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第一次當記者

第一次當記者

　　一九三八年冬季，我和老陳，又在深縣馬莊隱蔽了一段時間，冀中區的形勢越來越不佳。次年初，就奉命過平漢路西去工作了。

　　這是王林同志來，傳達的黃敬同志的命令。在駐定縣境內七地委那裡，開了簡單的組織介紹信。同行的有冀中導報的董逸峰，還有安平縣的一個到邊區受訓的區幹部。我那時並非黨員，除了這封信外，王林又用當時七地委書記張雪峰的名義，給我寫了一封私函，詳細說明我在冀中區的工作情況，其中不乏讚揚器重之詞。這本來是老王的一番朋友之情。

　　但是我這個人很迂摯，我當時認為既是抗日工作，人人有份，何必作私人介紹？又沒有蓋章，是否合適？在路上，我把信扔了。不知道我在冀中工作，遇到的都是熟人，一切都有個看顧，自可不必介紹，而去阜平則是人地兩生之處。果然，到了阜平，負責組織工作的劉仁同志，騎馬來到我們的駐地，分別和我們談了一次話。老陳很快就分配了。而我住在招待所，遲遲不得分配。每天飯後爬到山頭上，東迎朝霞，西送落日，頗有些惆悵之感。後來還是冀中區過去了人，劉仁同志打聽清楚，才把我分配到剛剛成立的晉察冀通訊社工作。

　　這還算萬幸，後來才知道，當時有一批所謂「來路不明」的人，也被陸續送往邊區。和我同來的那個區幹部，姓安，在沒分配之前，有一天就找到我說：「我和你們在路上說的話，可不能談，我是個黨員，你不是黨員。」弄得我很納悶，想了半天，也想不起在路上，他曾和我們說過什麼不是黨員應該說的話。我才後悔：千不該萬不該把老王那封信撕掉。並從此，知道介紹信的重要性。還明白了，參加革命工作，並非像小說上說的，一進來，就大碗酒、大塊肉，論套穿衣服，論秤分金銀，還有組織審查這一道手續。

　　晉察冀通訊社設在阜平城南莊，主任是劉平同志。此人身材不高，儀錶文雅，好抽煙鬥，能寫當時胡風體的文藝論文，據說剛從北平監獄放出不久。我分在通訊指導科，科長姓羅，是抗大畢業生，寧波人，青年學生。此人帶有很大的洋場惡少成分，為人專橫跋扈，記得一些革命和文藝的時髦名詞，好給人戴大帽子。記得在邊區記者協會成立時，我忘記說了一句什麼話，他就說是周作人的理論。這種形左實右的人，在那時還真遇到不少，因為都是青年人。我置之不理。

　　留下了非常不良的印象。他平時對我還算客氣，這一是因為我年事較長，不與人爭；二是因為我到社不久，就寫了一本小冊子，得到鉛印，自己作品，封面上卻寫上集體創作，他以為我還算虛心，有可取之處。那時，因為伙食油水少，這位科長尤其嘴饞，我們在業餘之暇，常到村外小河蘆葦深處，掏些小沙魚，回來用茶缸煮煮吃。（那裡的老鄉，不叫用他們的鍋煮這些東西，甚至雞也不讓煮。他們還不許在他們的洗臉盆裡用肥皂。他們說，聞不慣這些味道。這是事實。）每次掏魚，他都是站在幹岸上，很少下水，而且不斷指手劃腳，嘴裡不三不四，使人生厭，興趣索然。

　　我和他睡在老鄉家一條烏黑發亮、沒有炕席、枕頭和褥子的土炕上。我好失眠，有時半夜裡，在月光之下，看見他睜大兩隻眼睛，也沒有安睡。後來我才知道，他正在和社裡一位胖胖的女同志，偷著談戀愛。那時候，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戀愛好像是很不體面的事。羅後來終於和這位女同志結了婚，並一同調到平北遊擊區去工作。那裡很殘酷，禮拜六，羅騎馬去接妻子，在路途遇見敵人，中彈犧牲。才華未展，深為可惜。

　　就在到通訊社的這年冬季，我有雁北之行。邊區每年冬季，都遭敵人「掃蕩」。因此派一些同志，到各分區採訪，一是工作，二是疏散。羅科長在我們早晨出操的農民場院裡，傳達了主任的指示。

　　同行者三人：我，還有董逸峰，是從冀中和我一同過路來的。此人好像被列入「來路不明」的那一類，後來竟不知下落。另一人姓夏。此人廣東籍，小有才氣，寫過一些通訊，常常占去當時晉察冀日報的整個四版。我現在想，通訊文章之長，在開天闢地之時，就發生了。那時報紙雖不大，但因消息來源小，下面來稿也少，所以就縱容這些記者們，去寫長篇通訊。隨後，就形成了一種風氣，一直持續抗戰八年，衍及現代。這是題外的話。夏好像已是黨員，社長雖未公佈他是我們的負責人，但我忖度形勢，他是比我們更被信任的。

　　出發時，已發棉裝，系中式土布土染襖褲，短小而不可體。另有一山西氊帽，形似未打氣的球皮，剪開一半，翻過即可護耳，為山地防寒佳品。腰間結一布帶（很少有人能結皮帶）。當時如攝影留念，今日觀之，自是寒傖，在當時和農民比較，卻又優越得多了。

　　從阜平去雁北，路很難走，我們走的又多是僻路，登山涉水，自是平常，有時還要從兩山挾持的罅縫中，相互推舉牽拉，才能過去。詳細沿途情形，現已記憶不清，走了幾天，才到了雁北行署所在地。

　　當時的雁北地區，主要指應縣、繁峙一帶，我們活動的範圍並不大，而敵人對此處，卻很重視，屢次掃蕩。行署主任是王斐然同志，王本是我在育德中學時的圖書管理員，是接任安志誠先生的。我在學校時的印象，他好像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到學校任職的，整天穿一件不太乾淨的深藍布大衫，走路有些蹣跚，給人一種有些潦倒的印象。他對校方有些不滿，曾經和我談過當時的一名被校長信任的會計，是「恨無媚骨，幸有長舌」的人物。在學校，他還曾送我一本不很流行的李守章的小說，名叫《跋涉》，使我長期記住這位曇花一現的作家的名字。

　　到了行署，王震的部隊正在這一帶活動，我同董逸峰跟隨部隊活動了一程子。在一次集合時，在山腳下遇到了兩個小同鄉：一個是東鄰崔立國，他父親是個商人；一個是同街道的孫建章，他父殺是個木匠。異地相逢，非常親熱，他們都是王震旅的戰士。在山下，朔風呼嘯，董逸峰把他穿的一件日本黃呢軍大衣，脫下來叫我穿上，也使我一直感念不忘。

　　此人南方人，白晰，戴眼鏡，說話時緊閉嘴唇，像輕蔑什麼東西一樣。能寫些作品。

　　我跟隨一個團活動。團政治主任，我忘記了他的姓名，每餐都把他飯盒裡的菜，分一些給我吃。以後我到部隊採訪，經常遇到這種年輕好客的指揮人員。

　　敵人又進行掃蕩，我回到行署，有些依賴思想，就跟隨王斐然轉移。有一天走到一個村莊，正安排著吃頓羊肉，羊肉沒有熟，就從窗口望見進村的山頭上，有了日本兵。我們放下碗筷，趕緊往後山上跑，下山後就是一條河，表面已經結了冰，王斐然穿著羊皮袍子，我穿著棉褲，趟了過去。過了河，半截身子都是水，隨即結成了冰，嘩嘩的響著，行走很不便。我發起高燒，王斐然給找了擔架。夜晚到了一處高山，把我放在一家沒有人住的農舍外屋，王與地委書記等人開會，地委書記說要高度疏散，問他還帶著什麼人，他說有一名記者。地委書記說，記者為什麼不到前方去？他說，他病了。

　　在反掃蕩時，王有時雖也因為有這樣一個學生拖累，給他增添不少麻煩，曾有煩言。但在緊急關頭，還是照顧了我。

　　不然，戰爭年代，在那樣人地兩生的荒涼之地，加上饑寒疾病，我一個人活動，很可能遇到危險的，甚至可能叫野狼吃掉。所以也一直對他感念不盡。

　　接近舊曆年關時，我們這個被稱做記者團的三個人，回到了通訊社。我只交了一篇文藝通訊稿，即《一天的工作》。

　　夏一個人向領導作了彙報。劉平同志在開會時，委婉而嚴厲地對我們的這次出差，表示了不滿。

　　後來，我知道夏這個人，本身散漫，不守紀律，對別人卻好造作謊言，取悅領導。全國解放以後，他曾以經濟問題，受到制裁。

　　我有這樣的經驗，有的人在戰爭打響時，先叫別人到前方去；打了勝仗慰問時，他再到前方去。對於這樣的記者或作家，雖是領導，我是不信服，也不想聽從的。

　　我雖在幼年就夢想當一名記者，此次出師失敗，證明我不適宜當記者，一是口訥，二是孤僻。所以後來就退而當編輯了。

　　1981年11月6日改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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