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自傳編零我的學習

我的學習(1)

　　過去只從歷史認識政治二字的意義，政治和統治在我意識中即二而一，不過是少數又少數人，憑著種種關係的權力獨佔。專制霸道，殘忍私心是它的特徵。寄身於其間經營活動的第一手人物，則多不折不扣的官僚。依附強權，諂上騙下，以利相合，以勢相傾是它的特徵。辛亥革命後十餘年的政局變動，更說明這個上層機構，實在已腐朽不堪。我二十歲以前所理會的政治，不過是一種使人恐怖、厭惡，而又對之無可奈何的現實存在。我的空洞的社會理想，即生長於這種環境背景中。

　　為學習文學和文化，自以為工作宜屬思想領域而非政治領域，所以對當時政治現狀絕望，但屬社會科學範疇內的社會思想學說，卻因零散閱讀，從那些作品中，感印到一種洋溢的哲思和詩情。明白一切社會思想著作之所以引人入勝，使世界上千千萬萬讀者，能從作品中得到熱情的鼓舞，實由於這類作品，也是科學也是詩。不斷擴大深入到世界上優秀思想家、藝術家、組織家，以及萬萬千千素樸誠實年青生命中，作成萬千種不同的發展，人類關係才因之完全重造，改變了世界面貌，形成人類進步史奇跡。但是唯心論和唯物論，科學和玄學，當時卻無選擇的陸續侵入我觀念意識中，因此對我的影響，也就混亂而無章次。

　　這個思想發展，和更長遠一些的生活背景有關連。我生長於湖南鳳凰縣，地方在湖南原屬湘西邊遠落後縣份。地方多外來商人屯丁和苗民混合居住，由習慣上的歧視和輕視，歷來都一例被省中人叫作「鎮筸苗子」。滿清政府為壓迫這個區域的人民，土地早全部收歸官有，小小縣城即駐防有一個總兵一個兵備道。辛亥革命人民起義失敗，城區四郊殺人到數千，犧牲的大部是苗人。由辛亥到五四，在分解中的封建政治，軍閥割據火並，是這個時期的社會特徵，影響到湘西也是一樣。大小軍人土匪的反復砍殺，貪官污吏惡鄉保橫徵暴斂，鴉片煙普遍種，普遍吸，上貨時多五百石八百石向下運。

　　我其時在一個地方部隊中作小職員，記得僅僅一個書記處，就有二十來盞煙燈日夜不息！我原出身于破產地主舊軍人家庭子弟，從這種可怕環境背景中長大，階級本質宜有向上爬意識，生活教育卻使我向下看。我若承認社會現實是對的，即必然變成其中一分子，想方設法騎在人民頭上，用同樣不公不義方式爭取權力和財富，再用鴉片煙，毒害自己。我由於否定這個現實，五四運動的微波餘浪，把我推送到了北京城。

　　北來的目的是習文學和文化，最先具體接觸到的，卻又是鮮明著目的政治。即舊軍閥總崩潰前夕，皖、直、奉、豫、晉以地方為單位的北方軍閥，正用人民作賭注，進行瘋狂內戰，走馬燈一般此來彼去。另一群來自國內各省，代表地主、豪紳、官僚、流氓、買辦利益的八百國會議員，即寄附于這個政治現實情形下，分成若干小派系，縱橫離合，爭吵打鬧。國內因內戰十年，剝削加深，國家財富多轉到帝國主義者軍火商人手中，成為炮灰。人民卻窮困萬狀，無以為生。即在北京各大學教書的，每月也還得不到應得薪金十分一二。一個統治階級最上層，卻終日在討坤角，慶大壽，辦盂蘭盆會一類事情上努力用心。這個現象加深了我對政治二字的厭惡，也妨礙了我後來對政治更深一層的理解。

　　當時新知識思想領導方面，從五四起，對傳統採取的態度，雖同為否定，卻已見出了分歧。一部分因蘇聯十月革命成功得到啟示，深信中國社會也得全盤打翻，方有個轉機的，即強調階級鬥爭為革命基本形式，陳獨秀李大釗是代表。一部分以為社會革命不夠條件，走資本主義民主路線為較有希望的，即提倡學術救國，也還是極力主張打孔家店，卻避開了階級革命的迎面鬥爭不提。胡適之吳稚暉是代表。前者最先即組織了學生和工農，特別是鐵路、礦山、海員、紗廠工人。後者卻在學校教育界紮根，並和民族工商業資本家發生聯繫，再進而右轉，一部分即成為近二十年舊政治官場中上層文化點綴物，一部分又因之在學校中成為超政治的學者。

　　我到北京時，左右思想陣容分化已明確。英美系學者正在討論科學玄學，為一堆抽象名詞糾纏得極熱鬧。得到一種印象，即這些學者名流對明日社會，怕做不了什麼事。當時文學翻譯介紹占了國內出版物主要地位，因之十九世紀一些有世界性的文學作家，在他們的時代環境中，如何通過了長時期辛苦勤勞，和傳統政治勢力及宗教迷信作反抗鬥爭，把工作推進，與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期的世界文化史、社會思想發展史，發生緊密聯繫的情形，中國年青人不免心嚮往之。我是千百青年之一，既深信國家真實進步，是切實有用知識代替專橫霸道權力，理性代替迷信，自然更容易得到啟發，深信通過文學，注入社會重造觀念于讀者，是一個必然有效方式。但是，新的方面雖氣勢壯大，實在成就還不多。想用新文學打倒禮拜六派，打倒讀經復古及香豔詩派，十分容易。想用它來作新的經典，瓦解舊社會上層組織全部，事情就並不簡單。

　　我個人當時認識，則以為凡事既近於創始，前路實攸遠，必須有人不太注意近功小利，來作長途跋涉。工作有些困難，得戰勝困難。不可免要犧牲，或毀于傳統勢力的迫害，或由於其他矛盾，持旗引路的反而成為後來隊伍的墊腳石。總之，這工作得要人心地比較單純，充滿熱情和耐性，來努力個二三十年。且要有許多人，各帶著殉道者精神，披荊斬棘開發工作中各種不同的道路。人人說時代如一道偉大洪流，求有以自見即偉大，我卻意識到人在其間實在渺小之至。正因為理解到個人的渺小，和工作可能達到的限度，就用一個充滿悲劇性的工作態度，工作下來了。這態度就是用筆學習，試驗，再學習，再試驗。

　　我弄的原是短篇小說，也即是在文學中最不容易見好，五四以來卻又最引起讀者注意的一種工作。這工作特點，即任何抽象理論都無助於實踐。五四以來人喜說人生如戰爭，照我理解到的說來，這才真是一種長時期的戰爭！一面得戰勝自己文化落後的弱點，一面還得戰勝環境。每到工作陷於完全絕望中時，就用文學史上的古人遭遇來安慰自己。以為古今相去不多遠，德不孤，必有鄰，凡事沉默接受為合理。

　　但如此一來，對於必需聯繫政治和社會的群的關係，自然都逐漸的越來越隔離了。由於缺少對政治和文學聯繫有深一層認識，我的階級立場自始即是模糊的。我的工作的積累，於是成了偽自由主義者群一個裝璜工具，點綴著舊民主自由要求二十年。而我也即在這個位置上胡寫了二十年。大革命，九一八，……社會新舊鬥爭一系列的發展，我都一一見到，越來越複雜尖銳，我卻儼然游離於糾紛以外。生活依存於偽自由主義者群，思想情感反映於工作中卻孤立而偏左。

　　一面是社會接觸面不出同事和同學，一面是讀書範圍越雜亂。寫作精力正旺盛，而新出版業方興起，讀者群展開到了學校以外的現代企業中，工作受刺激和鼓勵，我成了一個寫短篇的熱鬧人。二十年來大部分作品多產生於這個時間內。

　　一部分作品，雖比較具進步性，另一部分作品，卻充分反映出一個游離知識分子的弱點，文字華靡而思想混亂，有風格而少生命。大部分是無助於人民革命，對年青人前進意志，更容易形成麻痹和毒害效果的。特別是用佛經故事改造的一些故事，見出是我的雜學的混合物。佛教的虛無主義，幻異情感，和文選諸子學等等的雜糅混合，再發展即成為後來的七色魘等極端病態的、邪僻的、不健康的格式。而促成這個發展的，還顯然有佛洛依德、喬依司等等作品支離破碎的反映。

　　政治鬥爭時有張弛，而文學鬥爭上隨之時而飆舉雲起，時而灰飛煙滅。兩種鬥爭在曲折發展中又都不免聯合複分化，令人把握不定。我的孤立由此更易成為個人工作的藉口，主觀上且認是唯一進步必由之路。浸透一種感傷的心情，把歷史上一些作者比擬為太空諸星，以為各有照耀，各有千秋，還依然是一個整體。古今人雖相去千年萬里，恰如萬壑爭流，彼此終必到達人類進步的大海。因此雖活到二十世紀波瀾壯闊鬥爭激烈的中國社會，思想意識不免停頓在十九世紀末的文學作家寫作意識領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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