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第四章如何去爭領導？

第四章如何去爭領導？

　　——中國革命中之策略問題

　　中國革命的戰術計劃既然是如此，再進一步，便須適合具體的歷史形勢，運用革命的策略。革命策略之運用，不論是退守，是進攻，是部分的妥協讓步，是勇猛的下總攻擊令，總應當以戰術計劃為標準；策略上暫時的讓步固然有時是必須的，但是這種讓步是為著要更有利於總的推翻治者階級的進攻，是為著非此不能征取群眾，就是要利於在當時進行宣傳組織群眾之總鬥爭（而且這所謂宣傳及組織，同時指著党的政治行為——「策略」而說，並不限於機械的文字口頭宣傳及支部、工會、農會之徵求會員或黨員；譬如黨宣稱加入國民黨或贊助北伐，單是這種事實的本身，已經有組織群眾於某一革命行動方向之意義）。

　　中國革命到了五卅之後，已經開始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而現今的北伐的革命戰爭事實上是五卅運動之直接繼續，從群眾的反抗示威，抵貨罷工，進一步而至於更高的鬥爭形式——武裝的革命戰爭。工農群眾已經要在參加革命戰爭的過程中，更加擴大自己的組織力與團結力，使中國革命勇猛前進，向著與帝國主義和治者階級決一死戰的時機方面去。決不可以像彭述之那樣，以為北伐是部分的軍閥混戰，「真正的」革命還待「三萬萬農民」大多數組織起來再說，或者以為北伐是吳佩孚討赤所逼迫出來的不得已的防禦戰（見其《我們的北伐觀》，《嚮導》第一七〇期）。實際上，五卅運動的一九二五年，中國的革命不但相對的進了新的階段，並且，開始從遠東方面搖動世界資本主義之穩定；等到北伐的革命戰爭進佔了長江，革命的發展就已經日益接近決死的鬥爭，他負著掀起世界革命之第二次巨潮的責任，繼續俄國的十月革命。而且中國的革命方式，融合國民革命與社會革命，由勞農之民權獨裁制直達社會主義獨裁制的新方式，將要是世界史上從未有過的新的群眾革命創制，可以成為世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之範式（就是革命戰爭的軍事行動之特殊方法，也是殖民地農民革命的特徵，因為尤其是殖民地的農民群眾，客觀上不能等待彭述之去教他們「科學的革命方法」——先宣傳後組織等等，他們需要革命政權自上而下的贊助其自下而上的行動）。

　　中國革命現時的階段，單就國內而論，我們可以看見：（一）絕對大多數的民眾在五卅之後與帝國主義及治者階級決然的破裂，反帝國主義軍閥的口號已經成為數千萬群眾的口號；（二）國民政府的北伐已經征取了半個中國，他已經不但是革命的根據地，而且更加成了反帝國主義的政治中心，已經組成政府形式的革命中心；（三）不但工農無產階級擴大深入自己的階級鬥爭，而且手工工人及農民的鬥爭都掀起巨大的革命潮流，中國之階級分化和階級衝突，日益的成熟起來。在這種革命的具體的歷史形勢之中，我們要知道：爭取無產階級對於國民革命的領袖權之客觀條件是具備的了，必須主觀上明瞭這一革命中的戰術計劃，應當以無產階級手工工匠及農民的聯盟做進攻治者階級的主力軍，並且要征取一般小資產階級群眾，而使民族資產階級的妥協主義喪失其作用（所謂使資產階級瘋癱化。Palarization——而中國資產階級的確有一個癱子做他的政治代表呢，一笑）。為要適合這種總的戰術計劃於如此緊急的革命時機，革策略的先行條件，便是勇敢，勇敢，再勇敢！

　　我在論到現時行動的策略之前，還應當說一說中國國民革命中策略上的組織問題，就是革命政黨的「組織策略」。革命進展之中，政黨內部的成份隨著階級分化而需要相當改變其結合之方式；不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遇著革命怒潮，都會發生這一問題。所謂組織策略，就是是否應當分裂還是合組各派的問題。中國革命不但與俄國一九一七年不同，就是與俄國的一九〇五年也不同。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是為著掃除一切封建農奴制度的壓迫，而解放資產階級的俄國（注意——並非俄國之資產階級）。現在中國的革命，卻是為著進於世界的社會主義建設，而解放資產階級的中國（並非中國之資產階級）。何以是解放資產階級的中國，而不是直接實行無產階級獨裁制的革命呢？因為（一）中國經濟發展的程度（客觀條件）和（二）無產階級之大多數群眾的組織及覺悟程度（主觀條件），使純粹的無產階級革命還不可能；所以革命的最近目的，並非奪取政權實行最大限度的黨綱，乃是參加政權實行最小限度的黨綱。但是，既然是為著進於世界的社會主義建設而解放資產階級的中國，那就和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不同了。這一農民的資產階級的中國，在解放之後立刻便與世界資本主義立於對敵的地位，他不得不與世界和蘇聯的無產階級聯合革命的戰線，也就是必須進於社會主義。所以在革命之前，這一「資產階級的中國」在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已經是以「全民族」對抗列強的侵略。如果有人說，這個是違背了社會主義的「國家主義」，那簡直是大笑話，簡直是絲毫不懂得列寧主義的民族革命理論。既如是，我們可以歸納為第一界說：中國革命含有以「全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意義。第二，誰是中國民族的代表呢？資產階級總是自命為「全民族」的代表，總是以民族的名義禁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是否應當故意自己隔離，限制自己以「獨立的階級鬥爭」，以中國無產階級與中國「民族」相對待呢？當然不是的。在中國國民革命之中，無產階級既要領袖民族革命，實際上是他應當代表民族，是他應當以民族革命的名義，實行階級鬥爭，遏止資產階級的鬥爭。第三，中國資產階級非常之弱，他還沒有能力組織自己的政黨，亦還不能鞏固自己的領導權于國民革命的政黨之中，所以實際上這一政黨的組織非常之鬆懈，只要我們自己打得破立憲主義和對於章程、法律手續之偶像觀念，那麼，我們加入這一政黨之後，不但獨立的宣傳鼓動萬分的可能，而且有極大的宣傳創造左派之自由。第四，國民革命的民族性，使我們在國民革命政黨之外，很不容易征取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群眾（而中國革命中共產黨的職任，更加不應當限於取得工人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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