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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難(1)


  我歡喜辰州那個河灘,不管水落水漲,每天總有個時節在那河灘上散步。那地方上水船下水船雖那麼多,由一個內行眼中看來,就不會有兩隻相同的船。我尤其歡喜那些從辰溪一帶載運貨物下來的高腹昂頭「廣舶子」,一來總斜斜的孤獨的擱在河灘黃泥裡,小水手從那上面搬取南瓜,茄子,成束的生麻,黑色放光的圓甕。那船在暗褐色的尾梢上,常常晾得有朱紅褲褂,背景是黃色或淺碧色一派清波,一切皆那麼和諧,那麼愁人。

  美麗總是愁人的。我或者很快樂,卻用的是發愁字樣。但事實上每每見到這種光景,我總默默地注視許久。我要人同我說一句話,我要一個最熟的人,來同我討論這些光景。可是這一次來到這地方,部隊既完全開拔了,事情也無可做的,玩時也不能如前一次那麼高興了。雖依舊常常到城門邊去吃湯圓,同那老人談談天,看看街,可是能在一堆玩,一處過日子,一塊兒說話的,已無一個人。

  我感覺到我是寂寞的。記得大白天太陽很好時,我就常常爬到牆頭上去看駐紮在考棚的衛隊上操。有時又跑到井邊去,看人家輪流接水,看人家洗衣,看他們做豆芽菜的如何澆水進高桶裡去。我坐在那井欄一看就是半天。有時來了一個挑水的老婦人,就幫著這婦人做做事,把桶遞過去,把瓢遞過去。我有時又到那靠近學校的城牆上去,看那些教會中學生玩球,或互相用小小綠色柚子拋擲,或在那坪裡追趕扭打。我就獨自坐在城牆上看熱鬧。間或他們無意中把球踢上城時,學生們懶得上城撿取,總裝成怪和氣的樣子:

  「小副爺,小副爺,幫個忙,把我們皮球拋下來。」

  我便趕快把球拾起,且仿照他們腳尖那麼一踢,於是那皮球便高高地向空中躥去,且很快地落到那些年輕學生身邊了。那些人把贊許與感謝安置在一個微笑裡,有的還輕輕地呀了一聲,看我一眼,即刻又爭奪皮球去了。我便微笑著,照舊坐下來看別人的遊戲,心中充滿了不可名言的快樂。我雖做了司書,身上穿的還是灰布襖子,因此走到什麼地方去,別人總是稱呼我做「小副爺」。我就在這些情形中,以為人家全不知道我身份,感到一點秘密的快樂。且在這些情形中,仿佛同別一世界裡的人也接近了一點。我需要的就是這種接近。事實上卻是十分孤獨的。

  可是不到一會兒,那學校響了上堂鈴,大家一窩蜂散了,只剩下一個圓圓的皮球在草坪角隅。牆邊不知名的繁花正在謝落,天空靜靜的。我望到日頭下自己的扁扁影子,有說不出的無聊。我得離開這個地方,得沿了城牆走去。有時在城牆上見一群穿了花衣的女人從對面走來,小一點的女孩子遠遠的一看到我,就「三姐二姐」的亂喊,且說「有兵有兵」,意思便想回頭走去。我那時總十分害羞,趕忙把臉對雉堞缺口向外望去。好讓這些人從我身後走過,心裡卻又對於身上的灰布軍衣有點抱歉。我以為我是讀書人,不應當被別人厭惡。可是我有什麼方法使不認識我的人也給我一分應有尊敬?我想起那兩冊厚厚的《辭源》,想起三個人共同訂的那一份《申報》,還想起《秋水軒尺牘》。

  就在這一類隱隱約約的刺激下,我有時回到部中,坐在用公文紙裱糊的桌面上,發憤去寫小楷字,一寫便是半天。

  時間過去了,春天夏天過去了,且重新又過年了。川東鄂西的消息來得夠壞。只聽說我們軍隊在川邊已同當地神兵接了火,接著就說得退回湖南。第三次消息來時,卻說我們軍隊在湖北來鳳全部都覆滅了。一個早上,閃不知被神兵和民兵一道撲營,營長,團長,旅長,軍法長,秘書長,參謀長完全被殺了。這件事最初不能完全相信。做留守的老副官長就親自跑過二軍留守部去問信,到時那邊正接到一封詳細電報,把我們總司令部如何被人襲擊,如何佔領,如何殘殺的事一一說明。拍發電報的就正是我的上司。他幸運先帶一團人過湘境龍山佈防,因此方不遇難。

  好,這一下可好,熟人全殺盡了,兵隊全打散了,這留守處還有什麼用處?自從得到了詳細報告後,五天之中,我們便各自領了遣散費,各人帶了護照,各自回家。

  回到家中約在八月左右。一到十二月,我又離開家中過沅州。家中實在呆不住,軍隊中不成,還得另想生路,沅州地方應當有機會。那時正值大雪,既出了幾次門,有了出門的經驗,把生棕衣毛松松地包裹到兩隻腳,背了個小小包袱,跟著我一個教中學的舅母的轎後走去,腳倒全不怕凍。雪實在大了點,山路又窄,有時跌到了雪坑裡去,便大聲呼喊,必得那腳夫把扁擔來援引方能出險。可是天保佑,跌了許多次數我卻不曾受傷。走了四天到地以後,我暫住在一個卸任縣長舅父家中。

  不久舅父做了警察所長,我就做了那小小警察所的辦事員。辦事處在舊縣衙門,我的職務只是每天抄寫違警處罰的條子。隔壁是個典獄署,每夜皆可聽到監獄裡犯人受獄中老犯拷掠的呼喊。警察所也常常捉來些偷雞摸狗的小竊,一時不即發落,便寄存到牢獄裡去。因此每天黃昏將近牢獄裡應當收封點名時,我也照例得同一個巡官,拿一本點名冊,提了個馬燈,跟著進牢獄裡去,點我們這邊寄押人犯的名。點完名後,看著他們那方面的人把重要犯人一一加上手銬,必須套枷的還戴好方枷,必須固定的還把他們系在橫樑鐵環上,幾個人方走出牢獄。

  警察所不久從地方財產保管處接收了本地的屠宰稅,這個縣城因為是沅水上游一個大碼頭,上下船隻多,又當官道,每天常殺二十頭豬一兩頭黃牛,我這辦事員因此每天又多了一份職務。每只豬抽收六百四十文的稅捐,牛收兩千文,我便每天填寫稅單。另外派了人去查驗。恐怕那查驗的舞弊不實,我自己也得常常出來到全城每個屠案桌邊看看。這份職務有趣味處倒不是查出多少漏稅的行為,卻是我可以因此見識許多事情。

  我每天得把全城跑到,還得過一個長約四分之三裡在湘西方面說來十分著名的長橋,往對河黃家街去看看。各個店鋪裡的人都認識我,同時我也認識他們。成衣鋪,銀匠鋪,南紙店,絲煙店,不拘走到什麼地方,便有人向我打招呼,我隨處也照例談談玩玩。這些商店主人照例就是本地小紳士,常常同我舅父喝酒,也知道許多事情皆得警察所幫忙,因此款待我很不壞。

  另外還有個親戚,我的姨父,在本地算是一個大拇指人物,有錢,有勢,從知事起任何人物任何軍隊都對他十分尊敬,從不敢稍稍得罪他。這個親戚對於我的能力,也異常稱讚。

  那時我的薪水每月只有十二千文,一切事倒做得有條不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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