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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與時代


  小說既是現實生活的反映,當即反映時代的風貌。所謂時代風貌,並非只是一個時代,廣大人民的生活樣式,而主要是他們的思想感情的樣式。也並不是說,每一個時代的作家,對他所處的時代,都能作等同的表現。古者不遑談,以近代文學而論,五四前後小說,多反映啟蒙、反封建、民主要求。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小說多反映城鄉階級壓迫及階級鬥爭。這些都可以說是當時的精神傾向。抗日戰爭時期主題更明顯集中,就不必詳談了。

  小說的反映時代,這是很自然的事,作家應是主動的,自覺的,沒有任何游離的。本來可以不必出題目加以限制或要求的。有時政治上的要求過於具體繁瑣,反使小說不能如實反映時代的精神,這種例子也是很現成的。

  每一個歷史變革的時期,總會產生它自己的忠實熱情的歌者。但歷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能逐歷史之波浪,為幾個歷史時期歌唱的歌手,卻並不多見。其中雖有不少作家,得享大壽,閱歷綿長,也只能在相連的一、兩個歷史時期,大顯身手。其餘時期,就表現出無能為力。

  這因為作家有時是身處時代激流之中,有時是身處激流之外,有時與時代擁抱得緊,有時擁抱得松。冷熱有變化,立場有轉移,心情處境不同,就引出不同的結果。

  抗日戰爭時期,在根據地成長起一批作家。戰事開始時,他們都是血氣方剛的青年,忍受外敵侵略,忍受國破家亡之痛,已經有很多年了。一聲召喚,他們立即投入了這一神聖戰爭。戰事持續了八年之久,物質條件極端困難。他們除去戰爭的考驗,還要接受饑餓、寒冷、疾病的挑戰,傷者累累,死者相繼。幸而生存者,所寫反映這一時代的小說,它所表現的時代精神,自然是真實的、熱烈的,充滿生機的。讀起來,當然是感人的。在當時,無論從生活,從思想感情,從生活的要求和願望來說,作家與時代,作家與當地人民,都是親密無間,血肉相關的。

  又經過三年解放戰爭,他們有的進入了大城市。大城市對作家來說,一方面是寫作和出版的條件好了;一方面是他們脫離群眾,脫離生活的創作危機的開始。自此,改業他行者有之,轉入宦途者有之,英雄無用武之地者有之。他們和根據地人民的聯繫淡薄了。城市的幹部生活,所思所想,與農村的農民生活,所思所想,是有很大區別的。因為生活環境的改變,他們與那裡廣大人民的關係,已經不是直接,而是間接的了。再從人民身上,來表現時代的精神,就困難了。

  問題是,實際上已經是間接的關係,作家有時還不願意承認,自己還當做是直接的來處理,來寫作。有時去採訪幾天,有時甚至去住上幾個月。臨時紮根,究竟不同于往日的自然生長。不承認這個變化,不努力打開新的生活局面,勉強維持著,將就著這樣一個舊有的生活局面,作品就越來越缺少生機,缺少活氣,缺少時代新鮮之感。

  自我滿足,維持殘局,偏安一隅,寫生活積累中的殘山剩水,實際上,不只遠遠離開時代的要求,也離開了歷史的要求。

  魯迅晚年不再寫小說,他自己說是因為沒有機會外出考察。他又說,他後一階段的小說,技巧雖然更為成熟,但已不為青年讀者所注意。他心裡是十分明白,小說創作與人生進程的微妙關係的。雖雄才如彼,也不能勉強為之的。他就改用別的武器,為時代戰鬥,並用全力去培植、扶持、鼓吹能真正表現新的時代風貌的,青年作家的小說。

  1982年5月1日晚燈下改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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