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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山地回憶》的回憶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我寫了一篇短篇小說《山地回憶》,發表在上海的《小說》雜誌上。最近,有的地方編輯叢刊,收進了它。在校正文字時,我想起一些過去的事。

  自己的生平,本來沒有什麼值得鄭重回憶的事蹟。但在「四人幫」當路的那些年月,常常苦於一種夢境:或與敵人遭遇,或與惡人相值。或在山路上奔跑,或在地道中委蛇。或沾溷廁,或陷泥濘。有時漂于無邊苦海,有時墜於萬丈深淵。

  呼叫醒來,長舒一口氣想道:我走過的路上,竟有這麼多的險惡,直到晚年,還殘存在印象意識之中嗎?

  是,有的。近的且不去談它。一九四四年春季,經歷了敵人三個月的殘酷掃蕩,我剛剛從繁峙的高山上下來,就和華北聯大高中班六、七位同事,幾十個同學,結隊出發,到革命聖地延安去。這是一支很小的隊伍,由總支書記呂梁同志帶隊。呂梁同志,從到延安分手後,我就一直沒見到過他。

  他是一位善於做政治工作,非常負責,細心周到,沉默寡言的值得懷念的同志。

  我們從阜平出發,不久進入山西境內。大概是到了忻縣一帶吧,接近敵人據點。一天中午,我們到了一個村莊,在村裡看不到什麼老百姓。我們進入一家宅院,把背包放在屋裡,就按照命令趕快做飯。飯是很簡單的,東鍋燜小米飯,西鍋煮菜湯。人們把飯吃完,然後圍在西鍋那裡,洗自己的飯碗。

  我有個難改的毛病,什麼事都不願往上擠,總是靠後站。

  等人們利用洗鍋的那點水,把碗洗好,都到院裡休息去了,我才上去洗。鍋裡的水已經很少,也很髒了,我彎著腰低著頭,忽然「嗡」的一聲,鍋飛了起來,屋裡煙塵彌漫,院子裡的人都驚了。

  我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拿著小洋瓷碗,木然地走到院裡,同學們都圍了上來。據事後他們告訴我,當時我的形象可怕極了。一臉血污,額上翻著兩寸來長的一片肉。

  當我自己用手一抹,那些可怕的東西,竟是污水和一片菜葉的時候,我不得不到村外的小河裡去把臉洗一下。

  在洗臉的時候,我和一個在下游洗菜的婦女爭吵了起來。

  我剛剛受了驚,並斷定這是村裡有壞人,預先在灶下埋藏了一枚手榴彈,也可以說是一枚土制的定時炸彈。如果不是山西的鍋鑄得堅固,灶口壘得嚴實,則我一定早已魂飛天外了。

  我非常氣憤,和她吵了幾句,悻悻然回到隊上,馬上就出發了。

  村南是一條大河。我對這條河的印象很深,但忘記問它的名字。是一條東西方向的河,有二十米寬,水平的像鏡子一般,晴空的太陽照在它的身上,簡直看不見有什麼漣漪。隊長催促,我們急迫地渡過河流。水齊著我的胸部,平靜、滑膩,有些暖意,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體會到水的溫柔和魅力。

  遠處不斷傳來槍聲。過河以後,我們來不及整理鞋襪,就要爬上一座非常陡峭的,據說有四十裡的高山。一個姓梅的女同學,還在河邊洗涮鞋裡的沙子,我招呼了她,並把口袋裡的冷玉米麵窩窩頭,分給她一些,作為趕爬這樣高山的物質準備。天黑,我們爬到了山頂,風大、寒冷不能停留,又遇到暴雨,第二天天亮,我們才算下了山,進入村莊休息。

  睡醒以後,同事們才有了精力拿我昨天遇到的驚險場面,作為笑料,並慶倖我的命大。

  我現在想:如果,在那種情況下,把我炸死,當然說不上是衝鋒陷陣的壯烈犧牲,只能說是在戰爭環境中的不幸死亡。在那些年月,這種死亡,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接近壽終正寢的正常死亡。同事們會把我埋葬在路旁、山腳、河邊,也無須插上什麼標誌。確實,有不少走在我身邊的同志,是那樣倒下去了。有時是因為戰爭,有時僅僅是因為疾病、饑寒,藥物和衣食的缺乏。每個戰士都負有神聖的職責,生者和死者,都不把這種死亡作為不幸,留下遺憾。

  現在,我主要回憶的不是這些,是關於那篇小說《山地回憶》。小說裡那個女孩子,絕不是這次遇到的這個婦女。這個婦女很刁潑,並不可愛。我也不想去寫她。我想寫的,只是那些我認為可愛的人,而這種人,在現實生活中間,占大多數。她們在我的記憶裡是數不清的。洗臉洗菜的糾紛,不過是引起這段美好的回憶的楔子而已。

  「四人幫」派的文藝觀是:不許人們寫真人真事,而又好在一部作品中間,去作無中生有的索引,去影射。這是一種對生活、對文藝都非常有害的作法。

  在一篇作品,他們認為是「紅」的時候,他們把主角和真人真事聯繫起來,甚至和作者聯繫起來。以為作者是英雄,所以他才能寫出英雄;作者是美女,所以她才能寫出美女。並把故事和當時當地聯繫起來,拿到一定的地點去對證,榮耀鄉里。在一部作品,他們忽然又要批判的時候,就把主角的反動性,和真人真事聯繫起來,甚至和作者聯繫起來,拿到他的工作地點或家鄉去批判,株連親友,辱及先人。

  有人說這叫「庸俗社會學」。社會學不社會學我不知道,庸俗是夠庸俗的了。

  我雖然主張寫人物最好有一個模特兒,但等到人物寫出來,他就絕不是一個人的孤單攝影。《山地回憶》裡的女孩子,是很多山地女孩子的化身。當然,我在寫她們的時候,用的多是彩筆,熱情地把她們推向陽光照射之下,春風吹拂之中。

  在那可貴的艱苦歲月裡,我和人民建立起來的感情,確是如此。我的職責,就是如實而又高昂濃重地把這種感情渲染出來。

  進城以後,我已經感到:這種人物,這種生活,這種情感,越來越會珍貴了。因此,在寫作中間,我不可抑制地表現了對她,對這些人物的深刻的愛。

  1978年9月29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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