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讀書記我的史部書

我的史部書

　　按照四部分類法，史部包括：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古史、別史、雜史、載記、傳記、詔令奏議、地理、政書、譜錄、金石、史評，共十四類。每類又分小項目，如雜史中有：

　　事實、掌故、瑣記。這顯然不很科學，也很繁瑣。但史書，確實佔有中國古籍的大部。經書沒有幾種，佔據書目的，不是經的本文，而是所謂「經解」。

　　歷代讀書界，都很重視史書，經史並重，甚至有六經皆史之說。我國歷史悠久，史書汗牛充棟，無足奇怪。

　　人類重史書，實際是重現實。是想從歷史上的經驗教訓，解釋或解決現實中存在的問題。

　　我在青年時，並不喜好史書。回想在學校讀書的情況，還是喜歡讀一些抽象的哲學、美學，或新的政治、經濟學說。至於文藝作品，也多是理想、夢幻的內容。這是因為青年人，生活的經歷，都很單純，遇到的，不過是青年期的煩惱和苦悶，不想，也不知道，在歷史著作中去尋找答案。

　　進城以後，我好在舊書攤買書，那時書攤上多是商務印書館的書，其中四部叢刊、叢書集成零本很多，價錢也便宜，我買了不少。直到現在，四部叢刊的書，還有滿滿一個書櫃。

　　叢書集成的零本，雖然在佟樓，別人給胡裡胡塗地賣去一部分，留下的還是不少，它的書型和商務的另一種大型叢書——

　　萬有文庫相同，現在合起來，佔據半個書櫃。剩下的半個書櫃，叫商務的國學基本叢書佔用。

　　此外，還買了不少中華書局的四部備要零本，都是線裝——其中包括十幾種正史。

　　這些書中，大部分是史部書。書是零星買來的，我閱讀時，並沒有系統。比如我買來一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認真地讀過了，後來又遇到《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我就又買了來，但因為部頭太大，只是讀了一些部分。讀書和買書的興趣，都是這樣引起，像順藤摸瓜一樣，真正吞下肚的，常常是那些小個的瓜，大個的瓜，就只好陳列起來了。

　　還有一個例子，進城不久，我買了一部《貞觀政要》，對貞觀之治和初唐的歷史，發生了興趣，就又買了《大唐創業起居注》、《隋唐嘉話》、《唐摭言》（魯迅先生介紹過這本書）、《唐鑒》、《唐會要》等書。這些書都是認真讀過了的。

　　還有一個小插曲：五十年代，當一個朋友看到我的書架上有《貞觀政要》一書，就向別人表揚我，說：「誰說孫犁不關心政治？」其實，我是偶然買來，偶然讀了，和「關心政治」毫無關係。

　　又例如：我買了一部《大唐西域記》，後來就又買了《大唐玄奘法師傳》。這部書是大漢奸王揖唐為他父親的亡靈捐資刻印的，朱印本，很精緻，只花了八角錢，賣書小販還很高興。再例如，因為從《貞觀政要》，知道了魏征，就又買了他輯錄的《群書治要》，這當然已非史書。

　　買書就像蔓草生長一樣，不知串到哪裡去。它能使四部溝通，文史交互。涉獵越來越廣，知識越來越增加。是一種收穫，也是一種喜悅。

　　我買的史部書很多，在《書目答問》上，紅點是密密的，尤其是雜史、載記部分。關於靖康、晚明、清初、太平天國的書，如《靖康傳信錄》、《松漠紀聞》、《荊駝逸史》、《綏寇紀略》、《痛史》、《太平天國資料彙編》，都應有盡有。對勝利者雖無羡慕之心，對失敗者確曾有同情之意。

　　但歷史書的好處在於：一個朝代，一個人物，一種制度的興起，有其由來；滅亡消失，也有其道理。這和看小說，自不一樣。從中看到的，也不只是英雄人物個人的興衰，還可看到一個時期，廣大人民群眾的興奮和血淚，雖然並不顯著。

　　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土地改革、全國勝利，進入天津以後，我已經到了不惑之年。本來可以安心做些事業了，但由於身體的素質差，精力的消耗多，我突然病了。

　　有了一些人生的閱歷和經驗，我對文藝書籍的虛無縹緲、纏綿悱惻，不再感興趣。即使紅樓、西廂，過去那麼如醉如癡，傾心的書，也都束之高閣。又因為腦力弱，對於翻譯過來的哲學、理論書籍，因為句子太長，修辭、邏輯複雜，也不再願意去看。我的讀書，就進入了讀短書，讀消遣書的階段。

　　中國的史書，筆記小說，成了我這一時期的主要讀物。先是讀一些與文學史有關的，如《武林舊事》、《東京夢華錄》、《夢梁錄》、《西湖遊覽志》等書，進一步讀名為地理書而實為文學名著的：《水經注》、《洛陽伽藍記》。由綱領性的歷史書，如《稽古錄》、《綱鑒易知錄》，進而讀《資治通鑒》、《十六國春秋》、《十國春秋》等。

　　這一時期，我覺得歷史故事，歷史人物，比起文學作品的故事和人物，更引人入勝。《史記》、《三國志注》的人物描寫，使我嘆服不已。《資治通鑒》裡寫到的人物事件，使我牢記不忘。我曾把我這些感受，同在頤和園一起休養的一位同行，在清晨去牡丹園觀賞時，情不自禁地述說了起來，但並沒有引起那位同行的同調。

　　閱讀史書，是為了用歷史印證現實，也必須用現實印證歷史。歷史可信嗎？我們只能說：大體可信。如果說完全不可信，那就成了虛無主義。但盡信書不如無書的古訓，還是有道理的。

　　讀一種史書之前，必須辨明作者的立場和用心，作者如果是正派人，道德、學術都靠得住，寫的書就可靠。反之，則有疑問。這就是司馬遷、司馬光，所以能獨稱千古的道理。

　　1990年6月21日寫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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