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讀《論英雄崇拜》(2)

讀《論英雄崇拜》(2)

　　陳先生卻簡簡單單以為是「五四」的提倡「民治主義」與「科學精神」結果，這倒是很新的意見。意見雖然新，卻很容易象清末民初遺老的口吻。怎麼會這樣想而且把他寫出來？這時雖是戰時，要頌揚武人的武德武功方法也很多，實不必如此曲解過去！二十年前的改造運動，從最小處言，很明顯即因工具運動（文體改革）成功，方起新陳代謝作用。通俗小說中舊的如《封神演義》，新的如《玉梨魂》等書，代之而來產生冰心、魯迅、茅盾、巴金的作品。「團結」「統一」「抗戰」「建國」這類名詞，由抽象而具體，與工具的能盡其用也大有關係。

　　陳先生說「五四的流弊是更進一步使中國士大夫階級墮落腐敗」，何所見而雲然？這士大夫若指晚清遺老，民初議會諸公，人老了，老而不死，體力複竭，手邊又還有幾個錢，在家納福，只等待莊子所謂「息我以死」，事極自然。這些人實與「五四」毫不相干。若指因「五四」而起的人物，這些人大多數是當前社會負責者，一部分以專家身分從政，作公務員，一部分或辦教育，或作學術研究，工作都相當忙，收入又相當少，守職盡分，近十年來中國見出一點進步成績，都可說是這種中層分子的貢獻。這些人受事實環境限制，能守職不能創業，事或有之。至於腐化墮落，實說不上。這種人一部分在學校教書，與社會略隔一層，或在大時代中尚天真爛漫夢想中國政體忽然憑空變成英美方式，雖盡做白日夢，卻又不能如何努力來實現夢想。

　　陳先生又說「五四」造成了士大夫無人格，無信仰，虛偽矯飾阿諛逢迎的風氣，且以為貪婪愛錢是共通風氣，說的也有點近於籠統含混。若指辦教育的，與事實不大相合。若指「文臣」意即官吏公務員，這一點也得弄個清楚，「人格」「信仰」範圍指什麼而言？至於官場中逢迎阿諛，實是一件老故事，與「帝制」不可分，也可說與歷史不可分，古語「遠佞人」正可作例。說它由「五四」起始倒是新聞。若必把阿諛逢迎歸為新的風氣，仔細分析，就可知造成這個現象，另外有一個原因。十年來的黨政新貴，年在三十五歲上下的，多系北伐時代學生，當時高等教育不良好，一面且忙於革命，學術思想便缺少「五四」提倡的民治主義和科學精神訓練。北伐成功後，政體有了新陳代謝，這些各以因緣上了台。不久國共分裂，清來殺去，江西多了一個政府，打了近八年的仗。

　　即在「中央」系統下隨即又有桂系分張湖北之役，閻馮擴大會議隴海線之役，福建人民政府事件，兩廣事件，無一事不與「黨」爭「政」爭有關。既與黨政有關，時局變化波瀾大，許多人自然把「信仰」看成一個空洞名詞。中央欲集權，從黨著手，在黨中先廢除民主精神，乃由上而下以圈定指派方式產生幹部。黨政中的中層分子，一因學問少，二因時忌多，於是將信仰對象由「真理」變成「政策」。政局既朝雲暮雨，這些末流人當然即不可免各競技巧表現長處，作人無風格，作事少思想。就中雖不乏潔身自愛者，然欲安於其位，自必唯諾取容。

　　但事情明明白白，這問題系與「黨政」有關，與「五四」的「民治主義」和「科學精神」卻不相干！至說文臣愛錢，對這種人也還說不上。這種人除了有機會加入財政稅收機關，即愛錢亦不會有多少貪婪機會！若與同等的武將比較，恐怕還是將軍們發財的居多！（陳先生是四川人，應當知道四川的房產田地，金融實業，幾幾乎全是大小軍官的產業！）此外四十歲以上文臣因專家資格處理有關財政稅收事務，雖可發財，還是十分廉潔不失書生本色的，正不乏人。若說五四提倡民治主義與科學精神，這些人倒正可代表承受兩種觀念產生的人物！至若近十年小官僚因緣時會，位據要津，或直接舞弊，或間接營私，發百萬財，稱大富翁，正恰好看出國家只圖統治，統治方式只注重集權，因此老式親親主義與人情主義抬了頭，是一種必然現象。救濟他靠的還需要社會制度化與專家化，民治主義與科學精神。

　　大凡談論問題，能稱引「過去」，疏證「當前」，預言「未來」，當然很有意義。不過批判歷史，最好要明白歷史；攻擊科學精神，先還需要具有一點科學精神！我們現在若肯從大處著眼，公公平平來看看這個國家近二十年的發展，以及在變動中的得失，自會承認有形的社會組織與無形的公民觀念，都無不在逐漸進步中。這進步實得力於統一，主要表現是國家統一意識的增強，因統一實現國家日趨於合理。

　　這種進步現象非一人頭腦萬能，實與中級應用人材質與量提高增多有關，也就與高等教育有關。高等教育能有點成績，實又得力于若干著名大學在教育範圍內的民治主義與科學精神運用。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有不同，這許是個人一種過分樂觀看法。但這種看法也還可從近事得到一點證明。舉例言，七七戰事發生後，在滬杭兩路戰區鐵路服務人員，作站長的或管工程的認真負責處，是中外一致讚頌的。又如目下各戰區業已淪陷縣分，一經收復，縣政工作人員照例即隨軍事推進而進行各種工作服務熱忱也是為人稱道的。

　　這些人差不多就全是受過大學教育的青年。即如就稅收言，湘鄂省區地方統稅，由一個遠在湘西某機關指導徵收，淪陷區居然能進行，徵收人員且很少有攜款潛逃事情發生。問及負責人，方知道大部工作人員是稅專及其他大學畢業生，仿郵政鹽務用考試制度選擢而來。說到英雄崇拜，這些小一輩的士大夫，恐都不免成為陳先生筆下所謂「卑鄙」之徒。因為這種可愛青年，就決不會單憑英雄崇拜能如此忠誠為國的。其服務精神還只是由於作國民的自尊心而來。正因為每個人所受的訓練，刺激，都覺悟了自己是國家一個單位，要生存權利，也就有遵守社會規約的義務。若說國家得重造，士大夫得改造，這些光明進步方面，似乎值得注意注意！明白當前較多，新英雄主義的提倡者，下筆時就知道不僅要慷慨激昂，最重要還是近情合理了。

　　歐戰發展到最近，英法因戰爭技術比較落後，兩個國家標榜的「民主思想」或「自由主義」於是成為一個嘲弄名詞。

　　中國處當前情形中，一面得應戰，一面得建國，一面得在風雲萬變國際混亂情形中，選擇兩個可靠的朋友，適應當前與未來，「國家集權」因此舊事重提。對國家有一個較新的看法，大家分途並進，來把全民族人力物力粘附集中到國家進步理想上去，自是新戰國時代應有的打算。可是我們明白，英法倒黴是一件事，五四民治主義與科學精神提倡又是一件事，中國要建國，「國家集權」與「集權國家」又是一件事；三件事各不相附。若以彼證此，附會其詞，是不會有較好結論的！若從中國人就中國立場說來，據個人意見，恰恰與陳先生意見相反。

　　國家要集權，真正的「民治主義」與「科學精神」還值得來好好的重新提倡，正因為要「未來」不與「過去」一樣，對中國進步實有重要的意義！對外言，「戰爭人人有分」這句話，想要發生真正普遍作用，是要從民治主義方式教育上方有成效可言的。對內言，在政治上則可以抵抗無知識的壟斷主義，以及與迷信不可分的英雄崇拜主義。更重要的是抵抗封建化的外戚人情主義。在教育上則可以抵抗宗教功利化，思想凝固化，以及裝幌子化。在文學藝術運動上則可以抵抗統治與限制，在一般文化事業上則可望專家分工，不至為少數妄人引入歧途。至若科學精神的應用，尤不可少。國家要現代化，就無一事不需要條理明確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

　　若說中國當這個新戰國時代，既不甘淪亡，必需掙扎，掙扎方式且必需取法德俄，我們也得弄明白，這些國家最高指導統制權力雖大，其所以控制國家的人力物力，而且運用得恰到好處，並不是人人崇拜英雄可以成事。組織和效率，主要的其實還是科學精神！因科學精神而分工分業，方能有組織，見效率！德國人表示崇拜希特拉，不過是每家被強迫掛一面相片而已，希特拉事實上也許更敬重他的專家和那群高等軍事幕僚！若照陳先生意見，「知識階層關心的平民教育一發達，國家更不崇拜英雄，更是一盤散沙」，那一切初級教育都近於多事，有害無益，大家只讀讀老式通俗小說，一面對英雄崇拜便很好了。可是話說回來，真正關心這個國家命運的人，會覺得抗戰建國事並不那麼簡單的。

　　因為世界在戰爭中，在變動中，新的歷史場面上領導者，容易給人一個「英雄」印象。於是一部分人談及抗戰時，談及國家問題時，便不免要用英雄氣分來解釋現象，這種聯想自會牽強附會到通俗小說方面去，照例且不免把近年來人民對於國家觀念之覺醒估計得太低，對「讀書人」感到不滿。陳先生文章，在這一點上正可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見。讀書人情形，陳先生自己是其中之一，當然明白「英雄崇拜」是不是能作到他要你死你必樂於就死的地步。且明白「士大夫」含義，以及其他，有些話不能自圓其說，還不礙事。至於對群眾教育，以及從「教育」上得到教訓，未免太隔膜了。

　　事實上近三年來國內兩百萬壯丁的徵調，應用如何手續，有若干省分，如何由萬千青年學生下鄉作民訓社訓，其次又如何用挑選方法選出送到各地師團管區編訓。編訓期滿，再如何轉移到各個應當補充部隊去訓練，送到前線時，至少都得經過一年以上的「教育」，在教育中與火線上，照例都需要把不必要的懦怯與不必要的英雄思想去盡，只變成集體中一個小小分子，方能作戰。明白這些，就會覺得「教育」二字具有何等意義，對於目前戰爭又影響多大，不至於說外行話稱讚他們不受教育了。三年來的抗戰，前方百萬壯士的流血，後方數百萬婦孺老弱在風雨饑寒中完成的幾條國防交通線，支持這個民族作戰氣概和勝利信心的，決不是英雄崇拜，實完全靠廣大群眾做「人」的自尊心的覺醒。這覺醒工作，便整個寄託在各種有形無形廣泛教育原則上！

　　陳先生文章本意很好，惟似有所蔽，辭不達意處，實容易被妄人引為張本，增加糊塗。官僚文化人中還不缺少妄人，妄人活下多以為在國家變動中可作政治投機，且習于用英雄崇拜方式固寵取信。這種人正附于中國官僚外戚政治中作種種活動。所以中國談改造運動，實離不了制度化和專家化，正因為如此一來，這種人方無所售其技。制度化和專家化及新戰國時代新公民道德的培養，除依靠一種真正民主政治的逐漸實行，與科學精神的發揚光大，此外更無較簡便方式可采。

　　在這種事實下來談英雄崇拜，如象陳先生那麼談，有點近於「抒情」，不是「說理」了。不知多數讀者以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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