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第三節官僚式的紀律觀與流氓式的紀律觀

第三節官僚式的紀律觀與流氓式的紀律觀

　　亦是公式！「先宣傳，後組織，再暴動」，這不可移易的步驟；那麼，區歸區，地方歸地方，農委歸農委，工委歸工委，婦女歸婦女，小孩子歸小孩子。一層層，「秩序井然」的公式放好在頭腦裡。這亦是不可移易的。按公式，一切服從黨，黨即區委，區委即書記，書記即……。按公式，某機關服從某機關，某級工會歸某級黨部管理，例如，如果某一工會在杭州有重要的活的作用，應加入杭州總工會，然而在組織系統上應屬江浙區委，並應加入鐵總[157]，那末，怎樣辦？自然是服從區委，否則「破壞組織系統」或「違背黨」。按公式，討論某種事務，應經某某手續，如果為革命策略應付起見，忽略了這一手續，那亦不問有利於革命與否，一概推翻，「推出轅門斬首」。總之，不知道活用，於是根源于書生主義而發生官僚式的紀律觀。党的「命令」自然是很尊嚴的。但是何以常常不解釋理由，而只是軍事式的命令呢？因為下級人員不應當問「為什麼」。這仿佛是為秘密起見。下級人員不准討論政治問題：某種機關只准討論某種問題，這也是公式的。於是群眾同志習慣如此，便缺少建議力，甚至缺少革命意志。他自視如一兵士，要人家一撥一動的，他如何敢積極？何以如此？仿佛我可以找著一個經典：布哈林[158]曰：「國家者階級的也，故政治者，階級專政也，階級者服從黨之指導者也，故階級專政即黨的專政也，黨者黨部指導者也，故即黨部專政也，黨部者由某委書記負責者也，故即書記專政也。」這亦是死公式。推演這種公式於黨外群眾，所以會在罷工之後頒佈如此之紀律，「工人不准……不准……不准」。這仿佛是流氓團體出佈告：「一切遊民乞丐人等不准在此滋擾。」這種流氓式的紀律，是除為資產階級保護神聖的私有財產外，別無他用。我們用於與資產階級聯盟的政策之下，卻也有些用處！

　　總之，沒有積極的紀律，而只有消極的紀律。沒有「不准不做某事，不准不討論，不准不提議，不准不反問上級命令的理由」；卻只有「不准說，不准問，不准討論……」。再則，只有組織手續上的紀律，而沒有政治上的紀律。區委對地委責備是常有的，但是真正紀律，政治上的紀律差不多沒有。區委違背中央命令，違背政治議案而對之怠工，對於這些同志，卻無所謂紀律。即使無命令無通告，如果負政治責任的同志有不好的傾向，有不適當的策略，也應當指出，使同志甚至於群眾知道，然而這在中國，大半為保存面子起見，不宣佈不直說的。殊不知道真能保存威信，並且使黨前進的，正是自我批評。「家醜不可外揚」和「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的辦法，如今行不通了，宗法社會已經崩壞了。

　　其次，宣傳教育又怎樣呢？

　　[157]鐵總，即中華全國鐵路總工會。1924年2月在北京成立。

　　[158]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харин，1888—1938），1906年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十月革命後歷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主席團委員、書記處書記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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