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自傳·一個轉機

一個轉機

　　調進報館後，我同一個印刷工頭住在一間房子裡。房中只有一個窗口，門小小的。隔壁是兩架手搖平板印刷機，終日嘰嘰格格大聲響著。

　　這印刷工頭倒是個有趣味的人物。臉龐眼睛全是圓的，身個兒長長的，具有一點青年挺拔的氣度。雖只是個工人，卻因為在長沙地方得風氣之先，由於「五四」運動的影響，成了個進步工人。他買了好些新書新雜誌，削了幾塊白木板子，用釘子釘到牆上去，就把這些古怪東西放在上面，我從司令部搬來的字帖同詩集，卻把它們放到方桌上。我們同在一個房裡睡覺，同在一盞燈下做事，他看他新書時我就看我的舊書。他把印刷紙稿拿去同幾個別的工人排好印出樣張時，我就好好地來校對。到後自然而然我們就熟悉了。我們一熟悉，我那好向人發問的鄉巴佬脾氣，有機會時，必不放過那點機會。

　　我問那本封面上有一個打赤膊人像的書是什麼，他告了我是《改造》以後，我又問他那《超人》是什麼東西，我還記得他那時的樣子，臉龐同眼睛皆圓圓的，簡直同一匹貓兒一樣，「唉，伢俐，怎麼個末朽？一個天下聞名的女詩人……也不知道麼？」「我只知道唐朝女詩人魚玄機是個道士。」「新的呢？」「我知道隨園女弟子。」「再新一點？」我把頭搖搖，不說話了。我看到他那神氣我倒覺得有點害羞，我實在什麼也不知道。一會兒我可就知道了，因為我順從他的指點，看了這本書中的一篇小說。

　　看完後我說，「這個我知道了。你那報紙是什麼報紙？是老《申報》嗎？」於是他一句話不說，又把剛清理好的一卷《創造週報》推到我面前來，意思好像只要我一看就會明白似的，若不看，他縱說也說不明白。看了一會兒，我記著了幾個人的名字。又知道白話文與文言文不同的地方，其一落腳用「也」字同「焉」字，其一落腳卻用「呀」字同「啊」字，其一寫一件事情越說得少越好，其一寫一件事情越說得多越好。我自己明白了這點區別以後，又去問那印刷工人，他告我的大體也差不多。當時他似乎對於我有點覺得好笑。在他眼中我真如長沙話所謂有點「朽」。

　　不過他似乎也很寂寞，需要有人談天，並且向這個人表現表現思想。就告訴我白話文最要緊處是「有思想」，若無思想，不成文章。當時我不明白什麼是思想，覺得十分忸怩。若猜得著十年後我寫了些文章，被一些連看我文章上所說的話語意思也不懂的批評家，胡亂來批評我文章「沒有思想」時，我既不懂「思想」是什麼意思，當時似乎也就不必怎樣慚愧了。

　　這印刷工人使我很感謝他，因為若沒有他的一些新書，我雖時時刻刻為人生現象自然現象所神往傾心，卻不知道為新的人生智慧光輝而傾心。我從那兒知道了些新的、正在另一片土地同一日頭所照及的地方的人，如何去用他們的腦子，對於目前社會作一度檢討與批判，又如何幻想一個未來社會的標準與輪廓。他們那麼熱心在人類行為上找尋錯誤處，發現合理處，我初初注意到時，真發生不少反感！可是，為時不久，我便被這些大小書本征服了。我對於新書投了降，不再看《花間集》，不再寫《曹娥碑》，卻歡喜看《新潮》、《改造》了。

　　我記下了許多新人物的名字，好像這些人同我都非常熟悉。我崇拜他們，覺得比任何人還值得崇拜。我總覺得稀奇，他們為什麼知道事情那麼多。一動起手來就寫了那麼多，並且寫得那麼好。

　　為了讀過些新書，知識同權力相比，我願意得到智慧，放下權力。我明白人活到社會裡應當有許多事情可做，應當為現在的別人去設想，為未來的人類去設想，應當如何去思索生活，且應當如何去為大多數人犧牲，為自己一點點理想受苦，不能隨便馬虎過日子，不能委屈過日子了。

　　我常常看到報紙上普通新聞欄說的賣報童子讀書、補鍋匠捐款興學等記載，便想，自己讀書既毫無機會，捐款興學倒必須做到。有一次得了十天的薪餉，就全部買了郵票，封進一個信封裡。另外又寫了一張信箋，說明自己捐款興學的意思。末尾署名「隱名兵士」，悄悄把信寄到上海《民國日報·覺悟》編輯處去，請求轉交「工讀團」。做過這件事情後，心中有說不出的秘密愉快。

　　那時皮工廠、帽工廠、被服廠、修械廠組織就緒已多日，各部分皆有了大規模的標準出品。師範講習所第一班已將近畢業，中學校、女學校、模範學校全已在極有條理情形中上課。我一面在校對職務上做我的事情，一面向那印刷工人問些下面的情形，一面就常常到各處去欣賞那些我從不見到過的東西。修械處的長大車床與各種大小輪軸，被一條在空中的皮帶拖著飛躍活動，從我眼中看來實在是一種壯觀。其他各個工廠亦無事不觸目驚人。

　　還有學校，那些從各處派來的青年學生，在一般年輕教師指導下，無事無物不在新的情形中，那份活動實在使我十分羡慕。我無事情可做時，總常常去看他們上課，看他們打球。學生中有些原來和我在小學時節一堆玩過鬧過的，把我請到他們宿舍去，看看他們那樣過日子，我便有點難受。我能聊以自解的只一件事，就是我正在為國家服務，卻已把服務所得，做了一次捐資興學的偉大事業。

　　本軍既多了一些稅收，鄉長會議複決定了發行鈔票的議案，金融集中到本市，因此本地頓呈現空前的繁榮。為了鄉自治的決議案，各縣皆攤款籌辦各種學校，同時造就師資，又決定了派送學生出省或本省學習的辦法。凡學棉業、蠶桑、機械、師範以及其他適於建設的學生，在相當考試下，皆可由公家補助外出就學。若願入本省軍官學校，人既在本部任職，只要有意思前去，即可臨時改委一少尉銜送去。我想想，我也得學一樣切實的技能，好來為本軍服務。可是我應當學什麼能夠學什麼，完全不知道。

　　因為部中的文件繕寫，需要我處似乎比報紙較多，我不久又被調了回去，仍然做我的書記。過了不久，一場熱病襲到了身上，在高熱糊塗中任何食物不入口，頭痛得像斧劈，鼻血一碗一灘地流。我支持了四十天。感謝一切過去的生活，造就我這個結實的體魄，沒有被這場大病把生命取去。但危險期剛過不久，平時結實得同一只猛虎一樣的老同學陸弢，為了同一個朋友爭口氣，泅過寬約一裡的河中，卻在小小疏忽中被洄流卷下淹死了。第四天后把他死屍從水面拖起，我去收拾他的屍骸掩埋，看見那個臃腫樣子時，我發生了對自己的疑問。

　　我病死或淹死或到外邊去餓死，有什麼不同？若前些日子病死了，連許多沒有看過的東西都不能見到，許多不曾到過的地方也無從走去，真無意思。我知道見到的實在太少，應知道應見到的可太多，怎麼辦？

　　我想我得進一個學校，去學些我不明白的問題，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聽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我悶悶沉沉地躺在床上，在水邊，在山頭，在大廚房同馬房，我癡呆想了整四天，誰也不商量，自己很秘密地想了四天。到後得到一個結論了，那麼打量著：「好壞我總有一天得死去，多見幾個新鮮日頭，多過幾個新鮮的橋，在一些危險中使盡最後一點氣力，咽下最後一口氣，比較在這兒病死或無意中為流彈打死，似乎應當有意思些。」到後我便這樣決定了：「儘管向更遠處走去，向一個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賭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來支配一下自己，比讓命運來處置我更合理一點呢還是更糟糕一點？若好，一切有辦法，一切今天不能解決明天可望解決，那我贏了；若不好，向一個陌生地方跑去，我終於有一時節肚子癟癟地倒在人家空房下陰溝邊，那我輸了。」

　　我準備到北京讀書，讀書不成便做一個警察；做警察也不成，那就認了輸，不再作別的好打算了。

　　當我把這點意見，這樣打算，怯怯地同我上司說及時，感謝他，盡我拿了三個月的薪水以外，還給了我一種鼓勵。臨走時他說：「你到那兒去看看，能進什麼學校，一年兩年可以畢業，這裡給你寄錢來。情形不合，你想回來，這裡仍然有你吃飯的地方。」我於是就拿了他寫給我的一個手諭，向軍需處取了二十七塊錢，連同他給我的一分勇氣，離開了我那個學校，從湖南到漢口，從漢口到鄭州，從鄭州轉徐州，從徐州又轉天津，十九天后，提了一卷行李，出了北京前門的車站，呆頭呆腦在車站前面廣坪中站了一會兒。走來一個拉排車的，高個子，一看情形知道我是鄉巴佬，就告給我可以坐他的排車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我相信了他的建議，把自己那點簡單行李，同一個瘦小的身體，擱到那排車上去，很可笑的讓這運貨排車把我拖進了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在旅客簿上寫下——

　　沈從文年二十歲學生湖南鳳凰縣人

　　便開始進到一個使我永遠無從畢業的學校，來學那課永遠學不盡的人生了。

　　二十（1931）年八月在青島作
　　二十九（1940）年十月十日在昆明校改
　　三十（1941）年一月七日校畢
　　1980年5月在北京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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