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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風格


  風格形成的主要根基是:作家的豐盛的生活和對人生的崇高的願望。豐盛的生活迫使他有話要說,作品充實;崇高的願望指導他的作品為人生效力。

  風格任何時候都不能是單純形式的問題,它永遠和作家的思想,作家的生活實踐形成一體。

  因此,在讀者方面,如果離開一個作家的思想和生活,就沒有辦法探究和理解作家作品的風格。在作家方面,如果不努力使自己的思想前進和生活充實,而只是希望造成自己的風格,他就永遠不會獲得任何的風格。

  帶給作家風格的,是現實生活本身。曾經為現實生活努力,在鬥爭中體驗過甘苦的作家,很自然地就能體現現實的生命和面貌。

  但就是生活經歷豐富的作家,也不是很容易地獲得了風格。最初的時候,他好像並不能發覺周圍生活的美麗,他從模仿開始自己的寫作,他追蹤前人,他愛好的只是別人的風格。只有等他走了一段很長的路,他才回過頭來看見了自己的最可愛的人,展開全部思想讚美了她的寶貴的價值。

  只有在作家自覺地努力表現現實生活和重視他的民族傳統的時候,風格才開始在他的靈魂裡醒來。一經覺醒,他在創作生活上就突飛猛進起來。模仿並不能成就作家的風格,但每個作家都要走這一段路。

  因為風格的形成,帶有革新的意義。作家閱讀了很多別人的作品以後,才能有自己對寫作的見解。當他嘗試表現現實生活的時候,他不一定妄想超越別人,但是他希望向讀者提供一點新鮮的東西,就是希望在藝術園林裡栽培一株新的樹。他的寫作的實踐,實際上就是在批判著、提高著。

  《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在寫作之前,無疑是廣泛地涉獵了很多的前人的文學作品。從《紅樓夢》裡我們可以看出他喜愛的是哪些作品,他有時把他喜歡的風格引用到自己的作品裡,他一有機會就發揮自己的創作觀點。《紅樓夢》開卷第一回的作者自白,就是曹雪芹的全部的創作綱領。

  他用空空道人和石頭的對話,批判了他不喜歡的野史小說,這些小說主要的缺點是:

  (一)假借名色。
  (二)淫穢惡臭,最易壞人。
  (三)千部一腔,千人一面。
  (四)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
  (五)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

  他鮮明地提出了自己寫小說的主張:

  (一)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反倒新鮮別致。
  (二)半生親見親聞。
  (三)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跡尋蹤,不敢稍加穿鑿,致失其真。
  (四)洗了舊套,換新眼目。

  曹雪芹總結和批判了過去和同時代的文學成果,卓有識見地開闢了自己的道路。他這個綱領當然是一個現實主義的綱領。曹雪芹有了半生親見親聞的生活,他不願這段經歷泯滅,他迫切地要寫書,建樹了創作上的革新主張,才寫出這樣一部有偉大風格的《紅樓夢》。

  有人說《紅樓夢》受另一部人情小說《金瓶梅》的影響。

  在風格上說,《金瓶梅》是不能和《紅樓夢》相比的。《金瓶梅》確實有曹雪芹在批判中指出的第二條的缺點。

  《金瓶梅》在運用民間語言上,詳細地描寫人情世態上,都有創造性的成果。它有自己的風格,然而是一種低級的含有毒素的風格,它的風格有些像作為它的主角的那個尖酸刻薄的婦人。

  風格是一種道德品質。它包含在作品中間,貫徹得無微不至,如同在一個人的思想行為上所全部表現的那樣。風格的高下自然不取決於題材的高下,不取決於所寫的是高貴的人物或是低賤的人物。然而同樣一種生活,同樣一個人物,《紅樓夢》的描寫,給讀者的感覺是熱烈同情的,力量是鼓舞向上的,心理是陶冶教育的,境界是爐火純青的。同樣是群眾的語言,《紅樓夢》的語言是潔淨的,美麗的,活潑的,溫暖的。而我們讀起《金瓶梅》來,則像吃了腐敗的食品一樣,即使這食品曾經有名的廚師烹調,也常常引起心情惡劣厭煩,不能終卷。

  當然《金瓶梅》比起《紅樓夢》來,更標榜了勸善懲惡的「警世」的目的。但是,作品風格的道德力量,是自然具體的,是潛移默化的,人為的情節佈局或是強加的宣言口號,都不能提高它。真正的偉大的作品,幾乎都沒有任何的裝潢的標榜。

  因為藝術效果會有這樣的不同,有人就把作品的風格和作家的人格聯繫起來。對於現實生活,因為作家的思想不同,能夠一眼看高,一眼看低。有的作家看到人生的變革向上的力量,看到人物的美好崇高的品質,他努力發揚這些,在他的作品裡,很多人物更完善更有生氣,他把人生和人物美化了成全了。而在另外作家的筆下,他把人生和人物醜化了破壞了。這種成全和破壞,是就作品的實際效果而言,問題並不在於作家是在讚揚或是在諷刺。

  曹雪芹對於人生是依戀的,對於很多人物是同情的。他所以有時憂悶,只是為了探索使得人生更美好的辦法,他所以暴露一些壞人物壞性格,只是為了對善良的性格的維護。因此,在他的筆下,人物都是性格化的典型化的,感情的力量是廣泛深厚的。這種為人生的熱誠,貫徹在全部作品的字裡行間,就使得作品像吸取了全部的有益的雨露的花朵一樣,它的風格先是內在的形成了,然後發展到外面,在大自然界占取一個光輝的地位。

  風格的土壤是生活,作家的前進的思想是它吸取的雨露。

  如果作家的生活和思想都是充實的、戰鬥的、積極為人生的,那他的作品就像是生長在深山大澤的樹木一樣,風格必然是奇偉的。否則,即使作家精心修飾,他的作品也不過是像在暖室裡陳設的盆景一樣。在暴風雨裡長大的才能是海燕,在房檐上長大的只是家雀。它們的聲音是完全不同的。

  司馬遷和蘇子由都說,要遊歷名山大川,才能提高文字的風格。但是,司馬遷文章所以寫得好,是因為他掌握了豐富的材料。各地遊歷,也是為了實地考察,就是進行他說的「網羅舊聞」的工作。他所注意的當然是人物和口碑,不是單純的山水。在材料和感受融合充實以後,才更發揮了他的思想和感情,形成了他的文章的風格。

  所以說,風格雖然也是一個文學修養的問題,但是最主要的是深入生活的問題。如果一個作家抱著戰鬥的熱誠投入生活,真正理解熟悉了同時代的人物,真實地表現了他們,那麼,這些人物的高尚的品格,就同時成為作品的高尚的風格了。

  我們的生活還很不充實,不從根本上去求得解決,單單惋惜自己的文字沒有獨到的風格,自然是很不實際的想法。同時,如果忽視了立場和思想,沒有燈塔的照耀,作品的風格也是不能提高的。

  1953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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