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關於《山地回憶》的回憶

關於《山地回憶》的回憶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我寫了一篇短篇小說《山地回憶》，發表在上海的《小說》雜誌上。最近，有的地方編輯叢刊，收進了它。在校正文字時，我想起一些過去的事。

　　自己的生平，本來沒有什麼值得鄭重回憶的事蹟。但在「四人幫」當路的那些年月，常常苦於一種夢境：或與敵人遭遇，或與惡人相值。或在山路上奔跑，或在地道中委蛇。或沾溷廁，或陷泥濘。有時漂于無邊苦海，有時墜於萬丈深淵。

　　呼叫醒來，長舒一口氣想道：我走過的路上，竟有這麼多的險惡，直到晚年，還殘存在印象意識之中嗎？

　　是，有的。近的且不去談它。一九四四年春季，經歷了敵人三個月的殘酷掃蕩，我剛剛從繁峙的高山上下來，就和華北聯大高中班六、七位同事，幾十個同學，結隊出發，到革命聖地延安去。這是一支很小的隊伍，由總支書記呂梁同志帶隊。呂梁同志，從到延安分手後，我就一直沒見到過他。

　　他是一位善於做政治工作，非常負責，細心周到，沉默寡言的值得懷念的同志。

　　我們從阜平出發，不久進入山西境內。大概是到了忻縣一帶吧，接近敵人據點。一天中午，我們到了一個村莊，在村裡看不到什麼老百姓。我們進入一家宅院，把背包放在屋裡，就按照命令趕快做飯。飯是很簡單的，東鍋燜小米飯，西鍋煮菜湯。人們把飯吃完，然後圍在西鍋那裡，洗自己的飯碗。

　　我有個難改的毛病，什麼事都不願往上擠，總是靠後站。

　　等人們利用洗鍋的那點水，把碗洗好，都到院裡休息去了，我才上去洗。鍋裡的水已經很少，也很髒了，我彎著腰低著頭，忽然「嗡」的一聲，鍋飛了起來，屋裡煙塵彌漫，院子裡的人都驚了。

　　我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拿著小洋瓷碗，木然地走到院裡，同學們都圍了上來。據事後他們告訴我，當時我的形象可怕極了。一臉血污，額上翻著兩寸來長的一片肉。

　　當我自己用手一抹，那些可怕的東西，竟是污水和一片菜葉的時候，我不得不到村外的小河裡去把臉洗一下。

　　在洗臉的時候，我和一個在下游洗菜的婦女爭吵了起來。

　　我剛剛受了驚，並斷定這是村裡有壞人，預先在灶下埋藏了一枚手榴彈，也可以說是一枚土制的定時炸彈。如果不是山西的鍋鑄得堅固，灶口壘得嚴實，則我一定早已魂飛天外了。

　　我非常氣憤，和她吵了幾句，悻悻然回到隊上，馬上就出發了。

　　村南是一條大河。我對這條河的印象很深，但忘記問它的名字。是一條東西方向的河，有二十米寬，水平的像鏡子一般，晴空的太陽照在它的身上，簡直看不見有什麼漣漪。隊長催促，我們急迫地渡過河流。水齊著我的胸部，平靜、滑膩，有些暖意，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體會到水的溫柔和魅力。

　　遠處不斷傳來槍聲。過河以後，我們來不及整理鞋襪，就要爬上一座非常陡峭的，據說有四十裡的高山。一個姓梅的女同學，還在河邊洗涮鞋裡的沙子，我招呼了她，並把口袋裡的冷玉米麵窩窩頭，分給她一些，作為趕爬這樣高山的物質準備。天黑，我們爬到了山頂，風大、寒冷不能停留，又遇到暴雨，第二天天亮，我們才算下了山，進入村莊休息。

　　睡醒以後，同事們才有了精力拿我昨天遇到的驚險場面，作為笑料，並慶倖我的命大。

　　我現在想：如果，在那種情況下，把我炸死，當然說不上是衝鋒陷陣的壯烈犧牲，只能說是在戰爭環境中的不幸死亡。在那些年月，這種死亡，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接近壽終正寢的正常死亡。同事們會把我埋葬在路旁、山腳、河邊，也無須插上什麼標誌。確實，有不少走在我身邊的同志，是那樣倒下去了。有時是因為戰爭，有時僅僅是因為疾病、饑寒，藥物和衣食的缺乏。每個戰士都負有神聖的職責，生者和死者，都不把這種死亡作為不幸，留下遺憾。

　　現在，我主要回憶的不是這些，是關於那篇小說《山地回憶》。小說裡那個女孩子，絕不是這次遇到的這個婦女。這個婦女很刁潑，並不可愛。我也不想去寫她。我想寫的，只是那些我認為可愛的人，而這種人，在現實生活中間，占大多數。她們在我的記憶裡是數不清的。洗臉洗菜的糾紛，不過是引起這段美好的回憶的楔子而已。

　　「四人幫」派的文藝觀是：不許人們寫真人真事，而又好在一部作品中間，去作無中生有的索引，去影射。這是一種對生活、對文藝都非常有害的作法。

　　在一篇作品，他們認為是「紅」的時候，他們把主角和真人真事聯繫起來，甚至和作者聯繫起來。以為作者是英雄，所以他才能寫出英雄；作者是美女，所以她才能寫出美女。並把故事和當時當地聯繫起來，拿到一定的地點去對證，榮耀鄉里。在一部作品，他們忽然又要批判的時候，就把主角的反動性，和真人真事聯繫起來，甚至和作者聯繫起來，拿到他的工作地點或家鄉去批判，株連親友，辱及先人。

　　有人說這叫「庸俗社會學」。社會學不社會學我不知道，庸俗是夠庸俗的了。

　　我雖然主張寫人物最好有一個模特兒，但等到人物寫出來，他就絕不是一個人的孤單攝影。《山地回憶》裡的女孩子，是很多山地女孩子的化身。當然，我在寫她們的時候，用的多是彩筆，熱情地把她們推向陽光照射之下，春風吹拂之中。

　　在那可貴的艱苦歲月裡，我和人民建立起來的感情，確是如此。我的職責，就是如實而又高昂濃重地把這種感情渲染出來。

　　進城以後，我已經感到：這種人物，這種生活，這種情感，越來越會珍貴了。因此，在寫作中間，我不可抑制地表現了對她，對這些人物的深刻的愛。

　　1978年9月29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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