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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家天津


  一九四九年一月,我隨《冀中導報》的人馬,進入天津,在新辦的《天津日報》工作。很多同志,都有眷屬。過了春節,我也想回家去看看。還想像來時一樣,騎那輛破自行車。

  可是沒走出南市,我就退回來了。一是我騎車技術不行,街上人太多,一時出不了城。二是我方向也弄不清,怕走錯了路。我到長途汽車站買了一張去河間的票,第二天清晨上車,天黑了才到河間。河間是熟地方,我投宿在新華書店,先去雇了一輛大車。第二天車夫又變了卦,不願去了。我只好步行到肅寧,那裡有一個熟識的紙廠,住了一宿,再坐紙廠去安國的大車,半路下車,走回老家。

  這次回家,為了減輕家裡的負擔,把二女兒帶出。先由她舅父用牛車把我們送到安國縣,再買長途汽車票。那時的長途汽車,都是破舊的大卡車,賣票又沒限制,路上不斷拋錨。二女兒因為從小沒有跟過我,一路上很規矩,她坐在車邊,碰掉一個牙齒,也不敢哭。

  到了天津,孩子住在我那間小屋裡,我白天上班,她一個人在屋裡,悶了就睡覺,有一天真哭了。我帶她去投考附近的一所小學,老師隨便考試了一下,就錄取了。

  以後,母親隨一位要去上海的親戚,來天津一次;大女兒也隨她堂叔父從河道坐船來天津一次,都住在我那間小屋裡,都是住上十天半月,就又回老家了。

  第二年春天,才輪到我的妻子來。我先寫了一封信,說是要坐火車,不要坐汽車。結果她還是跟一個來天津的親戚,到安國上的長途汽車,也是由小孩的舅父套牛車去送。她帶著兩個孩子,一個會跑,一個還抱著。車上人很擠,她怕把孩子擠壞,車到任邱,她就下車了,也不知道,任邱離天津還有多遠。

  那個帶她們的親戚,到了天津,也不到我的住處,只是往辦公室打了一個電話說:「你的家眷來了。」

  我問在哪裡,他才說在任邱什麼店裡。

  我一聽就急了,一邊聽電話,一邊請身邊的同志,把店名記下來。當即找報社的楊經理去商議。老楊先給了我一疊鈔票,然後又派了一輛雙套馬車,由車夫老張和我去任邱。

  我焦急不安。我知道,她從來沒出過遠門。只是娘家到婆家,婆家到娘家,像拐線子一樣,在那只有八裡路程的道上,來回走過,身邊還有兩個小孩子。最使我擔心的,是她身上沒有多少錢。那時家裡已經不名一文,因此,一位鄰居,托我給他的孩子在天津買一本小字典,我都要把發票寄給人家,叫人家把錢還給家裡用。她這次來得倉促,我也沒有寄錢給她們,實在說,我手裡也沒有多少錢。

  不管我多麼著急,大車也只能明天出發,不能當晚出發。

  第二天,車夫老張又要按部就班地準備,等到開車,已經是上午九點了。在路上打尖時,我迎住了一輛往南開的汽車,請司機帶一個紙條,到任邱交給店裡。後來知道,人家也沒照辦。

  第二天下午三點左右,才到了任邱,找到了那家店房。妻和兩個孩子,住在店掌櫃的家裡。早有人送了信去,都過來了。我要了幾碗燴餅,叫她們飽吃一頓。

  妻一見我,就埋怨:為什麼昨天還不來。我沒有說話。她說已經有兩頓不敢吃飯了,在街上買了一點棒子麵,到野地去撿些樹枝,給男孩子煮點粥。

  她去和店家的女主人說了說,當晚我也和她們住在一起。

  那時老區人和人的關係,還是很樸實的。

  第二天一早,告別店主,一家人上車趕路,天晚宿在唐官屯店中,睡在只有一張破席的炕上。荒村野店,也有愛情。

  她來時,家裡只有一件她自己織的粗布小褂,也穿得半舊了。向鄰家借了一件舊陰丹士林褂子,穿在身上。到了天津,我去買了兩丈藍布,她在我屋裡縫製了一身新衣。

  我每天上班,小屋裡住了一家四五口人,不得安靜。幾口人吃公家的飯,也不合適,住了大約有半月時間,我就叫她回去。先是說跟報社一位同志坐火車走,我把她們送到車站,上車的人太多,太擁擠,怕她帶不好孩子,又退票回來了。過了幾天,有《河北日報》的汽車回去,她們跟人家的車,先到保定,在那裡工作的熟人,照顧她們,給雇了一輛大車,回到家裡,正是麥收時候。

  又過了半年,報社實行薪金制,我的稿費收入也多些了,才又把她們接出。稍後又把母親和大女兒接出,托報社老崔同志,買了米麵爐灶,算是在天津安了家。

  我對故鄉的感情很深。雖然從十二歲起,就經常外出,但每次回家,一望見自己家裡屋頂上的炊煙,心裡就升起一種難以表達難以抑制的幸福感情。我想:我一定老死故鄉,不會流寓外地的。但終於離開了,並且終於攜家帶口地離開了。

  1984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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