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打」_孫犁_學達書庫

談「打」

　　我住的屋子，是舊式建築。雖然高大，但採光不好，每到升爐子以前這一段時光，陰冷得很不好過。夜晚看書，也要披上一件大棉襖。

　　這件大棉襖，也很有年代了。是一九六六年冬天，老伴為我添制，應付出去「開會」穿的。在當時，這還算是時興式樣，現在很少見到有人穿了。我第一次穿著它去「開會」時，還有革命群眾看不慣，好像說我沒有資格再穿一件新棉襖。後來我就很少穿它，只穿一身破爛不堪像叫花子一樣的衣服。

　　其實是妄然的。我眼前的文章，寫的是趙樹理的「最後五年」。說他只是回答了一句問話，就被一個素不相識的、五大三粗的漢子，當胸擊了一拳，趙應聲倒地，斷了三根肋骨，終於造成他的死亡。

　　哪裡來的這麼大的仇恨？是出自無產階級感情嗎？好像又不是。因為文章說這只是一個「惡棍」。

　　一個惡棍，一拳打斷一個作家的三根肋骨。在當時，這被稱作「革命」，現在讀到這裡，確是不能不感到身上有些發涼了。

　　在那些年月裡，說句良心話，我是沒有挨過多少打的。只是在幹校單獨出工時，冒犯了當地農場的幾個壞孩子，當我正在低頭操作時，一塊饅頭大小的碎磚飛來，正中我的頭頂，如果不是戴著一頂棉帽，很可能腦漿飛迸，當場死亡了。

　　那時我被定上了一些罪名。有些人定我為某某「黑幫」，這是出於他們的「常識」，且不去談它。又說我是某某和某某的死黨。前者為本市的文教書記，後者為宣傳部的副部長。這個罪名，一直延續到「文革」後期，好像是定論似的。最後一次叫我寫材料，那位辦事人還惋惜地說：「看，和他們搞到了一起！」

　　對此，我從來沒有辯解過，只是沉默著。我漸漸明白，這完全是一些人的政治權術。他們從以上兩位得到的實惠，要比我多，關係也密切得多，卻反過來說我是死黨。那時候，革命群眾要保一些人，也要打倒一些人。作家是沒有人保的。保你幹什麼？你不過是一個作家，能給人家什麼好處？打倒你，得罪了你，你也不過是一個作家，能有什麼權力報復？所以，作家被首先打倒，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其實，他們也知道，我這個人落落寡合，個人主義嚴重，是很難與人結為死黨的。

　　以上是對保與打的一般理解。但對那些打手的心理狀態，又如何分析呢？我初步揣想，可能有以下幾種情況：

　　一、對共產黨有刻骨仇恨，借機報復。
　　二、不逞之徒想因緣林彪「四人幫」的政策上臺，撈一官半職。
　　三、流氓無賴打蹭拳、充威風。

　　如果遭害者是一個作家，還有一種心理激動，那就是嫉妒。進城以後，有稿費一說，遂使一些人認為作家一行是搖錢樹，日進鬥金。羡慕非常，再加上江青倡言稿費是「不義之財」，乃打出手，以快其意。

　　其實像趙樹理這樣的作家，雖承擔有錢的虛名，在他有生之日，是沒有什麼金錢欲，也沒有享受過什麼物質福的。他追求的是藝術成就，衣、食、住、行，都不及其他行當的人講究。而一遇什麼運動，他卻常常被首先揪出示眾，接連不斷地作檢討。

　　趙樹理的最後五年，過去又有好多歲月了。我想，像那個「五大二粗」的人，生活得還是很好的，也不會有什麼懺悔之意吧。他可能打了一些人，也可能還保了一些人。這就很難說了。

　　看書看到這裡，就越感到當前政治清明，太平盛世的可貴了。向前看吧！

　　1983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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