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記錢鐘書與《圍城》

記錢鐘書與《圍城》(1)

　　作者：楊絳

　　前言

　　自從一九八〇年《圍城》在國內重印以來，我經常看到鐘書對來信和登門的讀者表示歉意：或是誠誠懇懇地奉勸別研究什麼《圍城》；或客客氣氣地推說「無可奉告」；或者竟是既欠禮貌又不講情理的拒絕。一次我聽他在電話裡對一位求見的英國女士說：「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我直擔心他衝撞人。胡喬木同志偶曾建議我寫一篇《錢鐘書與<圍城>》。我確也手癢，但以我的身份，容易寫成鐘書所謂「亡夫行述」之類的文章。不過我既不稱讚，也不批評，只據事紀實；鐘書讀後也承認沒有失真。喬木同志最近又問起這篇文章。恰好朱正同志所編《駱駝叢書》願意收入，我就交給他出版，也許能供《圍城》的偏愛者參考之用。

　　一　錢鐘書寫《圍城》

　　錢鐘書在《圍城》的序裡說，這本書是他「錙銖積累」寫成的。我是「錙銖積累」讀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寫成的稿子給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樣反應。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時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對大笑，因為笑的不僅是書上的事，還有書外的事。我不用說明笑什麼，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後他就告訴我下一段打算寫什麼，我就急切地等著看他怎麼寫。他平均每天寫五百字左右。他給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動。後來他對這部小說以及其它「少作」都不滿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過這是後話了。

　　鐘書選注宋詩，我曾自告奮勇，願充白居易的「老嫗」——也就是最低標準；如果我讀不懂，他得補充注釋。可是在《圍城》的讀者裡，我卻成了最高標準。好比學士通人熟悉古詩文裡詞句的來歷，我熟悉故事裡人物和情節的來歷。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資格為《圍城》做注釋的，該是我了。

　　看小說何需注釋呢？可是很多讀者每對一本小說發生興趣，就對作者也發生興趣，並把小說裡的人物和情節當作真人實事。有的乾脆把小說的主角視為作者本人。高明的讀者承認作者不能和書中人物等同，不過他們說，作者創造的人物和故事，離不開他個人的經驗和思想感情。這話當然很對。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裡指出：創作的一個重要成分是想像，經驗好比黑暗裡點上的火，想像是這個火所發的光；沒有火就沒有光，但光照所及，遠遠超過火點兒的大小①。創造的故事往往從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經驗。要從創造的故事裡返求作者的經驗是顛倒的。作者的思想情感經過創造，就好比發過酵而釀成了酒；從酒裡辨認釀酒的原料，也不容易。我有機緣知道作者的經歷，也知道釀成的酒是什麼原料，很願意讓讀者看看真人實事和虛構的人物情節有多少聯繫，而且是怎樣的聯繫。因為許多所謂寫實的小說，其實是改頭換面地敘寫自己的經歷，提升或滿足自己的感情。這種自傳體的小說或小說體的自傳，實在是浪漫的紀實，不是寫實的虛構。而《圍城》只是一部虛構的小說，儘管讀來好像真有其事，實有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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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參看《事實，故事，真實》（《文學評論》一九八〇年第三期十七頁）。

　　《圍城》裡寫方鴻漸本鄉出名的行業是打鐵、磨豆腐，名產是泥娃娃。有人讀到這裡，不禁得意地大哼一聲說：「這不是無錫嗎？錢鐘書不是無錫人嗎？他不也留過洋嗎？不也在上海住過嗎？不也在內地教過書嗎？」有一位專愛考據的先生，竟推斷出錢鐘書的學位也靠不住，方鴻漸就是錢鐘書的結論更可以成立了。

　　錢鐘書是無錫人，一九三三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在上海光華大學教了兩年英語，一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國牛津留學，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B.Litt.）學位，然後到法國，入巴黎大學進修。他本想讀學位，後來打消了原意。一九三八年，清華大學聘他為教授，據那時候清華的文學院長馮友蘭先生來函說，這是破例的事，因為按清華舊例，初回國教書只當講師，由講師升副教授，然後升為教授。鐘書九、十月間回國，在香港上岸，轉昆明到清華任教。那時清華已併入西南聯大。他父親原是國立浙江大學教授，應老友廖茂如先生懇請，到湖南藍田幫他創建國立師範學院；他母親弟妹等隨叔父一家逃難住上海。一九三九年秋，鐘書自昆明回上海探親後，他父親來信來電，說自己老病，要鐘書也去湖南照料。師範學院院長廖先生來上海，反復勸說他去當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親，公私兼顧。這樣，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一九四〇年暑假，他和一位同事結伴回上海探親，道路不通，半途折回。一九四一年暑假，他由廣西到海防搭海輪到上海，準備小住幾月再回內地。西南聯大外語系主任陳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來相訪，約他再回聯大。值珍珠港事變，他就淪陷在上海出不去了。他寫過一首七律《古意》，內有一聯說：「槎通碧漢無多路，夢入紅樓第幾層」，另一首《古意》又說：「心如紅杏專春鬧，眼似黃梅詐雨晴」，都是寄託當時羈居淪陷區的悵望情緒。《圍城》是淪陷在上海的時期寫的。

　　鐘書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華初識，一九三三年訂婚，一九三五年結婚，同船到英國（我是自費留學），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國，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國。我母親一年前去世，我蘇州的家已被日寇搶劫一空，父親避難上海，寄居我姐夫家。我急要省視老父，鐘書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當時我中學母校的校長留我在「孤島」的上海建立「分校」。二年後上海淪陷，「分校」停辦，我暫當家庭教師，又在小學代課，業餘創作話劇。鐘書陷落上海沒有工作，我父親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授課的鐘點讓給他，我們就在上海艱苦度日。

　　有一次，我們同看我編寫的話劇上演，回家後他說：「我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我大高興，催他快寫。那時他正偷空寫短篇小說，怕沒有時間寫長篇。我說不要緊，他可以減少授課的時間，我們的生活很省儉，還可以更省儉。恰好我們的女傭因家鄉生活好轉要回去。我不勉強她，也不另覓女傭，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燒飯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經常給煤煙染成花臉，或熏得滿眼是淚，或給滾油燙出泡來，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鐘書寫《圍城》（他已把題目和主要內容和我講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願。

　　《圍城》是一九四四年動筆，一九四六年完成的。他就像原《序》所說：「兩年裡憂世傷生」，有一種惶急的情緒，又忙著寫《談藝錄》；他三十五歲生日詩裡有一聯：「書癖鑽窗蜂未出，詩情繞樹鵲難安」，正是寫這種兼顧不來的心境。那時候我們住在錢家上海避難的大家庭裡，包括鐘書父親一家和叔父一家。兩家同住分炊，鐘書的父親一直在外地，鐘書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兒女等已先後離開上海，只剩他母親沒走，還有一個弟弟單身留在上海；所謂大家庭也只像個小家庭了。

　　以上我略敘鐘書的經歷、家庭背景和他撰寫《圍城》時的處境，為作者寫個簡介。下面就要為《圍城》做些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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