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玄同·反對用典及其他

反對用典及其他

　　獨秀先生鑒：

　　胡適之君之《文學改良芻議》，其陳義之精美，前已為公言之矣。茲反復細讀，竊有私見數端，願與公商榷之。倘得藉雜誌餘幅，以就教于胡君，尤所私幸。

　　胡君「不用典」之論最精，實足祛千年來腐臭文學之積弊。嘗謂齊梁以前之文學，如《詩經》、《楚辭》及漢魏之歌詩、樂府等，從無用典者。（古代文學，白描體外，只有比興。比興之體，當與胡君所謂「廣義之典」為同類，與後世以表像之語直代實事者迥異。）短如《箜篌引》（文為「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長如《焦仲卿妻詩》，皆純為白描，不用一典，而作詩者之情感，詩中人之狀況，皆如一一活現於紙上。《焦仲卿妻詩》尤與白話之體無殊，至今已越千七百年，讀之，猶如作詩之人與我面談，此等憂美文學，豈後世用典者所能夢見。（後世如杜甫、白居易之「寫實體」亦皆見此優美。然如《長恨歌》中，雜用「小玉」「雙成」二典，便覺可厭。）自後世文人無鑄造新詞之材，乃力競趨於用典，以欺世人，不學者從而震驚之，以淵博相稱譽。於是習非成是，一若文不用典，即為儉學之征，此實文學窳敗之一大原因。胡君辭而辟之，誠知本矣。惟於「狹義之典」，胡君雖主張不用，顧又謂「工者偶一用之，未為不可」，則似猶未免依違於俗論。弟以為凡用典者，無論工拙，皆為行文之疵病。即如胡君所舉五事，1、3、5雖曰工切，亦是無謂。胡君自評，謂「其實此種詩盡可不作」，最為直捷痛快之論。若2所舉之蘇詩，胡君已有「近於纖巧」之論。弟以為蘇軾此種詞句，在不知文學之斗方名士讀之，必贊為詞令妙品，其實索然無味，只覺可厭，直是用典之拙者耳。4所舉江亢虎之誄文，胡君稱其「用趙宣子一典甚工切」，弟實不知其佳處。至如「未懸太白」一語，正犯胡君用典之拙者之第五條。胡君知「灞橋」「陽關」「渭城」「蓴鱸」為「古事之實有所指，不可移用」，則宜知護國軍本無所謂「太白旗」，彼時縱然殺了袁世凱，當不能沿用「梟首示眾」之舊例，如是則「懸太白」三字，無一合於事實，非用典之拙者而何？故弟意胡君所謂用典之工者，亦未為可用也。

　　文學之文，用典已為下乘；若普通應用之文，尤須老老實實講話，務期老嫗能解，如有妄用典故，以表像語代事實者，尤為惡劣。章太炎先生嘗謂公牘中用「水落石出」、「剜肉補瘡」諸詞為不雅。亡友胡仰曾君謂曾見某處告誡軍人之文，有曰：「此偶合之烏，難保無害群之馬。果爾以有限之血蚨，養無數之飛蝗」，此不通已極。滿清及洪憲時代司法不獨立，州縣長官遇婚姻訟事，往往喜用濫惡之四六為判詞。既以自炫其淹博，又藉以肆其輕薄之口吻。此雖官吏心術之罪惡，亦由此等濫惡之四六有以助之也。弟以為古代文學，最為樸實真摯。始壞于東漢，以其浮詞多而真意少。弊盛于齊梁，以其漸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別無他事，實為文學「燕山外史」中之最下劣者。至於近世《聊齋志異》《淞隱漫錄》諸書，直可謂全篇不通。戲曲小說，為近代文學之正宗。小說因多用白話之故，用典之病少。（白話中罕有用典者。胡君主張採用白話，不特以今人操今語，於理為順，即為驅除用典計，亦以用白話為宜。蒙于胡君採用白話之論，固絕對贊同者也。）傳奇諸作，即不能免用典之弊。元曲中喜用《四書》文句，尤為拉雜可厭。弟為此論，非榮古賤今。弟對於古今文體、造句之變遷，決不以為古勝於今，亦與胡君所謂「有《尚書》之文，有先秦諸子之文，有司馬遷、班固之文，有韓、柳、歐、蘇之文，有語錄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進化」同意，惟用典一層，確為後人劣于前人之處，事實昭彰不能為諱也。

　　用典以外尚有一事，其弊與用典相似，亦為行文所當戒絕者，則人之稱謂是也。人之有名，不過一種記號。夏殷以前，人止一名，與今之西人相同。自周世尚文，於是有「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種種繁稱，已大可厭矣。六朝重門第，爭標郡望。唐宋以後，「峰泉溪橋樓亭軒館」別號日繁，於是一人之記號，多乃至數十。每有眾所共知之人，一易其名稱，竟茫然不識為誰氏者。一翻《宋元學案》目錄，便覺頭腦疼痛者，即以此故。而自昔文學之文，於此等稱謂，尤喜避去習見，改用隱僻；甚或刪削本名，或別創新稱；近時流行，更可駭怪。如「湘鄉」「合肥」「南海」「新會」「項城」「黃陂」「善化」「河間」等等，專以地名名人，一若其地往古來今，即此一人可為代表者然，非特使不知者無從臆想，即揆諸情理，豈得謂平？故弟意今後文學，凡稱人，悉用其姓名，不可再以郡望、別號、地名等等相攝代。（又官名地名須從當時名稱，此前世文人所已言者，雖桐城派諸公，亦知此理。然昔人所論，但謂金石文學及歷史傳記體宜然，鄙意文學之文，亦當守此格律。又文中所用事物名稱，道古時事，自當從古稱，若道現代事，必當從今稱。故如古稱「冠、履、袷、籩、豆、尊、鼎」，僅可用于道古。若道今事，必當改用「帽、鞋、領、袴、盌、壺、鍋」諸名，斷不宜效法「不敢題糕」之迂謬見解。）

　　一文之中，有駢有散，悉由自然。凡作一文，欲其句句相對，與欲其句句不相對者，皆妄也。桐城派人鄙夷六朝駢偶，謂韓愈作散文，為古文之正宗。然觀《原道》一篇，起首仁義二句，與道德二句相對。下文雲「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又雲「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皆駢偶之句也。阮元以孔子《文言》為駢文之祖，因謂文必駢儷。（近人儀征某君即篤信其說，行文必取駢儷。嘗見其所撰經解，乃似墓誌。又某君之文，專務改去常用之字，以同訓詁之隱僻字代之，大有「夜夢不祥，開門大吉」改為「宵寐匪禎，辟劄洪庥」之風，此又與用僻典同病。）則當詰之曰，然則《春秋》一萬八千字之經文，亦孔子所作，何緣不作駢儷？豈文才既竭，有所謝短乎？弟以為今後文學，律詩可廢，以其中四句必須對偶，且須調平仄也。若駢散之事，當一任其自然，如胡君所謂「近于語言之自然而無牽強刻削之跡」者，此等駢句，自在當用之列。

　　胡君所雲「須講文法」，此不但今人多不講求，即古書中亦多此病。如《樂毅報燕惠王書》中「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二語，意謂齊國汶上之篁，今植于燕之薊丘也。江淹《恨賦》「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實危心墜涕也。杜詩「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皇枝」，香稻與鸚鵡，碧梧與鳳皇，皆主賓倒置，此皆古人不通之句也。《史記裴駰集解序索隱》有句曰：「正是冀望聖賢，勝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愈於《論語》不有博弈者乎之人耳。」凡見此句者，殆無不失笑。然如此生吞活剝之引用成語，在文學文中亦殊不少，宋四六中，尤不勝枚舉。

　　語錄以白話說理，詞曲以白話為美文，此為文章之進化，實今後言文一致之起點。此等白話文章，其價值遠在所謂「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詩」之上，此蒙所深信而不疑者也。至於小說為近代文學之正宗，此亦至確不易之論。惟此皆就文體言之耳，若論詞曲小說諸著在文學上之價值，竊謂仍當以胡君「情感」、「思想」兩事為標準。無此兩事之詞曲小說，其無價值亦與「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詩」相等。故如元人雜曲及《西廂記》、《長生殿》、《牡丹亭》、《燕子箋》之類，詞句雖或可觀，然以無「高尚思想」、「真摯情感」之故，終覺無甚意味。至於小說，非誨淫誨盜之作（誨淫之作，從略不舉。誨盜之作，如《七俠五義》之類是。《紅樓夢》斷非誨淫，實足寫驕侈家庭，澆漓薄俗，腐敗官僚，紈絝公子耳。《水滸》尤非誨盜之作，其全書主腦所在，不外「官逼民反」一義，施耐庵實有社會黨人之思想也），即神怪不經之談（如《西遊記》、《封神傳》之類），否則以迂謬之見解，造前代之野史（如《三國演義》、《說嶽》之類），最下者，所謂「小姐後花園贈衣物」、「落難公子中狀元」之類，千篇一律，不勝縷指。故詞曲小說，誠為文學正宗，而關於詞曲小說之作，其有價值者則殊鮮。（前此所謂文學家者，類皆喜描寫男女情愛，然此等筆墨，若用寫實派文學之眼光去做，自有最高之價值。若出於一己之儇薄思想，以穢褻之文筆，表示其肉麻之風流，則無絲毫價值之可言。前世文人，屬前者殆絕無，屬後者則滔滔皆是。）以蒙寡陋，以為傳奇之中，惟《桃花扇》最有價值。小說之有價值者，不過施耐庵之《水滸》、曹雪芹之《紅樓夢》、吳敬梓之《儒林外史》三書耳。今世小說，惟李伯元之《官場現形記》、吳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曾孟樸之《孽海花》三書為有價值。曼殊上人思想高潔，所為小說，描寫人生真處，足為新文學之始基乎。此外作者，皆所謂公等碌碌，無足置齒者矣。劉鐵雲之《老殘遊記》，胡君亦頗推許，吾則以為其書中惟寫毓賢殘民以逞一段為佳，其他所論，大抵皆老新黨頭腦不甚清晰之見解。黃龍子論「北拳南革」一段信口雌黃，尤足令人忍俊不禁。

　　總之小說戲劇，皆文學之正宗，論其理固然。而返觀中國之小說戲劇，與歐洲殆不可同年而語。小說略如上節所述，至於戲劇一道，南北曲及昆腔，雖鮮高尚之思想，而詞句尚斐然可觀。若今之京調戲，理想既無，文章又極惡劣不通，固不可因其為戲劇之故，遂謂有文學上之價值也。（假使當時編京調戲本者，能全用白話，當不至濫惡若此。）又中國戲劇，專重唱工，所唱之文句，聽者本不求其解，而戲子打臉之離奇，舞臺設備之幼稚，無一足以動人情感。夫戲中扮演，本期確肖實人實事，即觀向來「優孟衣冠」一語，可知戲子扮演古人，當如優孟之像孫叔敖，苟其不肖，即與演劇之義不合，顧何以今之戲子絕不注意此點乎？戲劇本為高等文學，而中國之戲，編自市井無知之手，文人學士不屑過問焉，則拙劣惡濫固宜。弟嘗為滑稽之比喻，謂中國之舊戲如駢文，外國之新戲如白話小說。以駢文外貌雖極炳烺，而叩其實質，固空無所有，即其敷引故實，泛填詞藻之處，苟逐字逐句為之解釋，則事理文理不通者殊多。舊戲之僅以唱工見長，而扮相佈景舉不合於實人實事，正同此例。白話小說能曲折達意，某也賢，某也不肖，俱可描摹其口吻神情，故讀白話小說，恍如與書中人面語。新戲講究佈景，人物登場，語言神氣務求與真者酷肖，使觀之者幾忘其為舞臺扮演，故曰與白話小說為同例也。

　　梁任公實為創造新文學之一人。雖其政論諸作，因時變遷，不能得國人全體之贊同；即其文章，亦未能盡脫帖括蹊徑；然輸入日本新體文學，以新名詞及俗語入文，視戲曲小說與論記之文平等（梁君之作《新民說》、《新羅馬傳奇》、《新中國未來記》，皆用全力為之，未嘗分輕重於其間也），此皆其識力過人處。鄙意論現代文學之革新，必數梁君。

　　至於當世，所謂桐城鉅子，能作散文；選學名家，能作駢文；做詩填詞，必用陳套語，所造之句，不外如胡君所舉旅美某君所填之詞。此等文人自命典贍古雅，鄙夷戲曲小說，以為猥俗不登大雅之堂者，自僕觀之，公等所撰皆高等八股耳（此尚是客氣話，據實言之，直當雲變形之八股），文學雲乎哉。（又如某氏與人對譯歐西小說，專用《聊齋志異》文筆，一面又欲引韓柳以自重，此其價值，又在桐城派之下，然世固以大文豪目之矣。）

　　又弟對於應用之文，以為非做到言文一致地步不可。此論甚長，異日當本吾臆見，寫成一文，以就正有道，茲則未遑詳述也。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