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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泰昌《藝文軼話》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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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泰昌同志,認識的時間,不算太長;接觸的也不是太多。在一些文字工作的交往中,我發現他是一位很幹練的編輯,很合格的編輯。他在工作上,非常謙虛。當今之世,不合格的編輯並不少,有的人甚至不辨之無,而這些人,架子卻很大,很不謙虛。 今年春天,泰昌同志對我進行了一次採訪,就是登在本年六、七月份《文藝報》上的那次談話。我是很不善談的,特別不習慣於錄音。泰昌同志帶來一台錄音機,放在我們對面坐的方桌上。我對他說:「不要錄音。你記錄吧,要不然,你們兩位記。」 當時在坐的還有百花文藝出版社的一位同志。 泰昌同志不說話微笑著,把錄音機往後拉了拉。等我一開講,他就慢慢往前推一推。這樣反復幾次,我也就習慣了,他也終於完成了任務。當然,他能夠完成任務,還因為在同我接觸中,他表現出來的真誠和虛心的工作態度。 編輯必須有學問,有閱歷,有見解,有獨到之處。觀我國文化史,有許多例子證明,編輯工作和學術之間,有一條互通之路。有許多作家學者,在撰述之暇,從事書刊編纂;也有因編輯工作之年積月累,終於成為學者或作家。凡是嚴肅從事一種工作的人,他的收穫總不會是單一的,而是多種的。 泰昌同志在繁重的編輯工作之外,還不斷寫些文章,其中有不少部分是帶有學術性和研究性的文章。我是很喜歡讀這類文章的。我覺得,我們很多年,太缺乏治學的空氣了。 治學之道,當然不外學識與方法。然學與識實系兩種功夫。不博學當然無識力,而無識力,則常常能廢博學之功。識力與博學,是互相促進,相輔相成的。認真求實的精神,是提高識力的重要因素。 現在,國內的學術空氣,漸漸濃厚。但是脫離實際,空大之風,似尚未完全刹住。有些大塊文章,人們看到,它擺開的架子那麼大,裡面有那麼多經典,有那麼多議論,便稱之為學院派。貶抑之中,有尊畏之意。其實學院派的文章,總得有些新的研究成果,如果並沒有什麼新的成果,而只是引經據典,人云亦云,讀者就不如去自翻經典。或作者雖系一人,而論點時常隨形勢變化,那麼,缺乏自信的文章,於他人能有何益呢?所以說,這種文章,是連學院派也夠不上的。 這就涉及到治學方法的問題。現在,各個學術領域,都標榜用的是唯物辯證的方法。但如果牽強附會,或只是一種皮毛,甚至皮毛之內,反其道而行之,其收效就可想而知了。 學術不能用政治或立場觀點來代替。學術研究的是客觀存在。學術是樸素的,過去叫做樸學。 用新的方法,不得其要領,只是趕時髦,求得通過,對於學術,實際是沒有什麼好處的。因為學術,是要積蓄材料,記述史實,一磚一瓦,成為著作。是靠作者的真才實學,真知灼見,並不單純是方法問題。過去我國的學術,用的都是舊方法,而其成果赫然自在。正像刀耕火種,我們的祖先也能生產食糧一樣。 泰昌同志的文章,短小精悍,文字流暢,考訂詳明,耐人尋味。讀者用很少時間,能得到很大收益。寫文章,不尚高遠,選擇一些小題目。這種辦法很可取。小題目認真去做,做到能以自信,並能取信於人,取信於後世,取信於科學,題目再小,也是有價值的。 當他的《藝文軼話》就要付印的時候,泰昌願意我在書前寫幾句話。我把平日的一點感想寫出,與泰昌同志共勉。 1980年9月2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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