繼續摧滅許多人民之公敵。人民之希望於北伐者，在於其能除去中國民眾之內外壓迫，故雖有如此巨大之犧牲，而仍不惜赴湯蹈火以贊助之也。為國民革命而死者以數萬計，伏屍累累，或死於敵人之槍炮，或死於敵人之虐政，或且為響應北伐軍而死。死者之中，誰為國民黨員，誰為共產黨員將不可分析！彼等之英勇的犧牲，使軍隊及民眾皆隨之而益加奮勵。

　　綜覽北伐的整個過程中，真正國民黨員及共產黨員，曾以萬分的努力保持革命的聯合戰線，造成廣大民眾中之基礎，使革命得以進展至於長江流域。民眾運動及軍隊之英勇，曾經屢次打擊國民黨中反革命的及猶豫妥協的領袖之陰謀。此等所謂領袖，當時即已圖謀出賣革命，以便走入豪紳、反動地主、買辦資產階級，軍閥、帝國主義之反革命的營壘。

　　革命軍佔領長江流域之後，北伐告一段落，方將補充增加新的力量，而準備最後決戰以達到完全之成功。然廣州三月二十日之故技，復發現于長江流域，偽國民黨的領袖以及永久猶豫動搖之分子，又起而破壞革命的聯合戰線，陰謀根本推翻集中革命分子于國民黨之政策，而欲使革命轉入反革命的途徑。當時蔣介石要求中央黨部及政府均遷赴南昌；此種要求，實欲使革命及黨的指導機關，盡入其軍事獨裁之掌握，以便實現其將國民革命轉移于買辦資產階級及反革命營壘之企圖，終至屠殺工農以逞其欲。遷都南昌之要求，實為三月二十日反革命政變及五月十五日背叛孫總理政策之複演，且為其更擴大，更詳盡之計劃。

　　當時國民黨中央，即覺南昌方面之要求，對於國民革命含有危險性；雖國民黨中央當時所見之危險，僅在黨權軍權之爭，而大多數未深察其軍事獨裁之社會基礎；然提高黨權，反對軍事獨裁之運動，已造成相當的基礎，使國民黨內一切革命分子得以親密合作，而武漢遂成真正國民黨之中心。國民黨中央第三次全體會議於以召集，對於南昌方面加以紀律之制裁，並通過各種議決案明定國民革命進行之方針，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之議決案，如能誠意的履行，則國民革命之完成指日可期，而反革命的一切根株皆當斷絕。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之議決案，不僅可為國民黨內一切革命分子親密合作之基礎，且予共產黨員以義務，使分負國民政府對於國民革命之艱巨的責任，而革命戰線亦因此而愈益鞏固。共產黨員之加入政府，即為國民黨承認群眾運動為國民革命中之偉大動力的表示，並以對抗南京政府所依賴之買辦封建資產階級。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決定推舉共產黨員加入政府，實有歷史的意義，蓋中國國民運動已顯然分為兩個營壘：一方面為半封建的分子及買辦資產階級，別方面為廣大的勞動民眾以及一切真正民主分子，武漢之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實能繼承孫總理所領導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精神，決然與勞動民眾民主分子相結合，而認明革命的道路。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決定共產黨員加入政府之決議，其意義如此。非然者武漢中央與南京方面叛徒之決裂，即毫無意義可言，至多不過是各個私人之爭權奪利而已。共產黨員之加入政府，決非為個人之爭權，乃欲以國民黨內一切革命分子之共同努力，繼續發展國民革命以至於最後的成功，而反對南京方面叛徒之反革命，以救革命於澌滅[1]也。

　　自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以來，革命運動中乃有極重大之事件，即所謂湖南問題是也。湖南農民運動之進展，已至於與封建餘孽決死鬥爭之階段，或且為反抗千百年來積重的壓迫及不堪言狀的窮困而發生之民眾暴動。農民運動之如此偉大的進展，乃使階級矛盾更深一層的暴露出來，甚至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中，亦發現此種矛盾之存在。此等極嚴重的問題，使國民黨中央不得不與以明確的答覆。解答此問題之道有三：（一）贊助農民運動，以黨及政府的積極辦法領導農民運動，使漸達革命之根本目的；（二）為所謂過火所震驚，其實所謂過火即革命的急劇風潮，乃一切有歷史意義的群眾革命運動所不能免，如為之震驚失措，則勢必進而反對農書民運動，壓迫農民群眾；（三）立於旁觀地位，任令反革命勢力消滅一切革命運動，施行殘暴的屠殺。此三者之中，中央所擇者為何？

　　或謂湖南問題之解決當為和平方法。誠然，為保持聯合戰線以反抗奉張、甯蔣之反革命起見，共產黨員不但不反對和平的解決方法，且竭力贊助之。此則更可見只須尚有絲毫保持聯合戰線之誠意，共產黨員終為聯合而犧牲。

　　今事實上則所謂和平的解決方法，已變成空前未有之屠殺；國民政府領域之內屠殺之事迭見不鮮，黨部則被搗毀，工農團體及其自衛之武裝則被解散。中央委員之中如徐謙、顧孟余等方在日夜咒駡民眾，凡民眾救護革命之行動，概視為不當；又複曲解孫總理之理論，謂中國不能有階級鬥爭。實則中國國民革命之全部歷史，皆階級鬥爭之歷史。唯反對垂死的反動的封建階級及買辦資產階級之階級鬥爭，為發展國民革命之最大動力。帝國主義對華之經濟上、財政上的獨裁，固經過買辦資產階級以實行者也；而買辦資產階級之剝削工農，未有不經過豪紳等類之封建階級。反抗此等階級之階級爭鬥，實為國民革命之要素，非此不能完成三民主義之革命。

　　然國民黨中央委員之中，竟有人敢於與民眾運動宣戰，甚至與國民黨歷史上之革命的主義及政策宣戰。

　　此種情形之下，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之議決案，已為中央自身所背棄，當然更不能見諸實行。國民黨面不能實行此等議決案，則其結果將不免回復到改組以前之狀態，即完全依賴極不穩定之軍事結合。尚何遵照第三次全體中央全體會議議決案之精神以發展國民革命之可言！

　　因此共產黨員同意于加入政府之基礎已經消失。共產黨員既為革命的國民黨員及共產主義者，則在此種狀況之下退出政府，乃其天職。

　　平山、兆征之決然退出政府，其理由如此。平山、兆征之引退，乃對於國民革命與民眾明認自己之責任。國民黨中之革命同志當能諒解平山、兆征退出政府之意義。平山、兆征之行為，實為國民革命之利益起見，始終遵循孫總理之革命的遺訓，忠實於吾黨。此後當為國民革命努力奮鬥，益加奮勉，願與全體同志共勉之。

　　譚平山　蘇兆征

　　（選自《六大以前》，載《嚮導》週報第201期，1927年7月18日出版。該文沒有收入《譚平山研究史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澌滅：消亡。

　　(1)1927年7月13日，蘇兆征與譚平山聯名發表辭職書，聲明退出國民政府，斥責汪精衛集團叛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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