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在阜平_學達書庫

在阜平

　　——《白洋澱紀事》重印散記

　　中國青年出版社要重印《白洋澱紀事》。這本書是由過去幾本小書合成的，而小書根據的原件，又多是戰爭年月的油印、石印或抄寫本，不清晰，錯字多。合印時，我在病中，未能親自校對，上次重印，雖說「自校一過」，也只是著重校了書的上半部。

　　這本集子最初是由一位老戰友協同出版社編輯的，採用了倒編年的辦法，即把後寫的排在前，而先寫的列在後；這當然有他們的不可非議的想法，是一種好意。

　　這次重校，是從書的最後一篇，倒溯上去。實際上就是順著寫作年月看下去，好像又從原來的出發點開始，把過去走過的路，重新旅行了一次。不只對路上的一山一水，一石一樹，都感到親切，在行走中間，也時時有所感觸。

　　一九三九年春天，我從冀中平原調到阜平一帶山地，分配在晉察冀通訊社工作，這是新成立的一個機關，其中的幹部，多半是剛剛從抗大畢業的學生。

　　通訊社在城南莊，這是阜平縣的大鎮。周圍除去山，就是河灘沙石，我們住在一家店鋪的大宅院裡。我的日常工作是作「通訊指導」，每天給各地新發展的通訊員寫信，最多可寫到七八十封，現在已經記不起寫的是什麼內容。此外，我編寫了一本供通訊員學習的材料，堂皇的題目叫做：《論通訊員及通訊寫作諸問題》，可能是東抄西湊吧。不久鉛印出版，是當時晉察冀少有的鉛印書之一，可惜現在找不到了。

　　在這一期間，我認識了當代一些英才彥俊，抗日風暴中的眾多歌手。偉大的抗日戰爭，把祖國各地各個角落的有志有為的青年，召喚到民族革命戰爭的前線。每天有成千上萬的青年奔向前方，他們是國家一代的精華，蘊藏多年的火種，他們為抗日獻出了青春的才力，無數人獻出了生命。

　　這個通訊社成立時有十幾個人，不到幾年，就犧牲了包括陳輝、倉夷、葉燁在內的，好幾位才華洋溢的青年詩人。在暴風雨中，他們的歌聲，他們躍進的步伐，永不磨滅地存在一個時代和我個人的記憶之中。

　　機關不久就轉移到平陽附近的三將台。這是一個建築在高山坡上，面臨一條河灘的，只有十幾戶人家的小村子。到這個村子不久，我被派到雁北地區作了一次隨軍採訪，回來就過春節了。這還是我第一次離開家鄉過春節，東望硝煙彌漫的冀中平原，心情十分沉重。

　　大年三十晚上，我的房東，端了一個黑粗瓷飯碗，拿了一雙荊樹條做的筷子，到我住的屋裡，恭恭敬敬地放在炕沿上，說：「嘗嘗吧。」

　　那碗裡是一方白豆腐，上面是一撮爛酸菜，再上面是一個窩窩頭，還在冒熱氣。我以極其感動的心情，接受了他的饋送。

　　房東是一個五十來歲的單身漢，他那幹黑的臉，遲滯的眼神，帶些愁苦的笑容以及暴露粗筋的大手，這在冀中我是見慣了的，一些窮苦的中年人，大都如此。這裡的生活，比起冀中來就更苦，他們成年累月地吃糠咽菜，每家院子裡放著幾隻高與人齊的大缸，裡面泡滿了幾乎所有可以摘到手的樹葉。在我們家鄉，荒年時只吃榆樹、柳樹的嫩葉，他們這裡是連杏樹、楊樹甚至蓖麻的大葉子，都拿回來泡在缸裡。上面壓上幾塊大石頭，風吹日曬雨淋，夏天，蛆蟲順著缸沿到處爬。吃的時候，切成碎塊，拿到河裡去淘洗，回來放上一點鹽。

　　今天的酸菜是白蘿蔔的纓子，這是只有過年過節才肯吃的。

　　我們在這村裡，編輯一種油印的刊物《文藝通訊》。一位梁同志管刻寫。印刷、折疊、裝訂、發行，我們倆共同做。他是一個中年人，曲陽口音，好像是從區裡調來的。那時，雖說是五湖四海，卻很少互問郡望。他很少說話，沒事就拿起煙斗，坐在炕上抽煙。他的鋪蓋很整齊，離家近的緣故吧，除去被子，還有褥子枕頭之類，後來，他要調到別處去，為了紀念我們這一段共事，他把一塊鋪在身下的油布送給了我，這對我當然是很需要的，因為我只有一條被，一直睡在沒有席子的炕上。但也享受了不久，一次行軍，中午躺在路邊大石頭上休息，把油布鋪在下面，一覺醒來，爬起來就趕路，把油布丟了。

　　晚上，我還幫助一位姓李的女同志辦識字班。她是一位熱情、美麗、善良的青年，經過她的努力，把新的革命的文化，帶給了這個偏僻落後的小村莊，並且因為我們的機關住在這裡，它不久就成為邊區文化的一個中心。

　　阜平一帶，號稱窮山惡水。在這片炮火連天的大地上，隨時可以看到：一家農民，住在高高的向陽山坡上，他把房前房後，房左房右，高高低低的，大大小小的，凡是有泥土的地方，都因地制宜，栽上莊稼。到秋天，各處有各處的收穫。

　　於是，在他的房頂上面，屋簷下面，門框和窗櫺上，掛滿了紅的、黃的糧穗和瓜果。當時，党領導我們在這片土地上工作的情形，就是如此。

　　山下的河灘不廣，周圍的蘆葦不高。泉水不深，但很清澈，冬夏不竭，魚兒們歡暢地遊著，追逐著。山頂上，禿光光的，樹枯草白，但也有秋蟲繁響，很多石雞、鷓鴣飛動著，孕育著，自得其樂地唱和著，山兔麅獐，忽然出現又忽然消失。

　　當時，我們在這裡工作，天地雖小，但團結一致，情緒高漲；生活雖說艱苦，但工作效率很高。

　　我非常懷念經歷過的那一個時代，生活過的那些村莊，作為夥伴的那些戰士和人民。我非常懷念那時走過的路，踏過的石塊，越過的小溪。記得那些風雪、泥濘、饑寒、驚擾和勝利的歡樂，同志們兄弟一般的感情。

　　在這一地區，隨著征戰的路，開始了我的文學的路。我寫了一些短小的文章，發表在那時在艱難條件下出版的報紙期刊上。它們都是時代的倉促的記錄，有些近於原始材料。有所聞見，有所感觸，立刻就表現出來，是璞不是玉。生活就像那時走在崎嶇的山路上，隨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塊，隨便向哪裡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來。

　　「四人幫」當路的年代，我的書的遭遇如同我的本身。有人也曾勸我把《白洋澱紀事》改一改，我幾乎沒加思考地拒絕了。如果按照「四人幫」的立場、觀點、方法，還有他們那一套語言，去篡改抗日戰爭，那不只有背於歷史，也有昧于天良。我寧可沉默。

　　真正的歷史，是血寫的書，抗日戰爭也是如此。真誠的回憶，將是明月的照臨，清風的吹拂，它不容有迷霧和塵沙的干擾。面對祖國的偉大河山，循跡我們漫長的征途：我們無愧於黨的原則和黨的教導嗎？無愧於這一帶的土地和人民對我們的支援嗎？無愧於同志、朋友和夥伴們在戰鬥中形成的情誼嗎？

　　1977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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