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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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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哲人、偉大的教育家孔子,在教人交友時特別強調一個「諒」字。 孔子的教學法,很少照本宣科,他總是把他的人生經驗作為活的教材,去告訴他的弟子們,交友之道,就是其一。 是否可以這樣說呢,人類社會之所以能維持下來,不斷進步,除去革命鬥爭之外,有時也是互相諒解的結果。 諒,就是在判斷一個人的失誤時,能聯繫當時當地的客觀條件,加以分析。 三十年代初,日本的左翼文學,曾經風起雲湧般的發展,但很快就遭到政府鎮壓,那些左翼作家,又風一般向右轉,當時稱做「轉向」。有人對此有所譏嘲。魯迅先生說:這些人忽然轉向,當然不對,但那裡——即日本——的迫害,也實在殘酷,是我們在這裡難以想像的。他的話,既有原則性,也有分析,並把仇恨引到法西斯制度上去。 十年動亂,「四人幫」的法西斯行為,其手段之殘忍,用心之卑鄙,殘害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是中外歷史沒有前例的,使不少優秀的,正當有為之年的,甚至是聰明樂觀的文藝工作者自裁了。事後,有人為之悲悼,也有人對之責難,認為是「軟弱」,甚至罵之為「渾」為「叛」,「世界觀有問題」。這就很容易使人們想起,有些造反派把某人迫害致死後,還指著屍體罵他是自絕於人民,死不改悔等等,同樣是令人難以索解的奇異心理。如果死者起身睜眼問道:「你又是怎樣活過來的呢?十年中間,你的言行都那麼合乎真理正義嗎?」這當然就同樣有失於諒道了。 死去的是因為活不下去,於是死去了。活著的,是因為不願意死,就活下來了。這本來都很簡單。 王國維的死,有人說是因為病,有人說是因為錢(他人侵吞了他的稿費),有人說是被革命所嚇倒,有人說是殉葬清朝。 最近我讀到了他的一部分書劄。在治學時,他是那樣客觀冷靜,虛懷若谷,左顧右盼,不遺毫髮。但當有人「侵犯」了一點點皇室利益,他竟變得那樣氣急敗壞,語無倫次,強詞奪理,激動萬分。他不過是一個遜位皇帝的「南書房行走」,他不重視在中外學術界的權威地位,竟念念不忘他那幾件破如意,一件上朝用的舊披肩,我確實為之大為驚異了。這樣的性格,真給他一個官兒,他能做得好嗎?現實可能的,他能做的,他不安心去做,而去追求迷戀他所不能的,近於鏡花水月的事業,並以死赴之。這是什麼道理呢?但終於想,一個人的死,常常是時代的悲劇。這一悲劇的終場,前人難以想到,後人也難以索解。他本人也是不太明白的,他只是感到沒有出路,非常痛苦,於是就跳進了昆明湖。長期積累的,耳習目染的封建帝制餘毒,在他的心靈中,形成了一個致命的大病灶。心理的病加上生理的病,促使他死亡。 他的學術是無與倫比的。我上中學的時候,就買了一本商務印的帶有圈點的《宋元劇曲史》,對他非常崇拜。現在手下又有他的《流沙墜簡》,《觀堂集林》等書,雖然看不大懂,但總想從中看出一點他治學的方法,求知的道路。對他的胡裡胡塗的死亡,也就有所諒解,不忍心責難了。 還有羅振玉,他是善終的。溥儀說他在大連開古董鋪,賣假古董。這可能是事實。這人也確是個學者,專門做墳墓裡的工作。且不說他在甲骨文上的研究貢獻,就是抄錄那麼多古碑,印那麼多字帖,對後人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多少方便呀!瞭解他的時代環境,處世為人,同時也瞭解他的獨特的治學之路,這也算是對人的一種諒解吧。他印的書,價雖昂,都是貨真價實,精美絕倫的珍品。 諒,雖然可以稱做一種美德,但不能否認鬥爭。孔子在談到諒時,是與直和多聞相提並論的。直就是批評,規勸,甚至鬥爭。多聞則是指的學識。有學有識,才有比較,才有權衡,才能判斷:何者可諒,何者不可諒。一味去諒,那不僅無補于世道,而且會被看成呆子,徹底倒黴無疑了。 1982年5月1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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