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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紹棠小說選》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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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午,收到紹棠同志從北京來信:「現將出版社給我的公函隨信附上,請您在百忙中為我寫一篇序,然後將序和公函寄給我。 「由於發稿時間緊迫,不得不請您趕作,很是不安。」 於是,我匆匆吃過午飯,就俯在桌子上來了。 紹棠同志和我的文字之交,見於他在黑龍江一次會議上熱情洋溢的發言,還見於他的自傳,我這裡就從略了。 去年冬初,在北京虎坊橋一家旅社,夜晚,他同從維熙同志來看我。我不能見到他們,已經有二十多年了。見到他們,我很激動,同他們說了很多說。其中對紹棠說了:一、不要再驕傲;二、不要趕浪頭;三、要保持自己的風格——等等率直的話。 他們走後,我是很難入睡的。我反復地想念:這二十年,對他們來說,可以說是天寒地凍,風雨飄搖的二十年。是無情的風雨,襲擊著多情善感的青年作家。承受風雨的結果,在他們身上和在我身上,或許有所不同吧?現在,他們站在我的面前,挺拔而俊秀,沉著而深思,似乎並不帶有風雨襲擊的痕跡。風雨對於他們,只能成為磨礪,錘煉,助長和完成,促使他們成為一代有用之材。 對於我來說,因為我已近衰殘,風雨之後,其形態,是不能和他們青年人相比的。 這一個夜晚,我是非常高興的,很多年沒有如此高興過了。 前些日子,我寫信給紹棠同志,說:「我並不希望你們(指從維熙和其他同志),老是在這個地方刊物(指《天津日報》文藝週刊)上發表作品。它只是一個苗圃。當它見到你們成為參天成材的大樹,在全國各地矗立出現時,它應該是高興的。我的心情,也是如此。」 文壇正如舞臺,老一輩到時必然要退下去,新的一代要及時上演,要各扮角色,載歌載舞。 看來,紹棠同志沒有忘記我,也還沒有厭棄我的因循守舊。當他的自選集出版的時候,我還有什麼話,要同他商討呢? 我想到: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是來之不易的。是應該一代代傳下去,並加以發揚的。「五四」前後,中國的現實主義,由魯迅先生和其他文學先驅奠定了基礎。這基礎是很鞏固、很深厚的。現實主義的旗幟,是與中國革命的旗幟同時並舉的,它有無比宏大的感召力量。中國的現實主義,伴隨中國革命而勝利前進,歷經了幾次國內革命戰爭和八年抗日戰爭。這一旗幟,因為無數先烈的肝腦塗地,它的色彩和戰鬥力量,越來越加強了。 中國的現實主義,首先是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同時,它也結合了中國文學的歷史,和世界文學的歷史。毫無疑義,十八、十九世紀的西歐文學和俄國文學,東北歐弱小民族的文學,十月革命的蘇聯文學,日本和美國的文學,對我國的現實主義,也起了豐富和借鑒的作用。介紹這些文學作品的翻譯家,我們應當給予高度評價。 我們的現實主義,是同形形色色的文學上的反動潮流、頹廢現象不斷鬥爭,才得以壯大和鞏固的。它戰勝民族主義文學,第三種人文學,以及影響很大的鴛鴦蝴蝶派。歷次戰鬥,都不是輕而易舉,也絕不是僥倖成功的。現實主義將是永生的。就是像林彪、「四人幫」這些手執屠刀的魔鬼,也不能把它毀滅。 但是,需要我們來維護。我們珍視現實主義文學的戰鬥傳統,紹棠同志的作品,具備這一傳統。 1979年12月19日下午2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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