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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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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住在上海永裕裡十三號三樓,是間髹了庸俗綠色油漆充滿油漆氣味的樓房。把一鋪租來的大木床,安頓在房間中央後,前面放了一張寫字臺,後面又放了一張寫字臺,靠牆邊則有一個書架,一張方桌,四把椅子。牆頭上則掛了蔡威廉女士所作的大幅丁玲畫像。煤油桶,米袋,打汽爐子,以及大小碗盞,平時完全擱在床底下,需用時方從床底拉出,不需用時又複趕快塞進床底。為了吃飯,兩個人每天大約下三樓提水六次。點汽爐子,用照相框反面作為砧板,把小洋刀切牛肉與洋蔥,則歸丁玲女士。海軍學生當來了客,發現了還缺少什麼作料,或必須加一點菜蔬時,便救火兵模樣飛奔下了三層樓,沖出同堂大門外去,購買那一點點必需的東西。 兩人一進新屋,剛把什物安排妥當後,就開始坐下來寫字。寫些什麼呢?從住在二樓的二房東看來,總以為是寫「信」。吃飯以前她上來望望,詢問一下兩人需要什麼當就便為他們上街捎來,那時節眼見到兩人各自坐在房中一隅,完全是寫家信的神氣,伏在桌邊只是寫。這房東為了好奇,吃飯以後又借旁的原因,跑上三樓來看看,只見兩人還依然各自坐在寫字臺邊,寫那些永遠也不會寫完的信。在房東意思,實以為「若這不是寫家信,除了寫信還有什麼可寫的或必須要那麼忙著寫的」?女房東仿佛常常猜詳著,可是決猜詳不出什麼結果。 兩人先前一時那點齟齬處,既儼然業已完全忘掉,新生活又複在快樂中把日子打發下去,工作事業則由於異常勤快得了各方面的出路,於是日子過去了!丁玲女士的名字,在北方,在南方,皆被年青人用一種親切的友誼加以注意,成為一個非常時髦順耳的名字了。《在黑暗中》一出版,作家間亦無人不承認「這是國內一種嶄新的收穫」,這收穫又顯然如何超越了稍前一時代的作品標準,另向一新方向上展開與突進的。 那時節女作家中幾個人,冰心因病倦於寫作擱筆了,沅君(淦女士)寫作《隔絕之後》的時代已經稍稍過去,努力研究詞曲去了,叔華明白了她的所長當在繪畫,埋頭于宋元臨摹,不再寫她的小說了,同時女作家中間或還有寫作陸續發表的,如蘇雪林,陳學昭,雖各把握了一部分女性讀者,較之丁玲女士作品籠罩一切處,則顯然無可頡頏,難於並提。寫作既出了名,從寫作上得到了生活的意義,故他們所過的日子,雖仍然常常貧困得十分可笑,卻感到了工作的嚴肅,既不自滿也就不能自棄。 兩人在西山時生活方面常像小孩子,到了上海,兩人依然還像小孩子。為了每月房租將到期,各人趕忙來寫小說,一寫成時就送過拿錢最方便處去,從編輯處取得了通知單,又從會計處或營業部換得了一疊鈔票,得錢後,兩人或一人在街上揚長走著,大街上各種商店的臨街大窗櫥內,陳列了種種貨物,皆常常把這個路上人吸住,且即刻誘入鋪子裡面去,等待可出門時,錢夾中的鈔票減少了。錢少了,脅下自然就多了一個盒子,盒子中或是可吃的,或是可穿的,或是可以擺在窗臺上的,總而言之則大多數是兩人不必需的。男的只歡喜為女的買貴重香水,貴重的糖果,值錢的花邊,值錢的鮮花,女的則歡喜為男的買價錢極大的領帶,以及其他類乎這種東西的小玩意兒。至於兩人同時能走入商店則自然更容易把錢花盡了。設當時只是一個人,這人把所買來的廢物攜帶回家中,笑嘻嘻的共同坐在床邊來開看盒中所有時,一個說:「瞧,這樣好的東西,只六元,你不覺得價錢真公道嗎」?那個必說:「妙極了,好極了,我歡喜它」!不管買的是什麼,兩個人似乎意見皆十分相近。不管買去了多少錢,當兩人把新買東西展覽欣賞時,其中一個提及錢的其餘用處,故意來掃另一人的興味的事情,絕不至於發生。 新的東西若是糖果,便吃掉它,若是花,就插到書桌上那個小小瓷瓶裡去,一同忽遠忽近的來欣賞它,若是衣料,就披在應把這衣料作衣的肩上去,指派這人在樓上來回走著,若是領帶,就即刻掉換另一領帶。必需到後兩人中的一個,在另外一種聲音一派空氣中,仿佛醒覺似的記起了新取稿費正當的用途,兩人才來談及所取得的數目以及業經花去的數目。到這時節,倘若打算一下,剩下的又不夠支配了,自然就又得派海軍學生作那件老事了。因為房租不足或其他必需用款不足,海軍學生挾了新買來的衣料,在康悌路,馬浪路,貝勒路,各馬路邊沿上忙匆匆的走著,敏捷的鑽入一個小押當石庫門裡,又敏捷的從這種大門中跑出,次數似乎太多了些,說來真毫不出奇了。 記述到這一點情形時,我總得想起:一種有秩序的生活,似乎正在有意識的逃避到這兩個人,故總永遠使兩個人同小孩子一樣。然而也正因為兩人這分天真性情,才作成了兩人此後的命運。丁玲女士早把一個婦人所必需的家務趣味與娘兒們計米較鹽屯私房賺小錢的婦人當然性情失去,故兩個人同時把成為俗人的機會也失去了。兩人性情天真處,應遮蓋了兩人因天真而作出的荒唐與疏忽行為,因為它是美麗的,正如他們的天才一樣,在俗人不易發現,不能存在的。 當時兩人既異常努力,丁玲女士成績又特別出眾,恰當上海書業風起雲湧的時節,正有若干讀書人視新書業為利藪,各就手腕之修短,集股開辦大小書店與刊物,各個書店刊物編輯人皆莫不介於勞力與資本家之中間。編輯人莫不有一面淵源,故兩人皆不辜負這種機會,在生活督促與友誼督促兩種意義中,用全力寫了不少文章。 上海的《中央日報》總編輯彭浩徐,找海軍學生去編輯那報紙副刊,每月有二百元以上稿費,足供支配,三個人商量了一陣,答應了這件事後,就把刊物名為《紅與黑》,這紅與黑成為此後《紅黑》雜誌的胎兒,正因為這刊物,後來才有《紅黑》的計畫。三人既應允了共同來維持這個刊物,由海軍學生出面作事,海軍學生每夜便得過望平街轉角處一棟老舊房子裡,從走動時吱吱嗝嗝的扶梯,爬上搖搖欲墜的三樓,坐在辦公室一角,發出編好的稿件,就看總編輯一面寫本報社論一面吸紙捲煙,直到副刊最後清樣看過後,方坐了浩徐的大汽車回家。丁玲女士則有時同去,有時又獨自在家中等候,或一個從報館剛把事情辦完,一個在家中的短篇小說也寫成了。兩人不管時間早遲,總仍然有許多話可談,第二天仍然很早就爬起床來,繼續做夜裡未做完的事。 兩人生活既然好了些,從前在北京時各處看房子的習慣,來上海時又恢復了。兩人只想找一較乾淨住處,就終日各處跑去。法租界公園附近一帶,每個貼了招租帖子的人家,兩人皆似乎從這些人家後門走進去過一次或兩次。兩人用鉛筆記下若干門牌和房價,有時還同二房東討論一陣月租,說妥了,或預先還放下點點定錢,臨出門時總囑咐那房東說:「定下了,定下了,莫另租人,後天一定搬來!」(其實只須一出門,兩人把收入一打算,便明白搬家太不容易,定錢又等於白送了。)這時節或者那二房東還會在後樓窗口邊說: 「胡先生,二十八來,我就不租人!」 胡也頻便抬起頭來,向樓上人答話: 「當然的,你租了別人,我同你上巡捕房打官司去!」 說了這種趣話後又向身邊丁玲女士眨眨眼睛,所下的定錢,仿佛因此就算是並不虛擲了。於是記起這定錢正需要作三天后的什麼用處,兩人又回家寫小說去了。 兩人遷入薩坡賽路一百九十六號時,兩人皆十分快樂。所住的主人,是一個從某國做工回來的勤工儉學生,或者那時所有的辦法皆從法國慣例,房租計需三十一元,包飯計需十六元,每餐限定用刀叉從盤中檢取菜飯,每天卻同樣必有一碗黃花木耳湯,一碟鹽水煮的紅色蝦米,一個帶殼雞子。房東尖嘴瘦臉,如同一個獼猴,說話時則一面伸手盡力抓著自己頭髮,一面把眉毛聚攏,好像被人逼著還帳無法可想的神氣。 這房東自己雖是那麼一個無趣味的人,卻有一個壯麗年青的女人,高個子身材,白白的臉,奶子高高腫起,手腳皆發育得異常齊全。男子雖然說已在某野雞大學教書,女人似乎並不受過多少教育。女人處處還有鄉下人爽直單純的脾氣,高興時大聲的笑,不高興時就獨自跑到樓下廚房去枯坐。丁玲女士看見這房東太太生活得那麼寂寞,穿得衣服材料十分好卻十分舊,問她是什麼時候縫的,她就說這還是半年前結婚的東西。 女人並不算得怎樣美,但完全的發育把四肢長得整整齊齊,同時也把肌肉充腴,皮膚膨緊,性情變得天真樸厚可愛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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