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丁玲第五章(2)

第五章(2)

　　說到這些事情時，已在幾人同住上海的時節，故我想把時間仍然帶回去幾年。因為關於兩人第一次過上海，固然就試驗了那作明星的計劃，第二次過上海，以及因那次過上海，方如何建設了她自己的事業與命運。但還有些瑣事，發生於這兩年中，在這裡我並未提到，在《記胡也頻》一書裡，當時也不提到。很顯然的，這個人的事業與命運，卻又與多數小小事情具有因果關係，正如這個人的作品一樣，不明白她生活環境，與當時讀某幾本書的影響，就無法理解她的藝術，與作品中理智觀念形成的因緣。不明白她生活上發展的秩序，對於此後她的創作生活也就無法說明的。

　　他們在北京從山上遷入城中，為得是城中有個公寓，主人那麼知趣，對於從事文學創作的青年人，又那麼發生興味，故兩人既不能長住西山，自然沒有什麼理由，反對朋友的提議，不把行李遷入這個公寓了！到了新的住處後，丁玲女士一面還想創作，一面眼看到在補習學校同住的曹女士與錢女士，一個已考入了北大，一個已考入了師大，自己卻只是那麼把生活擱在夢裡，把希望寫在水上，未免有些不安。兩人一下山，買菜的不必上街買菜，做飯的也不必兩手抓取煤球或向井邊提水擦洗碗盞了，閒暇更多了些，兩人便過北大去聽了些隨意課。雖所上的課不到三五次，但另外在公寓中，卻實在讀了不少書籍。

　　丁玲女士自己既生成一個充滿生活幻想的頭腦，實際生活又那麼窄，因此每一本書每一個作品，尤其是那些翻譯作品，莫不成為這個女作家精神方面的營養物。書讀多一些，感情寬了一些，對於人事與文學見解也更深沉了些，因此朋友方面，皆對於她得到極好的印象。朋友多在北京號稱「作家」的大學生，每當暢談一切時，辭令與觀念，在這個女作家面前，皆見得很平凡很小氣。從這種談話中丁玲女士的所得感想，只應當是：「這全是一群無多希望的人物。」假若因此還增加了她一分驕氣，這驕氣對於她是有用的，不可少的。

　　某種人有了驕氣，只給他自己事業發展上加上一個限制，但這個人卻正需要那點對於一般男子理性平凡行動誇張而引起憎惡與輕視的驕氣，方能認識自己的工作和責任。因之，當她能執筆寫作時，便產生了《在黑暗中》，《韋護》，《水》，《母親》，諸作，自覺應當放下她那枝筆，去接受一點更嚴肅的教育時，便毫不遲疑，毫不矜張，走入了她老早已看出了一個男子有了點聰明與世故時，就如何不適宜於社會較遠理想作犧牲，也就如何不像個有希望的男子。不過，在當時，這女孩子那分驕氣，是隱密的，不形容于顏貌間，從不曾為一般常相過從的人所感覺得到的。

　　朋友們所得于丁玲女士的好印象，實不在她那女性意味方面。她能給朋友的是親切灑脫。她既不習慣使用脂粉，也缺少女性那分做作。她待人只是那麼不可形容的爽直，故朋友相熟略久，就似乎極容易忘掉了她是個女人。

　　然從另外一方面說來，則凡屬一個女子某種美德，她卻毫無缺處。她爽直並不粗暴。她無時髦女人的風韻，也可以說她已無時間去裝模作樣的學習那種女性風韻。她容易使熟人忘掉她是個女人，不過因為她沒有一般二九年華女人那分浮于眼眉形諸動止輕佻風情罷了。認識她靈魂美麗天分卓絕的，只是很少幾個朋友，一般人對於她的美麗處與長處的認識，則必需數年後從她作品上方能發現的。

　　兩人遷至東城後，當時的青年作家等，皆常常與他們往來，來時不是共同在北河沿髒溝旁散步，便是在公寓中小白爐邊吃小鐵鍋煮就的爛飯。這些人莫不較之海軍學生著名于時，事實上則一段短短的時間中，就證明了這些皆無使人特別注意的聰穎與學殖。這些朋友來到時，海軍學生與任何人皆作過激烈冗長的辯論，暢談各方面的感想。丁玲女士則常常在這種辯論中微笑著，注意朋友中被海軍學生談鋒挫敗的臉色。這些朋友或說到某報正預備印行什麼週刊，某報紙某人，已接洽了一個副刊，這朋友走後，一對年青人總若有會心似的默然微笑，最先開口的必是丁玲女士。對於這些消息受刺激最大的，不是海軍學生，不是我，卻常常是還不曾執筆作文的她。

　　她總慨乎其言的說：

　　「頻，這些人要辦什麼，天生就有那種好運氣，一下子可弄好了。」

　　那海軍學生還記著先一時某朋友的話，便只會說：

　　「休，休，（他叫我）我們趕快也去問問，不要他們的稿費也行罷。我們寫一個信去問問，還是親自去問問？你說。」

　　我有什麼可說？我只能為他那急於自見尋覓途徑的勇氣而微笑。

　　我的意思只以為「我們假若對於事業還有一種信仰，就不必為別人眼前一點點成就紅眼。縱各方面毫無出路，也不妨仍然在沉默中支持。若只顧同身邊幾個人計算得失，那我們未免太小氣了。」

　　我記憶大約也稍好一些，為了使海軍學生沉靜點，且常常在回答海軍學生意見中就指出一些當前成功不足計較的事實。並認為我們必然得在某種厄遇中過些日子。若不記著這些當然失敗處，只亟亟於尋覓出路，則結果又是碰壁。因為當時的北京報紙，事實上凡可以印行副刊的，我們皆似乎已直接間接問過了，我們只希望每星期能佔有什麼報紙篇幅一角，為他們白盡義務編個副刊，結果還是無一處接洽得成功。各個報紙皆似乎隨時可多添一個週刊，但輪到我們時，則地位已滿，再抽不出空處了。

　　我照例不會因作品缺少出路，便改變工作的目的，海軍學生則照例不會因過去的失敗，餒去尋覓出路的勇氣。他認為機會來時，總仍然伏在書桌邊，即刻捏了筆，颼颼的為編輯為朋友寫起信來。

　　丁玲女士同我意見常常相近，一見海軍學生那副神氣，就要說：

　　「頻，得了！你們不是文學團體中人，你們文章人家還不登載，何苦來又去做這種可笑的事情？」

　　海軍學生自然還得把信寫下去，三人中只有他不覺得這件事情可笑。信寫成時，他還擔心丁玲女士會撕去，便遠遠的站在房中角隅裡，一面搖手制止丁玲女士近前，一面把信攤開，念信中的文字給我們聽。

　　「先生，我們這裡有幾個年青人，想在貴報辦一個《文學週刊》，範圍包括了……」

　　這種信既提到幾個人，當然就應署我同海軍學生的名，我雖明白那不會有什麼結果，總仍然得簽個名，盡海軍學生把信付郵。丁玲女士雖明白那封信投去等於白寄，也仍然常常陪了這個急性勇敢的海軍學生，從北河沿向北，走到北京大學第一院門前，眼看到海軍學生親手把那封可笑的信塞進郵筒後，再相伴回家，等候報館的消息。

　　我們皆知道所接洽的刊物不能成功，我們卻從不放棄那點向人接洽的機會，現在回想起來，這點回憶是常常弄得人十分憂鬱的。為了這些胡塗冒失的經驗，我們學習明白了許多問題。那兩人皆因此明白了社會歷史相沿習氣所染一切制度的荒謬，要糾正它，改革它，走上了自己應走的大道。且在行為上還缺少了些機警，一下子小小疏忽，就掉到目前的深坑中去了。我則對於人事儼然明白了更多，終日為一些記憶現象所圍困，變成更固持於一己工作，不問世俗成敗，同一般所謂時代興味取分離樣子，簡直是一個又迂又腐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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