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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名


  名之為害,我國古人已經談得很多,有的竟說成是「殉名」,就是因名致死,可見是很可怕的了。

  但是,遠名之士少,近名之士還是多。因為在一般情況下,名和利又常常聯繫在一起,與生活或者說是生計有關,這也就很難說了。

  習慣上,文藝工作中的名利問題,好像就更突出。

  餘生也晚,舊社會上海灘上文壇的事情,知道得少。我發表東西,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這兩個時期,在敵後根據地,的的確確沒有稿費一說。戰士打仗,每天只是三錢油三錢鹽,文人拿筆寫點稿子,哪裡還能給你什麼稿費?雖然沒有利,但不能說沒有名,東西發表了,總是會帶來一點好處的。不過,冷靜地回憶起來,所謂「爭名奪利」中的兩個動詞,在那個時代,是要少一些,或者清淡一些。

  進城以後,不分賢與不肖,就都有了這個問題,或多或少。每個人也都有不少經驗教訓,事情昭然,這裡也就不詳談了。

  文人好名,這是個普遍現象,我也不例外,曾屢次聲明過。有一點點虛名,受過不少實害,也曾為之發過不少牢騷。

  對文與名的關係,或者名與利的關係,究竟就知道得那麼詳細?體會得那麼透徹嗎?也不儘然。

  就感覺所得,有的人是急於求名,想在文學事業上求得發展。大多數是青年,他們有的在待業,有的雖有職業,而不甘於平凡工作的勞苦,有的考大學未被錄取,有的是殘廢。

  他們把文學事業想得很簡單,以為請一個名師,讀幾本小說,訂一份雜誌,就可以了。我有時也接到這些青年人的來信,其中有不少是很樸實誠篤的人,他們確是把文章成名看做是一種生活理想,一種擺脫困難處境的出路。我讀了他們的信,常常感到心裡很沉重,甚至很難過。但如果我直言不諱,說這種想法太天真,太簡單,又恐怕掃他們的興,增加他們的痛苦。

  也有一種幸運兒,可以稱之為「浪得名」的人。這在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幾十年間,是常見的,是接二連三出現的。或以虛報產量,或以假造典型,或造謠言,或交白卷,或寫改頭換面的文章,一夜之間,就可以登名報紙,揚名宇內。自然,這種浪來之名,也容易浪去,大家記憶猶新,也就不再多說了。

  還有一種,就是韓愈說的「動輒得咎,名亦隨之」的名。

  在韓愈,他是總結經驗,並非有意投機求名。後來之士,卻以為這也是得名的一個好辦法。事先揣摩意旨,觀察氣候,寫一篇小說或報告,發人所不敢言者。其實他這樣做,也是先看准現在是政治清明,講求民主,風險不大之時。如果在階級鬥爭不斷擴大化的年代,弄不好,會戴帽充軍,他也就不一定有這般勇氣了。

  總之,文人之好名——其實也不只文人,是很難說也難免的,不可厚非的。只要求出之以正,靠努力得來就好了。江青不許人談名利,不過是企圖把天下的名利集結在她一人的身上。文優而仕,在我們國家,是個傳統,也算是仕途正路。

  雖然如什麼文聯、協會之類的官,古代並沒有,今天來說,也不上仕版,算不得什麼官,但在人們眼裡,還是和名有些關聯,和生活有些關聯。因此,有人先求文章通顯,然後轉入宦途,也就不奇怪了。

  戴東原曰:僕數十年來……其得于學者,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為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凡求名之弊有二,非掊擊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儒,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吝之心同。是以君子務在聞道也。

  他的話,未免有點高談闊論吧!但道理還是有的。

  1982年4月25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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