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憶侯金鏡

憶侯金鏡

　　夥伴的回憶

　　一　憶侯金鏡

　　一九三九年，我在阜平城南莊工作。在一個初冬的早晨，我到村南胭脂河邊盥洗，看見有一支隊伍涉水過來。這是一支青年的、歡樂的、男男女女的隊伍。是從延安來的華北聯大的隊伍，侯金鏡就在其中。

　　當時，我並不認識他。我也還不認識走在這個隊伍中間的許多戲劇家、歌唱家、美術家。

　　一九四一年，晉察冀文聯成立以後，我認識了侯金鏡。他是聯大文藝學院文學系的研究人員。他最初給我的印象是：老成穩重，說話洪亮而短促。臉色不很好，黃而有些浮腫。和人談話時，直直地站在那裡，胸膛裡的空氣總好像不夠用，時時在倒吸著一口涼氣。

　　這個人可以說是很嚴肅的，認識多年，我不記得他說過什麼玩笑話，更不用說相互之間開玩笑了。這顯然和他的年齡不相當，很快又結了婚，他就更顯得老成了。

　　他絕不是未老先衰，他的精力很是充沛，工作也很熱心。

　　在一些會議上發言，認真而有系統。他是研究文藝理論的，但沒有當時一些青年理論家常有的、那種飛揚專斷的作風，也不好突出顯示自己。這些特點，給我留下了好的印象，覺得他是可以親近的。但接近的機會究竟並不太多，所以終於也不能說是我在晉察冀時期的最熟識的朋友。

　　然而，友情之難忘，除去童年結交，就莫過於青年時代了。晉察冀幅員並不太廣，我經常活動的，也就是幾個縣，如果沒有戰事，經常往返的，也就是那幾個村莊，那幾條山溝。

　　各界人士，我認識得少；因為當時住得靠近，文藝界的人，卻幾乎沒有一個陌生。阜平號稱窮山惡水，在這片炮火連天的土地上，彙集和奔流著來自各方的，兄弟般的感情。

　　以後，因為我病了，有好些年，沒有和金鏡見過面。一九六〇年夏天，我去北京，他已經在《文藝報》和作家協會工作，他很熱情，陪我在八大處休養所住了幾天，又到頤和園的休養所住了幾天。還記得他和別的同志曾經陪我到香山去玩過。這當然是大家都知道我有病，又輕易不出門，因此犧牲一點時間，同我到各處走走看看的。

　　這樣，談話的機會就多了些，但因為我不善談而又好靜，所以金鏡雖有時熱情地坐在我的房間，看到我總提不起精神來，也就無可奈何地走開了。只記得有一天黃昏，在山頂，閒談中，知道他原是天津的中學生，也是因為愛好文藝，參加革命的。他在文學事業上的初步嘗試，比我還要早。另外，他好像很受「五四」初期啟蒙運動的影響，把文化看得很重。他認為現在有些事，所以做得不夠理想，是因為人民還缺乏文化的緣故。當時我對他這些論點，半信半疑，並且覺得是書生之見，近於迂闊。他還對我談了中央幾個文藝刊物的主編副主編，在幾年之中，有幾人犯了錯誤。因為他是《文藝報》的副主編，擔心犯錯誤吧，也只是隨便談談，兩個人都一笑完事。我想，金鏡為人既如此慎重老練，又在部隊做過政治工作，恐怕不會出什麼漏子吧。

　　在那一段時間，他的書包裡總裝著一本我寫的《白洋澱紀事》。他幾次對我說：「我要再看看。」那意思是，他要寫一篇關於這本書的評論，或是把意見和我當面談談。他每次這樣說，我也總是點頭笑笑。他終於也沒有寫，也沒有談。這是我早就猜想到的。對於朋友的作品，是不好寫也不好談的。

　　過譽則有違公論，責備又恐傷私情。

　　他確實很關心我，很細緻。在頤和園時，我偶然提起北京什麼東西好吃，他如果遇到，就買回來送給我。有時天晚了，我送客人，他總陪我把客人送到公園的大門以外。在夜晚，公園不只道路曲折，也很空曠，他有些不放心吧。

　　此後十幾年，就沒有和金鏡見過面。

　　最後聽說：金鏡的幹校在湖北。在炎熱的夏天，他劃著小船在湖裡放鴨子，他血壓很高，一天晚上，勞動歸來，腦溢血死去了。他一直背著「反黨」的罪名，因為他曾經指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報刊上經常出現的林彪形象，說了一句：「像個小丑！」金鏡死後不久，林彪的問題就暴露了。

　　我沒有到過湖北，沒有見過那裡的湖光山色，只讀過范仲淹描寫洞庭湖的文章。我不知道金鏡在的地方，是否和洞庭湖一水相通。我現在想到：范仲淹所描寫的，合乎那裡天人的實際嗎？他所倡導的先憂後樂的思想，能對在湖濱放牧家禽的人，起到安慰鼓舞的作用嗎？金鏡曾信服地接受過他那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勸戒嗎？

　　在歷史上，不斷有明哲的語言出現，成為一些人立身的準則，行動的指針。但又不斷有嚴酷的現實，恰恰與此相反，使這些語言，黯然失色，甚至使提倡者本身頭破血流。然而人民仍在覺醒，歷史仍在前進，炎炎的大言，仍在不斷發光，指引先驅者的征途。我斷定，金鏡童年，就在純潔的心靈中點燃的追求真理的火炬，即使不斷遇到橫加的風雨，也不會微弱，更不會熄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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