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保定舊事

保定舊事

　　我的家鄉，距離保定，有一百八十裡路。我跟隨父親在安國縣，這樣就縮短了六十裡路。去保定上學，總是雇單套騾車，三個或兩個同學，合雇一輛。車是前一天定好，剛過半夜，車夫就來打門了。他們一般是很守信用，絕不會誤了客人行程的。於是抱行李上車。在路上，如果你高興，車夫可以給你講故事；如果你困了，要睡覺，他便停止，也坐在車前沿，抱著鞭子睡起來。這種旅行，雖在深夜，也不會迷失路途。因為學生們開學，路上的車，連成了一條長龍。牲口也是熟路，前邊停下，它也停下；前邊走了，它也跟著走起來，這樣一直走到唐河渡口，天也就天亮了。如果是春冬天，在渡口也不會耽擱多久。車從草橋上過去，橋頭上站著一個人，一邊和車夫們開著玩笑，一邊敲訛著學生們的過路錢。

　　中午，在溫仁或是南大冉打尖。一進街口，便有望不到頭的各式各樣的笊籬，掛在大街兩旁的店門口。店夥們站在門口，喊叫著，招呼著，甚至攔截著，請車輛到他的店中去。

　　但是，這不會釀成很大的混亂，也不會因為爭奪生意，互相吵鬧起來。因為店夥們和車夫們都心中有數，誰是哪家的主顧，這是一生一世，也不會輕易忘情和發生變異的。

　　一進要停車打尖的村口，車夫們便都神氣起來。那種神氣是沒法形容的，只有用他們的行話，才能說明萬一。這就是那句社會上公認的成語：「車喝兒進店，給個知縣也不幹！」

　　確實如此，車夫把車喝住，把鞭子往車卒上一插，便什麼也不管，徑到櫃房，洗臉，喝茶，吃飯去了。一切由店夥代勞。酒飯錢，牲口草料錢，自然是從乘客的飯錢中代付了。

　　牲口、人吃飽了，喝足了，連知縣都不想幹的車夫們，一個個喝得醉醺醺的，蜂擁著從櫃房出來，催客人上路。其實，客人們早就等急了，天也不早了。這時，人歡馬騰，一輛輛車趕得要飛起來，車夫坐在車上，笑嘻嘻地回頭對客人說：「先生，著什麼急？這是去上學，又不是回家，有媳婦等著你！」

　　「你該著急呀，」一些年歲大的客人說，「保定府，你有相好的吧！」

　　「那誤不了，上燈以前趕到就行！」車夫笑著說。

　　一進校門，便是黃卷青燈的生活。

　　這是一所私立中學，設在西關外一條南北街上。這是一條很荒涼的小街道，但莊嚴地坐落著一所大學和兩所中等學校。此外就只有幾家小飯鋪，三兩處糖攤。

　　整個保定的街道，都是坑坑窪窪，塵土飛揚的。那時誰也沒想過，這個府城為什麼這樣荒涼，這樣破舊，這樣蕭條。

　　也沒有誰想到去建設它，或是把它修整修整。誰也沒有去注意這個城市的市政機關設在哪裡，也看不到一個清掃街道的工人。

　　從學校進城去，還有一條斜著通到西門的坎坷的土馬路，走過一座賣包子和罩火燒的小樓，便是護城河的石橋。秋冬風沙大，接近城門時，從門洞刮出的風又冷又烈，就得側著身子或背著身子走。在轉身的一刹那，常常會看到，在城門一邊的牆上，掛著一個小木籠，這就是在那個年代，視為平常的，被灰塵蒙蓋了的，血肉模糊的示眾的首級。

　　經常有些雜牌軍隊，在西關火車站駐防。星期天，在石橋旁邊那家澡塘裡，可以看到好多軍人洗澡。在馬路上，三兩成群的外出士兵，一般都不攜帶槍支，而是把寬厚的皮帶握在手裡。黃昏的時候，常常有全副武裝的一小隊人，匆匆忙忙在街上沖過，最前邊的一個人，抱著靈牌一樣的紙糊大令。城門上懸掛的物件，就全是他們的作品。

　　如果遇到什麼特別重要的人物來了，比如當時的張學良，則臨時戒嚴，街上行人，一律面向牆壁，背後排列著也是面向牆壁的持槍士兵。

　　這個城市，就靠幾所學校維持著，成為中國北方除北平以外著名的文化古城。

　　如果不是星期天，城裡那條最主要的街道——西大街上，是很少行人的。兩旁店鋪的門，有的虛掩著，有的乾脆就關閉。有名的市場「馬號」裡，遊人也是寥寥無幾。這個市場，高高低低，非常陰暗。各個小鋪子裡的店員們，呆呆地站在櫃檯旁邊，有的就靠著櫃檯睡著了。

　　只有南門外大街上，幾家小鐵器鋪裡，傳出叮叮噹當的響聲；另外，從西關水磨那裡，傳來嘩嘩的流水聲。此外，這就是一座灰色的，沒有聲音的，城南那座曹琨花園，也沒有幾個遊人的，窒息了的城市。

　　那時候，只是一家單純的富農，還不能供給一個中學生；

　　一家普通地主，不能供給一個大學生。必須都兼有商業資本或其他收入。這樣，在很長時間裡，文化和剝削，發生著不可分割的關聯。

　　這所私立的中學，一個學生一年要交三十六元的學費（買書在外）。那時，農民出售三十斤一鬥的小麥，也不過收入一元多錢。

　　這所中學，不只在保定，在整個華北也是有名的。它不惜重金，禮聘有名望的教員，它的畢業生，成為天津北洋大學錄取新生的一個主要來源。同時，不惜工本，培養運動員。

　　北平師範大學體育系，每期差不多由官包辦了。它是在籃球場上，一度成為舞臺上的梅蘭芳那樣的明星，王玉增的母校。

　　它也是那些從它這裡培養，去法國勤工儉學，歸來後成為一代著名人物的人們的母校。

　　當我進校的時候，它還附設著一個鐵工廠，又和化學教員合辦了一個制革廠，都沒有什麼生意，學生也不到那裡去勞動，勤工儉學，已經名存實亡了。

　　學校從操場的西南角，劃出一片地方，臨著街蓋了一排教室，辦了一所平民學校。

　　在我上高二的時候，我有一個要好的同班生，被學校任命為平民學校的校長。他見我經常在校刊上發表小說，就約我去教女高小二年級的國文。

　　被教育了這麼些年，一旦要去教育別人，確是很新鮮的事。聽到上課的鈴聲，抱著書本和教具，從教員預備室裡出來，嚴肅認真地走進教室。教室很小，學生也不多，只有五、六個人。她們肅靜地站立起來，認真地行著禮。

　　平民學校的對門，就是保定第二師範。在那灰色的大圍牆裡面，它的學生們，正在進行實驗蘇維埃的紅色革命。國家民族處在生死存亡危急的關頭，「九·一八」、「一·二八」事變，在學生平靜的讀書生活裡，像投下兩顆炸彈，許多重大迫切的問題，湧到青年們的眼前，要求每個人作出解答。

　　我寫了韓國志士謀求獨立的劇本，給學生們講了法國和波蘭的愛國小說，後來又講了十月革命的短篇作品。

　　班長王淑，坐在最前排中間位置上。每當我進來，她喊著口令，聲音沉穩而略帶沙啞。她身材矮小，面孔很白，眼睛在她那小而有些下尖的臉盤上，顯得特別的黑和特別的大。

　　油黑的短頭髮，分下來緊緊貼在兩鬢上。嘴很小，下唇豐厚，說話的時候，總帶著輕微的笑。

　　她非常聰明，各門功課都是出類拔萃的，大楷和繪畫，我是望塵莫及的。她的作文，緊緊吻合著時代，以及我教課的思想和感情。有說不完的意思，她就寫很長的信，寄到我的學校，和我討論，要我解答。

　　我們的校長，曾經跟隨過孫中山先生，後來，有人說他成了國家主義派，專門辦教育了。他住在學校第二層院的正房裡。學校原是由一座舊廟改建的，他所住的，就是廟宇的正殿。他是道貌岸然的，長年袍褂不離身。很少看見他和人談笑，卻常常看到他在那小小的庭院裡散步，也只是限於他門前那一點點地方。一九二七年以後，每次周會，能在大飯堂聽到他的清楚簡短的講話。

　　訓育主任的辦公室，設在學生出入必須經過的走廊裡。他坐在辦公桌上，就可以對出入學校大門的人，一覽無餘。他覺得這還不夠，幾乎無時不在那一丈多長的走廊中間，來回踱步。師道尊嚴，尤其是訓育主任，左規右矩，走路都要給學生做出楷模。他高個子，西服革履，一臉殺氣——據說曾當過連長，眼睛平直前望，一步邁出去，那種慢勁和造作勁，和仙鶴完全一樣。

　　他的辦公室的對面，是學生信架，每天下午課後，學生們到這裡來，看有沒有自己的信件。有一天，訓育主任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用簡短客氣的話語，免去了我在平校的教職。顯然是王淑的信出了毛病。

　　我的講室，在面對操場的那座二層樓上。每次課間休息，我們都到走廊上，看操場上的學生們玩球。平校的小小院落，看得很清楚。隨著下課鈴響，我看見王淑站在她的課堂門前的臺階上，用憂鬱的、大膽的、厚意深情的目光，投向我們的大樓之上。如果是下午，陽光直射在她的身上。她不顧同學們從她身邊跑進跑出，直到上課的鈴聲響完，她才最後一個轉身進入教室。

　　我從農村來，當時不太瞭解王淑的家庭生活。後來我才知道，這叫做城市貧民。她的祖先，不知在一種什麼境遇下，在這個城市住了下來，目前生活是很窮困的了。她的母親，只能把她押在那變化無常的，難以捉摸的，生活或者叫做命運的棋盤上。

　　城市貧民和農村的貧農不一樣。城市貧民，如果他的祖先闊氣過，那就要照顧生活的體面。特別是一個女孩子，她在家裡可以吃不飽，但出門之時，就要有一件像樣的衣服穿在身上。如果在冬天，就還要有一條寬大漂亮的毛線圍巾，披在肩頭。

　　當她因為眼病，住了西關思羅醫院的時候，我又知道她家是教民，這當然也是為了得到生活上的救濟。我到醫院去看望了她，她用紗布包裹著雙眼，像捉迷藏一樣。她母親看見我，就到外邊買東西去了。在那間小房子裡，王淑對我說了情意深長的話。醫院的人來叫她去換藥，我也告辭，她走到醫院大樓的門口，回過身來，背靠著牆，向我的方位站了一會。

　　這座醫院，是一座外國人辦的醫院，它有一帶大圍牆，圍牆以內就成了殖民地。我順著圍牆往外走，經過一片楊樹林。

　　有一個小教民，背著柴筐從對面走來，向我舉起拳頭示威。是怕我和他爭奪秋天的敗枝落葉呢？還是意識到主子是外國人，自己也高人一等？

　　王淑和我年歲相差不多，她竟把我當作師長，在茫茫的人生原野上，希望我能指引給她一條正確的路。我很慚愧，我不是先知先覺，我很平庸，不能引導別人，自己也正在苦惱地從書本和實踐中探索。訓育主任，想叫學生循著他所規定的，像操場上田徑比賽時，用白粉劃定的跑道前進，這也是不可能的。時代和生活的波濤，不斷起伏。在抗日大浪潮的推動下，我離開了保定，到了距離她很遠的地方。

　　我不知道，生活把王淑推到了什麼地方，我想她現在一定生活得很幸福。

　　那種苦雨愁城，枯柳敗路的印象，很自然地一掃而光。

　　197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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