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玄同·新文學與今韻問題

新文學與今韻問題

　　半農先生：本志三卷所登先生對於文學革新的大作兩篇，我看了非常佩服，以為同適之先生的《文學改良芻議》正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相輔而行，廢一不可。文學革新的事業，有你們兩位先生這樣的積極提倡，必可預卜其成績之佳良，我真歡喜無量。惟我對於《我之文學改良觀》一篇，略略有些與先生不同的意見，現在把他寫在下面：先生說，「酬世之文，一時雖不能盡廢……」我以為這些什麼「壽序」「祭文」「挽對」「墓誌」之類，是頂沒有價值的文章。我們提倡文學革新，別的還不過是改良；惟有這一類的文章，應該絕對的排斥消滅。「壽序」一類，就是《選》學家，桐城派，也曉得不該做，至於「祭文」「墓誌」之類，因為中國人二千年來受了儒家「祖宗教」的毒，專門借了死人來表自己的假孝心，假厚道，以為這是不可少的，但是到了現在，總該有些覺悟，有些進步罷。章太炎先生說得好：「靡財於一奠者此謂賊，竭思于祝號者此謂誣。」又說：「封墓以為表識，藏志以防發掘，此猶隨山刊木，用記地望，本非文辭所施。」（均見《國故論衡》中《正鶃送》）我的意思：以為這一類的文章，Language和Literature裡面都放不進，只合和八股一律看待。新名詞這樣東西，我以為應該儘量採用。梁任公的文章，頗為一班篤舊者所不喜；據我看來，任公文章不好的地方，正在舊氣未盡滌除，八股調太多，理想欠清晰耳；至於用新名詞，則毫無不合。我以為中國舊書上的名詞，決非二十世紀時代所夠用；如其從根本上解決，我則謂中國文字止有送進博物院的價值；若為此數十年之內暫時應用計，則非將「東洋派之新名詞」大攙特攙，攙到中國文裡來不可，既然Language裡採用了，則已成為口頭常語，又何妨用到Literature裡去呢？至於先生所謂「漂亮雅潔」，在我看來，「東洋派之新名詞」，又何嘗不「漂亮雅潔」？「手續」「場合」，原不必用，若「目的」「職工」，則意義很對，有何不可用呢？我覺得日本人造的新名詞，比嚴複高明得多；像嚴氏所造的什麼「拓都」「么匿」「罔兩」之類，才叫人費解哩？至於自造新字，或新名詞，固無不可；然使造得不好，像「微生物」一名，某君造了個「百」字（和千百之百同形異字），某學校造了個「

」字之類，這不是比日本的新名詞差得遠了嗎？「春朝朝日，秋夕夕月」，底下的「朝夕」兩個字作「祭」字解，此則近於不通，然《詩經》訓大之「駿」，《武成》、《管子》訓速之「駿」，似不當以「拙劣不通」譏之，因為經子中常用此字，後世往往變了，別用彼字，於是覺得此字古奧難解。那些無識的文人偷了去造假古董，像蘇綽的《大誥》，韓愈的《平淮西碑》之類，這是非罵不可的。若在三代之時，則此等字正是極通行的語言，像《殷盤》《周誥》，後世看了，覺得「佶屈聱牙」，然在當時，實是白話告示，所以如「駿」字之類，在《詩》、《書》、《管子》裡，決非是亂用古字。至某氏「其女珠其母下之」之妙文，則去不通尚有二十年，此公之文，本來連蓋醬缸都不配，只有用先生的法子，把他拋入垃圾桶罷了。先生此文最有價值之論，為「造新韻」及「以今語作曲」二事。以今語作曲之說，通極通極。世人多以為作曲須用元語，此與蘇綽擬《大誥》何異？我以為現在用「兀的」「麼哥」「顛不刺的」這些字樣來做曲，和後世述皇帝口氣用「都俞籲咈」一樣，這是最不通的辦法，當然應該革除。造新韻一事，尤為當務之急。今人所用之韻，大約可分三類。（1）做律詩絕句的人，都用什麼《詩韻》。這《詩韻》是本于滿清的什麼《佩文韻》，《佩文韻》本于《平水韻》，《平水韻》乃根據隋唐北宋以來二〇六韻之舊韻而併合其「同用」「通用」之韻；所以《詩韻》雖陋，然和李杜元白蘇黃這些人的用韻，也還不差什麼。今人做律詩絕句，以為非造唐宋的假古董不可，所以用《詩韻》。（2）做曲的人，是用《詞林正韻》一類的韻書。因為這類韻書，起于胡元，元曲所用，就是如此。今人做曲，以為非造元朝的假古董不可，所以如此用韻。（3）還有那做古詩的人，大概有兩派：一派是膽子小一點的，他所用的韻，凡在《詩韻》上可押而漢魏人亦押者，用之；在《詩韻》上雖不可押而漢魏人曾押者，亦用之；在詩韻上雖可押而漢魏人不押者，則不用。今人做古詩，以為非造漢魏的假古董不可，所以如此用韻。換言之，即未見漢魏人用過的，他一定不敢用。至於那一派，因為自己通了一點小學，於是做起古詩來，故意把押「同」「蓬」「松」這些字中間，嵌進「江」「窗」「雙」這些字，以顯其懂得古音「東」「江」同韻；故意把押「陽」「康」「堂」這些字中間，嵌進「京」「慶」「更」這些字，以顯其懂得古音「陽」「庚」同韻。全不想想看，你自己是古人嗎？你的大作個個字能讀古音嗎？要是不能，難道別的字都讀今音，就單單把這「江」「京」幾個字讀古音嗎？我說這三類人所主張，固然都是不對；但是若無「標準韻」，又叫他們怎麼用韻呢？所以製造新韻，我是極端贊成。但先生文中引顧炎武的話，歸罪沈約的韻做得不好，並謂「在舊文學上已失其存在之資格」，這話恐有不合。沈約的《四聲譜》，乃見論詩文平仄之法，並非韻書；即謂其是韻書，然韻書之始作者，為魏李登之《聲類》，後有晉呂靜之《韻集》，均在沈約之前，亦不可專罪沈約。況今韻古韻，都是因時制宜：李、呂之書，是就魏晉之音而作；沈約之論「四聲」，也是據著齊梁的音而定；雖不合於三代，卻頗合於當時。我謂李、呂、沈諸人所作，正與我輩在今日想做新韻書相同。顧炎武這個人，學問雖精，思想則不免頑固。他那《音學五書》自序裡又說：「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複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他有了這種頑固思想，所以要責備沈約「不能上據雅南，旁遮騷子以成不刊之典」了。後來江永駁他道：「音之流變已久，休文亦據今音定譜，為今用耳。如欲繩之以古，……舉世其誰從之？」又道：「……譬猶窯器既興，則不宜於籩豆；壺斟既便，則不宜於尊罍。今之孜孜考古音者，亦第告之曰，『古人本用籩豆尊罍，非若今日之窯器壺斟耳。』又示之曰，『古人籩豆尊罍之制度本如此，後之模仿為之者，或失其真耳。』若廢今人之所日用者，而強易以古人之器，天下其誰從之？」此乃通人之論也。照此看來，豈非不可據顧氏之說以譏沈約乎？又，先生說，「無韻之詩，我國亦有先例。」這話固然很對，但是《終南》這首詩，卻非無韻，「梅」、「裘」、「哉」三個字，古音都在「咍」韻，讀做Mai、Kái、Tsai，這是從文字「諧聲」上，從古人用韻上有的確證據的，與宋人「葉韻」之謬說全不相同。雲「古音」者，謂今人此字讀甲音，古人則本在乙音也，這是非有證據不能瞎說的。雲「葉韻」者，謂今人此字讀甲音，古人也讀甲音，但在此詩之內，則硬改讀乙音，這簡直是胡說亂道。朱熹上了吳棫的當，拿起一部《詩經》來硬行改讀：把《行露》第二章之「家」讀做Kuh，第三章之「家」讀做Kung；《騶虞》第一章之「虞」讀做Nga，第二章之「虞」讀做Ngung。此種謬舉，到了明朝的焦竑、陳第、顧炎武諸人，才把他廓清淨盡，專從證據上去考求古音。滿清一代，那些小學家講求此事，甚為精密。所以如「梅」、「裘」、「哉」之類，知道在古音裡的確是同韻，並非葉韻，也並非無韻。《詩經》裡有通體無韻之詩：如《清朝》、《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諸篇是也。有一篇之中有一部分不用韻之詩：如《我將》之末三句，《思文》之末四句皆是也。以上拉拉雜雜，寫了許多，都是無關弘旨的。先生如不嫌麻煩，幸祈賜教。

　　錢玄同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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