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第二章誰革誰的命？(2)

第二章誰革誰的命？(2)

　　世界無產階級對於中國無產階級並非「友軍」，而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擴大，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正在於這一點；如今中國無產階級要領導最大多數的農民起來革世界資產階級的命，而且在世界無產階級已經得勝於鄰近的俄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那末，中國的國民革命當然不僅得著世界社會革命的「輔助」，並且自己也帶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了。因此，中國革命既以農地革命為中樞，又系反帝國主義的強有力的軍隊，自然應當從國民革命生長而成社會革命——就是「一次革命」直達社會主義，「從民權主義到社會主義」！可見中國現時的革命，既是資產階級的，又不是資產階級的，既不是社會主義的，又的確是社會主義的，這「一次革命」的勝利終竟是社會主義的。

　　我們在一九二三年九月曾經說過：「平民之革命民權獨裁制是民權革命中最切近的目的……就是以勞工階級的方法來行國民革命。勞工階級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於領袖權。勞工階級的最後目標在社會主義，那麼，到國民革命的最高度，很可以與世界革命合流而直達社會主義。」（瞿秋白：《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101]，見《新青年》季刊第二期）

　　然而彭述之在一九二四年十月寫的是：中國無產階級「一方面須竭力領導國民革命，推動國民革命到底；另一方面又須準備將來之無產階級革命。」（彭述之：《誰是中國國民革命之領導者》）這種論調和我們的意思完全不同了。「一方面竭力領導國民革命，另一方面準備將來再革命」，這是甚麼話！如果無產階級確能爭得中國國民革命之領導，則國民革命可以勝利，無產階級將與農民等建立革命民權獨裁制（政府），那麼，請問無產階級有了轉變國民革命使成社會革命之可能，何必又要自己來革自己的命？如果說無產階級雖然領導國民革命，而國民革命始終不能勝利，那麼，又何從準備將來的無產階級革命？要知道國民革命之勝利，就是社會主義之初步；無產階級如果不能力爭領導國民革命，國民革命是不能勝利的，革命中之社會主義的職任是無從開始實行的。彭述之一方面要領導國民革命，別方面又仿佛預先認定國民革命，決不會因受無產階級的領導而勝利，所以主張另一方面準備再革命。他或以為國民革命的「到底」僅僅是純粹資產階級式的民權主義，而他卻向來是在各方面反對民權主義最激烈的，他以為民權與獨裁是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所以他設想國民革命的民權主義勝利之後，將要很快的實現無產階級的第二次革命——於是便發生「永續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的學說，就是民權主義勝利之後，再立刻來一個「將來之無產階級革命」，革去民權主義，而實行他的所謂獨裁專政（一九二七年一月中旬《嚮導》第一八四期，彭述之有中國「永續革命」說發表）。這種學說，的確是中國式的杜洛茨基主義[102]，是非常之錯誤的。殊不知道中國的國民革命同時是資產階級性及社會主義性的，中國革命之民權主義是應當和革命獨裁相合為一的——對於勞動平民是民權，對於官僚買辦土豪軍閥便是獨裁（就是講到蘇維埃制度，列寧也是這樣說明是工人的民權主義）。這都是一件事物的兩方面，而決不是兩個互相獨立互相對待的「主義」。彭述之這一類的思想，很影響這三年來黨的政策和黨的生活。黨綱上的問題都發生了疑慮，一切革命運動的策略自然多所錯誤，中國無產階級便不明白參加國民革命的當前職任，如果說到民權運動，至多只是消極的要求政治自由，一般群眾向來不曾知道參加國民革命之最小限度黨綱，是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權共和國——勞動平民之革命民權獨裁制。

　　如果看著中國革命是彭述之式的「永續革命」，那麼，這就是否認中國革命及其無產階級的民權主義的職任，那就應當在國民革命軍隊勝利的地方，立刻高叫「軍閥倒了，政府是工人的」，這是不是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及一般小資產階級的方法呢？當然不是的。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當這「資產階級民權主義性的革命還沒有完結」的時候，聽到工人政府的口號，是不會「天然的」受工人階級之指導的；這是「以工人政府攫取政權的兒戲」，這是「白朗吉主義（Blanquism）[103]的政治投機」（《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一冊，《論策略書》）。或者，像彭述之那樣否認民族資產階級之存在，說他「幾等於零」，於是在策略上不注意與這種民族改良主義去鬥爭，那末，我們心上想著「工人天然是革命領袖」，而手裡卻把領袖權恭送了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當彭述之高叫「永續革命」的時候，很可以用庸俗的民權主義口號來征取小資產階級，使他們離開無產階級。

　　再則，中國革命雖是資產階級性的，然而他與世界無產階級聯盟而反抗列強帝國主義；他的勝利的前途，不能不超出資產階級性的範圍，而過渡於非資本主義的發展——直達社會主義。如果我們在黨綱上限定了資產階級的革命範圍，認為中國革命雖由無產階級領導，仍不免為資產階級的革命，這一革命的勝利，仍舊是無條件的開發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那麼，亦是錯誤的。中國革命的職任，既然是推翻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統治，既然是聯合世界無產階級根本打倒世界的帝國主義，自然，革命之黨綱，應包含社會主義的成份，就是奪取中國經濟之最高權于帝國主義、軍閥、官僚、買辦之手，使中國加入世界無產階級的經濟機體，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現時世界經濟分為兩個營壘：一是帝國主義的列強，一是社會主義的蘇聯；列強是在資本主義衰落的過程裡，蘇聯卻在社會主義興起的過程裡。中國現今是列強資本主義的附庸，革命之目的，便是使中國從帝國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機體裡分裂出來，而與蘇聯結合經濟的同盟，進入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經濟機體裡去。所以如果說中國革命之後，仍舊是純粹資本主義的發展，那就一定預先認為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經濟（蘇聯）沒有戰勝帝國主義的希望，沒有輔助中國經濟發展的能力。這種思想很像蘇聯共產黨最近的「對抗派聯盟」（Oppositic Bloc）[104]的「學說」，不但認為蘇聯一國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甚至於認為蘇聯與中國兩國之內也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因此，亦會發生必須中國有第二次革命的思想，使群眾不認清現時「第一次」革命的黨綱，已經是開始社會主義之建設；於是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只要利用國民革命得些自由，做些經濟鬥爭，準備第二次無產階級革命，而在這「第一次」革命時，無須力爭政權，甚至於說「不應當加入政權，恐怕這要嚇退了民族資產階級」。

　　既如此，我們可以總結一句，中國革命雖是資產階級的中國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然而農民的徹底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性的革命要求，必定和世界的中國的無產階級之社會主義要求相結合，而形成直接從國民革命生長而成社會革命的革命。這種革命的黨綱應當包含：

　　（一）建立工人、農民及其他被壓迫階級之革命民權的獨裁制，國民會議最高權的平民民權共和國；

　　（二）國有銀行、鐵道、航路、礦山大企業等經濟上的最高權；

　　（三）國有一切土地：鄉村中的田地及都市中的地皮；

　　（四）最進步的工會法與勞動法，嚴厲執行勞工檢察制度。

　　這些都是黨綱中的中心問題，其餘詳細的條目，自然是相因必至的了。這種黨綱的意義，才是革帝國主義及地主階級（買辦軍閥等）的命；至於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關稅自主、收回租界等要求，則已經是目前行政的政綱；武裝農民，最大限度減租以至耕地農有，是農民問題之中目前行動政綱；武裝工人，以直接行動取消工廠中之罰金、包工、肉刑制度，以設立國家工場等方法解決失業問題及手工業中之勞資衝突（政府津貼手工工人或政府與資本家公同擔負勞動保險費等），實行工會的團體契約權，是勞動問題之中目前行動政綱；省民會議、市民會議、鄉民會議（農民委員會）等直接民權，減除苛捐雜稅，而立即沒收反革命派之一切企業、財產、田地等，是政治問題中之目前行動政綱。行動政綱在國際的議決案裡可以抽繹出來，我也就不詳細論述了。這裡所注重的是黨綱問題，關於實行政綱的策略，我們在以下還要論及。總之，這種黨綱對於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並非經濟最高權的小工業，仍舊可以采保護的原則，例如關稅保護政策及特種優待的稅則等；但是，這決不是以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為原則，而是開始最初步的有規劃經濟的調節政策。

　　[附言]

　　第三次大會的黨綱，是我起草的；但是大會之後，獨秀[105]同志又修改了再付印的。除文字的修改外，其中重要之點是：（一）「此革命之中，只有無產階級是唯一的、最現實的、最先進的，最徹底的力量，因為其餘的階級……」改為「無產階級卻是一種現實的最徹底的有力部分，因為其餘階級……」之下還加了一句「一時不易免除妥協的傾向」；（二）原文「……不得農民參加革命不能成功」改為「……也很難成功」；（三）原文「無產階級應竭全力參加促進此民族革命，促醒農民階級與之聯合，督促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改為「……督促苟且偷安的資產階級」。我現在這種聲明並非要標明獨秀同志的錯誤，而是要客觀的研究過去錯誤的來源。一、當時確有一派同志，無意之中承認資產階級應當領導革命，認為資產階級不過暫時苟且偷安罷了；二、另有一派同志，是現在彭述之派的祖，自認為「正統的專政派」，反對一切民權，所以黨綱草案上雖然寫著「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權」，而實際上大多數同志聽都不願意聽「民權」兩字，他們正在「準備著將來之無產階級革命」呢。關於「合流直達社會主義」的話，他們更是不肯承認，所以「無產階級應參加國民革命，取得政治的地位，以至於革命領導權」一層意思，完全抹殺，變成廢紙；三、我自己的嚴重的錯誤，正在於沒有具體的認識農民問題之解決，所以黨綱草案原文上雖有「不得農民參加，革命不能成功」一語，然而農民要求中，只有減租，而沒有土地問題。當時譚平山同志與國民黨謝英伯的「耕地農有」之爭，已經過去；我在爭論時雖然很贊成「耕地農有」，或廣東文法的「耕者有其田」的口號，然而起草黨綱時，我屢經思索，始終不敢寫上去，而平山同志也沒有提起。這可見當時大家都在無意之中恐怕認清了農村中的階級分化，會使農民的階級鬥爭過於激烈，或是根本不承認中國有土地問題。我不過在說明黨綱草案的報告時，曾經特別指明農村自治的運動，農民應當力爭參政權，反對「包辦地方事務的鄉董」，然而我這種「民權主義的傾向」，始終受大家的腹誹，也就無足重輕了。總之，第三次大會時的黨綱草案，在現在看起來簡直是不值一笑，很幼稚的；但是，大家應當知道（不但我起草人自己）：這黨綱草案的最嚴重的錯誤，就是沒有切實的、勇敢的解決農地問題。我直到五卅之後的北京十月的擴大會議[106]，才首先堅決贊成「耕地農有」的主張。這是因為我受著實際的革命時勢及群眾的教訓了。

　　[101]《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作者在自編論文集中改題為《自民權主義至社會主義》，已收入本文集第2卷。

　　[102]杜洛茨基主義，今譯托洛茨基主義。20世紀初在俄國出現，以托洛茨基為代表。主張跳越民主革命階段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否認農民的革命性和建立工農聯盟的可能性，並在戰爭與和平以及其他問題上反對列寧的正確方針政策。

　　[103]白朗吉主義，今譯布朗基主義。19世紀法國工人運動中以路易·布朗基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流派。主張進行政治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實行革命專政，但否認階級鬥爭的理論，幻想依靠少數革命家的密謀活動來製造革命，建立少數人的專政，一步就達共產主義。

　　[104]對抗派聯盟，即托季聯盟。1926年夏，蘇聯共產黨內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結成的聯盟，主要成員有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等。

　　[105]獨秀，即陳獨秀。

　　[106]北京十月的擴大會議，即1925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總結了自五卅運動以來的鬥爭經驗，確定了党在革命高潮中領導工農群眾運動的方針，討論了當前形勢和黨的任務、國共兩黨關係、黨的組織和宣傳工作、黨的軍事工作、農民土地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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