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報告討論後之結論 V．高潮與暴動

V．高潮與暴動

　　現在我開始論到黨的任務。

　　這裡要先說到關於國際執委九次擴大會決議案的問題。為什麼中央「不同意」而又發表這一決議案？這並不是用外交手段對付國際，在中央的四十四號的《通告》，也沒有簡簡單單的說接收決議而有解釋的說明白。此外並另有一決議向國際要求解釋，因為這一個文件，為國際交通局遺失，只能由追憶得來的報告一下：

　　1．對於下列五點交赴莫政治局委員請求國際詳加解釋：

　　（1）關於革命形勢。如果我們承認中國革命潮流不是低落，不是消沉，不是停頓，那麼我們應當承認革命潮流高潮。自然我們並不是說革命已有全國範圍的高潮。

　　（2）國際決議案對於統治階級客觀上政治的經濟的不穩定，說得不明白。

　　（3）關於革命性質。國際決議案沒有再說明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有確定的生長而成（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

　　（4）國際決議案沒有提到農民意識的危險。

　　（5）國際決議案只說明「應當準備應對新的廣大的革命浪潮之高漲」……準備城市與農村、一省與鄰省之間已經互相配合的、在廣大範圍內的發動。「我們認為這是應當盡可能竭力準備，勿使過早的暴動，被敵人擊潰。可是恐怕誤解為因此便須阻滯已經發動的農民暴動。所以應當再指明必須配合已經發動的農民暴動，應當加緊城市工作，並且發展已有的蘇維埃區域。」

　　這個也與公開決議案上一樣的說法，沒有什麼「外交」的字眼。

　　（項英：中央開會時我是出席的，的確談到這個東西的，但是大家沒有怎樣的討論，僅僅如此解釋）由這看來，當時中央的錯誤仍不過是對於中國革命敵人力量的估量，沒有重視是客觀上走向高潮的革命趨勢與目前革命形勢的有無高潮相混。而國際決議案，布哈林也說只是草略的簡單的，應當在大會另外詳細討論。

　　我們現在講目前的任務：

　　（一）總暴動的方針：但是並非立即暴動，並且注意大城市的工作。

　　（二）一切組織、政治任務，集中於爭取群眾與準備暴動：

　　1）廣州暴動開始新的蘇維埃階段——蘇維埃政權。

　　2）取消「高潮」名詞用「走向高潮」。

　　3）高潮雖然高沒有，但新的高潮是要來到，必須認真準備，勿使黨陷於無準備狀態之中。

　　4）工人階級應當用農民的力量、紅軍、及地方蘇維埃，積極發展其力量，配合其發展領導農民去解決土地問題。

　　高潮是快要來到，但要用鬥爭去決定。有的做農民運動的同志說，中國的革命猶如苗之生長，你不管它，它也要長，你加以灌溉，那麼它長得快些。我們的任務，就在於使它快些長，不可以阻其發展或放任，不然就會弄得糜爛不堪的。

　　（三）職工運動——爭取群眾在日常經濟、政治爭鬥的過程中，從下而上的切實建設群眾的赤色工會，利用各種公開形式及秘密組織（如群眾自己的兄弟會等）。黨與工會的區分（無黨群眾之爭取最重要點），黃色的及政府工會相關的分別對付，注意赤色恐怖的運用法及其惡傾向，工人日常經濟的、政治的（反帝國主義民權的要求）爭鬥的發動與領導，以至於極小極小的鬥爭、失業工人問題，要特別注意「失業工人中的工作日益重要起來，不但要組織他們於工會之中，要組織他們的群眾去為『複業』而爭鬥；並且要盡可能的領導他們，以群眾的示威要求政府發給津貼，開辦公共食堂，宣傳失業工人有受社會供給的當然權利。這種示威的要求與運動，必然要進到劇烈爭鬥的方式，同時武漢、廣州、上海、天津，都應當有系統的準備工人武裝，訓練工人的暴動戰術，組織赤衛軍或工農革命軍等等實際工作。」

　　（四）農民運動——依據各地條件之不同，有各種不同的方式：抗租，抗稅，抗捐，抗債等的群眾鬥爭（暴動前之群眾組織與黨的關係）。至於減租運動，則不能用為黨的口號，然而黨應該努力贊助並領導這類初步運動。當群眾有自發的要求的時候，遊擊戰爭的領導、蘇維埃區域的建立、土地革命之實行、紅軍之建立、蘇維埃區域之向外發展與紅軍的遊擊戰爭，再依各地條件之不同有各種程度之策略。總的策略是領導一般農民反對地主階級，以至於領導貧農反對半地主，農村無產階級之獨立組織，一般農民運動的有組織化與政治覺悟的提高，糾正對於土地問題之錯誤。

　　（五）兵士運動——党的兵士支部之發展，兵士革命團體之建立與發展；使工、農滲入軍隊，為兵士切身利益之爭鬥及其領導以至於與土地革命聯絡，工人階級與士兵之聯絡，這許多工作必定要在任何環境之下都要去活動。茶樓酒館都是工作機會的場所。

　　（六）反軍閥問題——城市貧民、小資產階級及兵士之直接反軍閥鬥爭與工人階級之聯絡，工人階級要去領導這一切鬥爭——抗捐、抗稅等，一切城市平民的要求，都要去領導他們起來爭鬥——這在新的高潮是不能不用比以前不相同的新的鬥爭形式。

　　（七）反帝國主義問題——國民黨、民族資產階級之賣國日益暴露，黨對於一般小資產階級的領導這種爭鬥要加以嚴重的注意。在這種爭鬥的過程之中要暴露民族資產階級的罪惡，批評小資產階級的猶豫妥協，以爭取並鞏固無產階級領導權——「不反對資產階級——國民黨，無以反對帝國主義」。

　　（八）黨內問題——一方面智識分子的怠工，將一切責任推卸掉，不幫助訓練工人同志；另一方面，反對所謂「機械的改組」，這都是最大的缺點。黨內傾向則很明顯的可以看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勾結在一處。我們必須要用很大的力量掃除這種傾向。我們要改造與發展党於爭鬥過程之中，工人化的指導、民主集權的指導，反對「老爺党」的傾向與智識分子的怠工，反對雙方的工學界限。同志的政治理論與技術之教育，準備武裝的訓練，職工、農民、組織、宣傳人材的訓練與準備人材。

　　（九）配合聯結問題——一般的爭取群眾中心工作之下，以「地方暴動」（遊擊戰爭）之領導與發展等等去準備總暴動（有全國意義的暴動），之下要有城市領導的一省或幾省取得政權之前途。

　　（十）結論——「並非從無組織的自發的暴動，要力求進於有規劃的單純的職工運動，乃是要力求進於有規劃的更大規模的勝利的總暴動」——以前也並非暴動方針削弱了黨與群眾的聯繫，乃是黨權主義（命令主義）使黨不能將政治影響在組織上鞏固起來，日益取得更多的群眾。群眾是我們勝利的保障！中國黨與群眾的關係可以看見黨對於群眾的政治影響是日益擴大的，但是「為什麼我們的黨有著極大的政治影響而組織上如此之弱呢？」——孟塞維克（少數派）的臘林[32]曾經如此發問。他自己的回答是說：當時俄國只有自發的農民鬥爭，因此沒有有規劃的有全部觀察的真正政黨。他說：「凡是自發鬥爭佔優勢的地方，那就不免要有估量上的錯誤，實行時的失敗」，「因為只有自發——所以就有幻想，因為只有幻想——所以就要失敗。」列寧答覆他說：「在臘林的說話裡把人人都知的真理和反動的思想聯絡起來」……「不錯，工人階級積聚起資產階級革命失敗之經驗以及失敗的社會革命的經驗——日益生長、發展、學習、訓練、組織起來，換句話說，她是在從自發的走向有規劃的，從情緒的衝動走向估計了各階級的情形而後發動，從零碎的爆發走向堅決的鬥爭」……「但是他（臘林）呢？自己不懂得：將這一真理應用到直接革命爭鬥的時期，便會變成對於革命表示叛變的態度。」……「他（臘林）不是將有規劃的暴動來和自發的發動相對待，卻是將有規劃的職工運動來和自發的暴動相對待。」（《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三十八頁至四十頁）

　　總之：

　　並非要從無組織的自發暴動力求進於單純的有規劃的職工運動，舊式的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運動乃是要力求進於有規劃的更大規模的勝利的總暴動——以前也並非暴動的總方針削弱了黨與群眾的聯繫，乃是「黨權主義」（命令主義）不正確的對於群眾的態度，使黨不能將政治影響在組織上鞏固起來，爭取群眾以準備武裝暴動。群眾是革命勝利的保障！

　　【注】

　　[32]臘林，今譯拉林，尤裡，原為孟什維克取消派首領之一，後加入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後，贊成建立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參加的所謂「清一色的社會黨人的政府」。在工會問題爭論期間，支持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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