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第一節策略問題

第一節策略問題

　　關於策略之錯誤，我已經說過許多，此地再指一指歷史事實罷了。但是，我首先要說一句總話。有人以為：如果我們早知道中國只要一次革命，不要兩次革命，那麼，我們以前的策略就不會這樣錯誤。這樣說，仿佛我們認定第一次革命是純粹資產階級的，我們以前的策略是適應資產階級革命的。我們以前的策略對於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是不錯的。這句話亦不對。即使是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我們以前的策略亦不對。如果我們是資產階級最左翼最急進的黨，我們以前的策略亦不對。我們而且是無產階級的黨，所以以前的策略更不對。

　　五卅以前五四以後，是革命進展的時期，但是沒有直接革命的形勢；我們黨的戰術方針，應當是以無產階級參加國民革命，勉力做主幹，形成並鞏固國民黨之中心，聯合農民小資產階級，督促資產階級，擴大聯合戰線，準備工農的主力軍以攻擊帝國主義、買辦階級的統治。但是實際上在這一時期，我們的政策處處只有本能的「自我保存」，沒有進取的，只像小孩子似的和當時的左派賭氣，站在旁邊批評，以保持所謂「獨立」而不積極領導左派，造成左派群眾。只要偷些自由，不提出工人參加政權目標。難道純粹民權主義革命中無產階級政黨的策略應當如此麼？那時應當往「各階級去」，「不是單做工會書記，而要做平民先鋒」，如列寧在一九〇五年以前所說的。然而我們不肯去，恐怕墮落了，恐怕被人玷污了無產階級的清白。或者簡直放棄職工運動的工作，甚至說出「只問政治，不問麵包」的話。那又變成民族資產階級對待工人的策略。

　　五卅以後，中國革命之進展，已經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勢，不過因為中國革命的正式軍隊擔負了一大半武裝暴動的作用，形式上隱蔽了些。此時期有新的戰術計劃，其策略上的口號，當然是革命戰爭和革命政府之鞏固。然而黨內「大多數」的意見，以為這是革命的燥進說。正在這個時候，反對單純左派國民黨之創造，反對共產黨積極贊助左派在組織上政治上發展並領導國民黨。於是策略上的總原則是：唯恐新右派生氣，唯恐聯合戰線之中沒有了新右派，唯恐新右派不能參加政府及國民黨之指導機關。難道民權主義的革命中，無產階級政黨的策略是應當如此麼？在這種時候，尤其是三月十八日屠殺之後，竟有人提出「反對繼續戰爭」、「團結西南」的口號；伍廷康同志也反對北伐。就是「人民團體參加北伐戰爭」、「以人民團體專政為目的而北伐」的口號，雖然形式上由中央通告各地，不但各地（尤其是北方區）怠工而不宣傳，甚至中央也不繼續有系統的執行這一口號，沒有組織民眾為民權而戰的革命情緒。甚至於在這期間，有人說廣東政府並不是唯一的革命基礎。總之，是在革命將近總攻擊的時候，竭力反對造成革命的中心。固然，每一發展階段之中，革命中心往往移易其人物或地點，但是無論甚麼時候，革命沒有中心，是不能組織對於反革命的總攻擊的。

　　現在，我很簡略的說一說歷史的事實：

　　（一）一九二三年夏決定加入國民黨，這是進一步；但是沒有根本明瞭自己的政策，仍舊保存「研究會」時代的小團體心理，不知道加入是為著爭領導權。

　　（二）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改組，共產黨員加入工作，這是又進一步；但是，當年五月中央擴大會議，又決定產業工人盡可能的不加入國民黨，決定不要在組織上幫助國民黨發展，而只要宣傳國民革命，這又是退一步。

　　（三）一九二四年九月廣州商團變叛時，正在買辦階級進攻中山政府的當口，中央局決定要猛攻中山一派的廖仲愷[146]、胡漢民[147]、汪精衛等，不主張對他們稍稍讓步，以集中勢力攻擊買辦派（反對國民黨設立國際聯絡委員會，以為是束縛共產黨），這又是退一步（那時彭述之雖非中央委員，然而已經「坐」在中央了）。

　　（四）一九二四年十月中山第一次北伐，隨後即北上時，中央反對北伐，認為是逃避陳炯明和商團之鬥爭，而主張「絕對拋棄軍事行動」；同時，反對北上，認為是簡單的與段祺瑞妥協，這更是退一步。

　　（五）一九二五年一月第四次大會時，「規定」國民革命的領導權是無產階級的，並且規定產業工人可以加入國民黨——這總算是又進一步；但是，仍舊保留著國民黨軍力不到之地，我們不替他發展國民黨之心理，而且「規定」領導權之議決案上，實際上只有防禦國民黨吞滅我們的消極方法，是「解釋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之不同」，而不是「以階級鬥爭領導國民革命」；總之，實際只是竭力鬥爭想避免國民革命領導工人階級而已，而並不是積極去力爭領導國民革命。於是「規定」領導權，不過多添些小孩子似的虛矯自欺罷了。

　　（六）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時，黨得著極大的發展，在革命中的地位客觀上驟然提高，領導權之鬥爭日益有利於無產階級了，這是非常之大的進步；但是，同時廣州廖案發生，中央反對嚴厲處置胡漢民和許崇智，恐怕聯合戰線太破裂了。固然那時同志之中幼稚的研究會主義仍舊很多，一種宗派式的誓死不調和的「氣概」處處壞事；但是，地主土豪階級破裂出聯合戰線已是必然之事，階級鬥爭和分化日益急進起來，我們如果采溫和政策是非常危險的——這是一個退步。

　　（七）一九二五年九月中央擴大會議時，看出黨內已經因為高潮漸落，便在工人的鬥爭裡側重於經濟鬥爭，而隱晦政治鬥爭的危險；規定努力的發展黨——這是一個進步；但是，看見民族資產階級的戴季陶主義的興起，不指明積極反對他的職任，而消極的要「找一個與國民黨聯盟之好的方式」；這好的方式是甚麼？是不束縛無產階級的。並且只規定「力求我們的黨公開」，使與國民黨並行。而沒有講明白：我們應當怎樣在國民黨束縛資產階級。

　　（八）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上海談判[148]——那時戴季陶派有幾個人偶然不敢出西山會議[149]，故意不出席；就只這一件事，便使中央能和他們妥協談判，邀他們到廣州國民黨大會。談判條件如何，實在無關重要。單是共產黨中央為戴季陶派優容，由我們方面「准許」他們回粵，這件事給廣州左派政府一個很大的打擊，而民族資產階級最終的抓住廣州軍隊，便有我們的「助力」在內了——這又是退一步。

　　（九）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時，我們根本繼續讓步政策，雖左派已因發慌而暗中分裂，急進派邀請我們多擔工作，而我們以因對右派讓步，而拒絕左派。

　　（十）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至五月十五日[150]，此時實際上是民族資產階級以武力推翻左派政府；左派與共產黨立時反攻的形勢萬不可能，因此采讓步政策是對的，但是，此後即認定無須準備與新右派破裂聯合戰線之政策，同時，又要做在野黨領導群眾進攻。回答這個矛盾的政策之唯一答案，便是「退出國民黨」。彭述之以共產黨代表的資格接受這一答覆，說要「研究研究」。實際上此時正需左派稍進攻稍堅定，其唯一方法，亦為「退出國民黨」之恐嚇，使他們在與我們聯合戰線中不僅仰望我們的援手，而較積極，使他們明瞭共產黨的讓步之必要，使他們覺得此讓步是我們與他們共同決定的。然而彭述之不肯決定貽誤時機。

　　（十一）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央擴大會議時，決定了「和左派結合強大的鬥爭聯盟，以與資產階級爭國民運動的指導」，再造左派指導的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然而當時會中大多數的心理，仍是要「促進資產階級的革命化」。自然，到了九月彭述之仍回原路說：「粵區同志絕對不可存恢復三月二十日前之狀態」的心理。這就是說：不准想建立單獨左派政策的國民黨中央及政府。中央政策一直動搖到最近二月間——這是一大退步（北伐開始後之全國情勢，無疑的是偉大的革命化；這種情勢之下，資產階級愈妥協愈反動，則無產階級爭取領導權也愈容易，而我們的政策卻偏重於拉住資產階級，而且是以讓步的政策想去拉住他）。

　　（十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夏超倒戈[151]時，仍舊繼續已經陳舊的地方自治口號，加以與資產階級聯盟的根本策略，於是，決定要在上海擁護大資產階級，成立市政府，以抵制已經「是買辦的」北伐軍右派（此策略繼續到二月暴動之前夜）。

　　（十三）一九二七年一月漢口特別會議[152]時，決定了一個雜湊的政策：一方面還要造成左派，別方面又認為現在已有「非理想」的左派（伍廷康），總之，沒有決定我們挺身領導。並且認為政府右傾，群眾左傾，所以主張同時拉住些群眾使之略略右傾，又要推動些政府，使之略略左傾。沒有下攻打右派之決心。

　　（十四）一九二七年二月上海暴動。總之，保持與資產階級聯盟的策略，而無領導一般群眾革命之決心（此時國際議決案已經討論過，而上海區代表大會[153]在彭述之報告此議決案後，決議說：「買辦階級亦有革命的，資產階級亦有絕對反革命的」！就只沒有說民族資產階級是改良妥協的。因此客觀上的政策結論是：凡是革命的，不論買辦或資產階級，都要聯合，利用他們的衝突「自取其利」。並無怎樣對付改良派的民族資產階級之具體明確的觀念。小資產階級呢？群眾呢？這是二月暴動政策錯誤隱伏的根源。當時我曾正式要求自己擔任區代表大會之報告。但是中央秘書處（王若飛[154]）覆信譏笑我自告奮勇，說道：你「病」，不准你去了。）

　　（十五）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央曾有一通告，說明此後政策，應當「自己勇敢的立在主體地位」去和左派合作，我們自己不可躲在背後——這是非常之大的進步，改變了漢口會議之雜湊政策了。但是可惜未曾明顯的說以前原則上事實上的錯誤，使同志警惕而陡改前態。於是二月暴動時彭述之仍回原路要等小資產階級（左派）罷市，甚至要等鈕惕生（右派）運動好軍隊，有了把握之後，無產階級才可以準備暴動；同時又不去領導左派群眾，而只重在談判。

　　（十六）一九二七年上海二月暴動失敗後的市政府問題——共產黨代表在「暗室」中與人家商量政府委員名單（應許之權執在右派手中），而不肯向群眾宣傳，做公開的選舉運動。左派婦女群眾贊助楊之華加入委員名單，左派領袖（市黨部的）亦然，甚至右派領袖也不反對，而共產黨代表主張可以撤消，以保存與國民黨之良好關係，並且不主張做反對右派婦女委員鄭毓秀加入政府之運動，亦是為了保持「良好關係」。二月暴動失敗之教訓，並未絲毫見效。仍舊是「對右讓步拋棄左派群眾」之老策略。上海市政府中有無婦女委員，雖並無十分重要；然而放任右派的不去攻擊，又不以自己的去抵制，總之，對於國民黨左右的態度，在策略的原則上是很壞的。女同志違背某種手續，提出自己的候選人，未曾經過區委，確有組織上的錯誤；而區委對外代表的錯誤卻是政治上的。

　　（十七）一九二七年三月初，中央又發一通告，決定「向右進攻」，這是非常之大非常之大的進步。只是反右的宣傳綱要中，缺少一層重要意思：沒有指出右派之妥協（和奉聯日），對於全國革命，全國民族利益，是如何危險，沒有指出這種妥協並不能得到小資產階級幻想的「保境安民」，並不能得著日本的善意讓步（單是指明他們的買辦出身或壓迫農工或違背中山政策等等，只有左派和我們自己的人容易懂得）。然而如果這一通告，真正將要成功全黨黨員新的「勝利」，那便是我們黨空前的大進步，因為他指明湖南區委的錯誤：「輕視自己，依賴左派，怕惹起右派反動」，如果全黨能針對這個心理改正，那就是革命勝利的第一步保障了。

　　我們將這些事實一一臚列起來，自己看一看：真正要出一身冷汗！這種「化學分析」的結果，是不是有孟塞維克的第二國際的原素在內呢！歷史已經將我們放在世界上第二次的「十月」之前（雖然還不是無產階級的十月）。但是我們不覺得自己是有何等偉大的力量！五卅以來，我們党的勝利，我們黨的成績之巨大，如果用比例法來和俄國革命進展的速度比較一比較，恐怕有過之無不及。中國從陳獨秀同志的《新青年》（民國五年）之文學革命算起，到今年的上海的暴動，只有十年。這十年之中的歷史階段，都包含著俄國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嘉臘摩晴[155]的文學改革）到一九零五年的類似的過程：資產階級的啟蒙運動，民粹派運動，無產階級罷工運動，工人階級政黨之組織……學生運動的分化，頹廢派的發現，工賊反赤暴行的組織（俄國那時有反猶太的黑白隊，中國現在已有國家主義派的聖道會宣傳隊）……我們的十年抵俄國七十年呢！我們党的成績和勝利，說不盡的。但是，我想在大會上必定有人說，我不能再麻煩讀者了（大概說，那些成績是群眾推著我們去得到的居多，我們自己主觀上力爭而得的太少）。我來說說「壞話」，雖然「不吉利」，然而良藥苦口利於病呵！

　　我們黨是有病，病的名詞叫做彭述之主義，隨便稱呼也不要緊，他的實質是從我們實際工作和策略，零零碎碎匯合起來，不自覺的形成一個隱隱約約的系統。可以說並非彭述之一人的獨創，亦許彭述之自己將要反對彭述之主義了。然而彭述之主義者還是很多；我們必須指出這彭述之主義，實在是孟塞維克主義在中國的化身，因為群眾和革命如此教訓我們：如果再不明白的公開的揭發出來，群眾和革命要拋棄我們了。我們不能看「黨」的面子，比革命還重。一切為革命的勝利！

　　彭述之主義的策略是什麼呢？

　　書生式的革命觀與政客式的政變觀。開始是「先宣傳再組織然後暴動」死公式。好像畫著圖樣造房子似的。他們（彭述之主義派）認為不是如此純粹「特別改良」西洋式的革命，便不算真革命，而只是「畸形混沌」的中國貨。因此，看輕中國革命中之「土匪頭兒的南方軍閥」之作用。這又是宗派主義、小團體主義。自以為是「教師」，可以教一切人以「科學的革命方法」。於是日常工作之中，不論是在何種人之中：國民黨、軍隊、商人、學生、工人……他們都以教師面孔對人。開會有一定公式……睡覺有一定姿勢，上毛廁有一定步驟。如果人家不大懂得他們「所教的書」，他們便說：你不懂科學的革命方法，你是反革命。他們幾乎要說：「廣東軍隊中某某軍官不姓杜洛茨基，所以他決不是革命軍，而是土匪頭兒的南方軍閥。」他們覺得中國的事處處不合他們的公式。但是等到軍事運動的作用超過了他們的頭，他們大驚奇之後，「恍然大悟」了：原來在中國運動小軍閥，很可以革命，於是專心致志想著怎樣使靳雲鶚、葉開鑫……倒戈，使閻錫山[156]改變態度……而自己不做群眾工作。從書生式的革命觀又滲雜著政客式的兵變觀。此其一。

　　彭述之主義的革命組織方略怎樣呢？

　　[146]廖仲愷，見本卷第275頁注362。

　　[147]胡漢民，見本卷第272頁注321。

　　[148]1925年11月，國民黨中央決定于次年1月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二大」。各地選舉的代表中，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占很大優勢。周恩來、陳延年等主張利用這個有利條件，通過這次大會開除戴季陶、孫科等右派分子的國民黨黨籍，懲處西山會議派，在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時使左派占壓倒優勢。但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主張向國民黨右派讓步，在共產國際駐中共代表維經斯基的協助下，這年12月陳獨秀、張國燾等在蘇聯上海領事館和孫科、葉楚傖、邵元沖商談國共關係問題，請右派分子回廣東參加國民黨「二大」。

　　[149]西山會議，1925年11月23日，國民黨右派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召開的所謂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會議通過了一系列反共決議案，宣佈「取消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之黨籍」，「開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的共產黨員」等。戴季陶贊成其活動，而未出席會議。

　　[150]五月十五日，指國民黨召開二屆二中全會，通過蔣介石等人提出的排斥共產黨人的「整理黨務案」。

　　[151]夏超倒戈，指1926年10月，浙江省長夏超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軍軍長，宣佈浙江獨立，響應國民革命。後為孫傳芳派兵鎮壓，夏超被殺。

　　[152]漢口特別會議，是1926年12月中旬召開的。會議根據陳獨秀所作政治報告對當時形勢作了錯誤的分析，規定黨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農運動發展，反對「耕地農有」，集中反映並進一步發展了在黨中央占統治地位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

　　[153]上海區代表大會，即中共江浙區代表大會。見本篇注97。

　　[154]王若飛（1896—1946），貴州安順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冬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參加領導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

　　[155]嘉臘摩晴，今譯卡拉姆辛（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рамзин，1766—1826），俄國史學家、作家。著有中篇小說《可憐的麗莎》等。歷史著作有《俄國通史》12卷。

　　[156]靳雲鶚、葉開鑫、閻錫山，見本卷第41頁注⑩、第138頁注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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