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革命之五年|瞿秋白

俄羅斯革命之五年

　　俄羅斯革命之五年(1)

　　俄國　列寧

　　諸位同志！我是預定的這一問題的主要報告者；可是你們都知道，我久病初愈，實在不能做很長的報告，只能做這一重要問題的緒言。我的題目範圍很有限制。本來大會上所定題目：《俄羅斯革命之五年及世界革命之前途》，其實非常之廣大，絕不是一個人在一篇演說之中所能盡的。所以我只取這一題目的一部分，就是「新經濟政策」的問題。我故意取此一小部分，要與你們知道。現時這是最重要的問題，至少可以說，對於我是最重要的，因為我正在研究。

　　我要論及我們怎樣開始行新經濟政策，及因行新經濟政策所得的結果。假使我以此為限，想必能道出這一問題的總觀察及其總概念。

　　說到我們怎樣想著新經濟政策，我應當提及我在一九一八年所做的一篇論文[1]。在一九一八年初期，我正論及對待國家資本主義的態度。我當時寫的是：

　　對於現在蘇維埃俄國的經濟狀況，國家資本主義卻可為前進一步。假使在半年之中，我們能設立成國家資本主義，那就是很大的成功，而且可以確實保障再過一年之後，我們能絕對鞏固，而社會主義亦能得最後的勝利。

　　固然，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們還沒有現在這樣聰明，然而也不至於笨到不會考察此等問題的地步。

　　一九一八年時我的意見是，對於當時俄國經濟狀況，若能有國家資本主義，卻是一大進步。聽來似乎有些奇怪，甚至於有些蠢氣，因為我們當時的國家已經是社會主義共和國；正在趕緊實行種種經濟辦法，那些辦法也實在不能說不是社會主義的——當時也許太趕緊了。然而我仍舊以為國家資本主義是俄國經濟之一大進步。要說明這一層意思，我曾歷數俄國經濟組織中之根本元素。依我的意見，此等元素有五：（一）宗法社會的，即最幼稚的農業經濟之形式，（二）小商品生產制度（此中包括大多數出賣穀物的農民），（三）私人的資本主義，（四）國家的資本主義，（五）社會主義。

　　當時的俄國，此等元素都完全具有。我就想分析說明此等元素之間的關係，並且問一問，是否應當以其中「非社會主義的元素」之一，即國家資本主義，看得比社會主義還要重些呢？說起來似乎真有些奇怪，自稱為社會主義的共和國，而看得非社會主義的元素比社會主義重要，這種誤會很容易解除，只要知道俄國的經濟組織不是單純的，不是發展程度很高的；俄國之內尚有宗法社會式的農業與社會主義的生產形式並存。國家資本主義在此種環境內，當有何等作用？

　　其次，此等元素之中，哪一個勢力最大？當然，在小資產階級的環境中，小資產階級的元素為最有勢力。於是可以論及對待國家資本主義之態度，當時我就說：國家資本主義雖為非社會主義的元素，而為俄國起見，恰比現在的環境為好。可見我們雖已行社會革命，並未過於誇稱社會主義經濟的萌芽，亦未過於誇稱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我們當時就略有感覺，以為先進於國家資本主義然後及於社會主義為較妥。

　　我所以特別注重這一點，實因只有根據于此，方能解釋現時的經濟政策，而為共產國際，求得此實際經驗中的結論。我亦並不要說，當時已有退守的計劃。那篇論文決還不是退守的計劃。其中對於國家資本主義有絕大意義的自由貿易問題，並未提及。然而始終已有不十分確定的總括的「退守」觀念。

　　我以為這一問題，不但在俄國很可注意，俄國本是很落後的國家，就是在共產國際全體及西歐先進各國內亦當注意。譬如現在我們正要起草黨綱，我個人的意見，以為應當先多加討論，各人的草案多印出來，以便詳細研究，而今年暫且不必表決。為什麼？因為我們還沒有能好好想過。我們還沒有想透那「退守」問題以及「退守」之保障。同時必須評論世界改造，消滅資本主義，以及建設社會主義的種種困難問題。若是僅僅想著運動的方法，直接進攻以至於得勝，還是不足。革命期間往往有時機可乘，敵人忙慌失措，而我們能得勝利。然此種機遇並無意義，因為敵人若有精力可守，仍能預定計劃，重行集中能力，他能及時挑戰，而令世界退步數十年。所以我以為要預備「退守」之可能，不但理論上，就是實際上也非常之要緊，各國共產黨都在積極預備進攻資本主義，就應當預計如何保障將來的退守，若是我們能好好的受這一問題的教訓，以及我們革命中其餘一切教訓，自然不但無害而且有益。

　　於此可見，我們在一九一八年已經指出國家資本主義是「退守」的可能辦法，現在可以一論新經濟政策的結果。當時還只有十分不一定的觀念而已，等到一九二一年，經過了國內戰爭的各種重要階段，而有成功，我們卻遇著蘇維埃俄國內部政治上最大的危機，這一內部的政治危機暴露大多數農民甚至於工人的不滿意。這是蘇維埃俄國史上的第一次——農民群眾起而反對我們，無一定意識的，卻僅是本能的情緒的騷動——我希望他亦是蘇俄歷史中之末一次。

　　何以發現此等不好的現象？原因在於我們經濟上的進攻太過，而沒有保障充分的基礎。群眾當時已有感覺，我們卻還沒有明晰的斷定。然而經過了幾個星期，我們就已承認：直接進於純粹社會主義的生產及分配形式，實出於我們能力之外，假使我們當時不會「退守」，不知以較易著手的職任自限，非敗滅不可。

　　危機之發現在於一九二一年二月。當年春天我們就議決執行新經濟政策，當時意見並無甚出入，現在一九二二年，已有一年半，很可以比較比較，結果如何？此一退守政策是否有利於我們，或者還不能說有一定的結果呢？我以為這一主要問題對於各共產黨都有重大的意義，因為答案若是消極的（若是新經濟政策是差誤的），那就一切都歸敗滅。我想很可以安心說一年半以來這一難題目已經答覆對了。

　　我現在且說一說證據，應當略略曆敘經濟事業的各部分。

　　首先就是財政制度——妙不可言的俄國盧布，我想盧布真可以算妙不可言的了，因為單就數量而言，已經超過一千兆（quadmillion）。這真是天文學上的數字。我想大家未必多知道，此種數字有何意義。以經濟學上的觀點看來，此種數字大有重要的意義。幾百萬幾千萬上的「〇」我們可去掉，這是無關重要的。這不過是一種辦法，現在已經實行了。將來還要實行得多些呢。最重要的卻是盧布價格之穩定（Stabilization）。這一問題，俄國最好的學者正在竭力研究——于經濟上大有關係。譬如我們能設法使盧布有較長期的穩定，以至於永久的穩定，那就是我們經濟事業的第一步勝利。那時不管他數量上的幾百萬，幾百億，幾百兆，都不成什麼問題。（案：蘇維埃盧布本名為計算券，為軍事時期——歐戰後國內戰爭間所發，純以為一種救急的財政政策，絕不兌現；現金流出國外，國內市場消減，所以紙幣價格低落，一金盧布值一千七百余萬——一九二二年底；價格愈低落，發行額不得不增加；於是以一百萬為一萬，至一九二三年又降為一盧布——以前一百萬數字上之六個「〇」，已完全去掉；必須經濟發展，國內工業品與農產品對比得以相衡，方得漸漸發行金幣，乘紙幣價格穩定期間，重頒新幣，自能使金融流通入於正軌。）

　　我能指出很重要的事實出來。一九二一年間紙幣價格穩定時期，沒有能過三個月；一九二二年穩定時期已超過五個月。我想這一事實已經很夠，固然，若說要科學上的證據，證明我們確實能解決這一問題，單這一事實必不足夠。然而完全的證據，無論如何現在暫時決不能有。此處所說，至少可以證實從實行新經濟政策到如今，我們確已日有進步，已經學會了好些。假使我們不做出什麼特別的錯誤，必定更能日見成功。

　　最緊要的還有商業，——此種商品流轉為我們所必須。兩年之中所營商業——雖尚在戰爭狀態之下（海參崴的佔領，不過前幾禮拜的事[2]），直到今日方能著手經營有系統的經濟事業——始終能令盧布價格之穩定自三個月延長到五個月，我想確亦可以滿意了。我們真正是努力經營，資本主義國家亦沒有肯借債給我們；他們辦經濟事業真是「好」極了，他們也絲毫沒有幫助我們。他們的凡爾塞和約[3]弄得歐洲的金融一塌糊塗，他們自己莫名其妙。這種大國強國的經濟尚且如此，那麼，我們這樣落後，這樣沒有教育，能得這一些成績也就可以滿意——居然能增高紙幣價格的穩定程度了。這不僅只是理論上的辯論，而已經是實際上的成績。實踐的具體事實，足證我們已能令經濟生活適應穩定紙幣價格的趨向——對於商業，對於自由商品交易，對於農民及大多數的小生產者，有非常之重要的意義。

　　現在再一述我們的社會上的目的。最重要的問題當然是農民。

　　一九二一年時，確有大部分農民非常之不滿意。隨後又是饑饉災荒，又是農民最大的痛苦。當然「外國」的意見，以為旱災是社會主義政策的結果。一九一八年時地主資本家，一面開始侵襲俄國，一面就說國內的饑荒是社會主義政策的結果，實際上此種饑饉正是那國內戰爭的結果，他們卻一字不提。饑饉真是非常之大的危險，非常之大的不幸，足以消滅我們一切革命事業，一切組織上的事業。

　　至於經過一九二一年的旱災之後，實行新經濟政策之後，允許農民自由貿易之後，又怎麼樣呢？答案已經非常之明瞭，人人都看得見。一年以來農民不但戰勝了饑饉，而且還能交納食糧稅——現時已得幾千萬鋪德（俄量名抵中國三十斤），並用不著強迫手段。一九二一年前之農民的反抗運動，已經完全消滅。農民已能滿意現時的生活狀況。此種證據強於一切統計的簿籍，農民是俄國政治上很大的動力，現在對於我們絕無反對。這話絕非誇大，農民可以不滿意于政府行政的某一方面，然而他又能自由提出抗議。這本是有的事，而且也是不可免的，因為我們的國家經濟還辦得很不周到，然而絕對的不滿意于政府之心理，農民之中卻已消滅盡淨，一年的成績有如此，也不算少了。

　　現在再說小工業。我們工業可以分為兩部分：大工業與小工業，因為兩者狀況不相同。小工業確在興盛起來，我暫不能引詳細的統計。然總括而論，卻有事實足以證明，小工業既在興盛，所以彼得城[4]及莫斯科工人的生活狀況現在已有改善，其他各區工人生活改善較少，因為其地大工業居多，可以不必混同而談。彼得城及莫斯科工人生活狀況之改善，卻已絕無疑義。這兩城中，一九二一年春工人之中曾有不滿意于政府之心理，現時卻已完全消滅。我們天天都在留意工人之生活狀況及群眾的情緒，決不會說錯的。

　　其次就是大工業。大工業的情形卻還很困難，一九二一年時，大工業狀況有一變更。我們可以希望在最近的將來，情形能漸漸好起來，我們已經收集了一部分資財以備進行。資本主義的國家裡，若要振興大工業非得借幾千萬外債不可。由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史上看來，已可見落後的國家必須要幾千萬長期的借款，方能振興大工業。我們卻沒有借著款。現時所討論的租借區，還不過是白紙上的黑字。最近尤其討論得多，而租借區始終還沒有成立。所以振興大工業確是落後國家中之困難問題，因為我們決不能把富強國家的借款算在賬上。雖然如此，我們已經漸見狀況之改善。我們的國家商業已經積聚了些資本。固然很少——不過二千萬金盧布有餘。然國家商業（國立的通商事業等）能與我們以改善大工業之資本，我們還正可積極進行呢。

　　誠然不錯，一部分須由人民擔負；然而我們應當積極節省，縮小國家預算，裁減國家機關，我們對此，能節省多少就要節省多少。我們樣樣都要節省。學校經費亦可以有相當的節省，因為我們若不振興大工業，必定要漸失無產階級國家之獨立，我們應當知道俄國的救星，不但在農業振興，年成豐收，不但在小工業興盛，專為農民制消費品，而且必需大工業。這是好幾年的事業。大工業必須有國家的補助費，假使沒有，俄國不用說不能成為社會主義的國家，並不能成其為文明的國家，必至於敗滅。我們積極進行，積聚雖只有二千余萬，就應當用以振興大工業。

　　我想，極簡明的報告俄國經濟狀況，各部分都已略略的述及。可見現時已經可以說新經濟政策有積極的結果，我們無產階級國家已經能經營商業，農業、工業之中也能站得住，而努力進行。有實際的事業，足以證明。我們自然還有不少事應當學習。五年以來，我們執政，而且五年盡在戰爭狀態之中，我們卻已有成功；因為農民贊助我們。農民贊助我們，實在是一件難事。他們知道白党之後有地主，地主是他們所最恨的。所以當初他們非常之熱心贊助我們。要農民反對戰爭，反對白党，反對地主而行階級鬥爭，多不很難。然而僅此不足，重要的問題乃在於政權之屬農民抑屬地主。農民現在卻已經明白農工的政體。農民知道，我們取得政權以為勞工，且有憑此政權以行社會主義之目的，所以最要緊的是預備社會主義經濟之基礎。我們不能直接預備社會主義。所以有國家資本主義。我們的國家資本主義自成其為一種；不與通常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觀念相同。

　　土地屬國家，這是非常之重要的事實。我們的政敵以為無關緊要，是錯誤的。土地屬國家在經濟上大有關係。一切將來的事業，都根據於這一範圍。我們的國家資本主義所以與通常國家資本主義不同。土地既屬無產階級的國家，最緊要的工業亦屬無產階級的國家。中小工業一部分出租，而其他仍留國家手中。至於大商業，我們漸圖設立合資公司，其中一部分資本屬私人資本家、外國資本家，一部分屬我們。第一，我們因此可以學習商業，第二，我們必保證隨時取消此等公司之可能。總之，我們決不冒大險。我們在私人資本家處學習經營商業，考察工業的發展，自己審察所做的錯誤。

　　其次我再說幾件比較小的問題。我們確實做了不少蠢事，將來也不免還要做，這是的確無疑的。我看得最清楚。為什麼我們做蠢事？這很明瞭：第一，我們是落後的國家，第二，我們國內，教育是很低的，第三，我們不得外來的幫助，無論哪一文明國家都不但不幫助，還在反對我們，第四，是我們國家機關的過失。我們重新改革的，本來是舊時的國家機關——這就是我們的不幸。

　　國家機關常常反對我們。一九一七年時國家機關的職員實行怠工，我們趕快請他們回來，他們回來了，也就是我們的不幸。我們有非常之多的職員，然而沒有充分的教育智識，足以運用他們。常常上面的政府機關還能勉強供職，而下面的低級機關自由行動，實際上足以破壞我們的辦法。在上面呢，以我所知道，不過有幾千，至多也不過幾萬自己的人；在下面呢，幾十萬俄皇時代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官吏，他們有的是故意，有的是無意之中，都在破壞我們的事業。在如此之短的時期中，實在也沒有辦法。必得有幾年功夫，逐步改良，造成新力量、新人材。我們辦這件事辦得很快，也許太快了。現在有許多蘇維埃學校、勞工預科，有幾十萬青年學習，學習得也許太快了。然而這件事業已經開始，將來必定有成績。假使我們能不十分慌忙，過幾年之後，自有許多青年人材，足以大大改革我們的國家機關。

　　我說，我們做了不少蠢事。我也要說一說我們的仇敵。假使他們說：「你瞧，列寧自己也承認布爾塞維克做了不少蠢事。」我可要回答他們：「不錯，你們可要知道，我們的蠢事，始終比你們的要兩樣些。」

　　我們剛剛開始學習，然而很有系統，必定總有成績。假使我們的仇敵——資本家及第二國際，要指摘我們所做的蠢事，我可以引一俄國著名的文學家的話來比較比較。我稍微變一變他的文調，就可以說：「假使布爾塞維克做蠢事，他是說的：『二加二等於五』。假使他的仇敵——資本家及第二國際做蠢事，卻是說的：『二加二等於洋蠟燭』呢。」譬如美國、英國、法國、日本和哥爾察克[5]所訂條約，豈非是大笑話。（按，上引譬喻，本文是杜介涅夫（Turgeneff）[6]之語。）

　　天下還有比他們再文明的再強盛的國家沒有？這種富強的國家又怎麼樣？他們答應幫助哥爾察克，也不曾算計算計，考察考察。真是奇事，不可思議的。

　　其次，再有一個實例——凡爾塞條約，此等「光榮的」國家所成就的是什麼事！他們怎能自己出此無意識的混亂狀態？我想，拿我們的蠢事比一比資本世界及第二國際所做的這些蠢事，真算不得什麼事，所以世界革命的前途也確可樂觀。若再加以一種新條件，革命前途的形勢，尤其要好。我再略略說一說，此種條件，就是共產黨之組織。

　　一九二一年共產國際第三次世界大會曾有一議決案，論共產黨之組織方法及其運動進行之方法，這一議決案非常之好，然而純粹根據於俄國經驗。這是他的好處，也就是他的壞處。為什麼壞呢？我新近重新看了一遍，覺得別國同志不能讀，因為他俄國氣味太重了，平常這種議案，別國同志向來不讀。其次，這一議決案也太長，有五十多節，所謂俄國氣味太重，並不是因為底稿是俄文的——各國文譯本都還好；而是因為俄國革命精神太充滿了全篇，別國同志不容易懂。即使懂了，也不容易履行。我此次屢屢和各國代表談論。更覺得這一議決案是大錯誤。我可以在這議決案五十多節之下，都簽名贊成；然而我覺得我們對於別國同志，沒有知道怎樣利用俄國經驗去請教他們，因此議決案，遂成白紙上的黑字。我們應當更切實際，否則寸步難行。

　　我想，經過了俄國五年革命的經驗，俄國同志及別國的同志，都應當努力學習，我們呢，剛才得著學習之可能，我也不知道，資本主義國家能讓我們安心學習多少時候。然而苟有可能必當利用。俄國現在無論何人，俄共產黨全體都積極向學。別國的同志也應當努力學習，當然不是說學著讀書、寫字，讀著書還要會懂他——其實我們連這個也是要的。有人還爭辯，這是不是無產階級的文化，還許是資產階級的文化呢？我卻不知道。總之我們很要學習讀書、寫字，讀著書還要懂他。別國同志卻更要有大些的事業做：他們第一要明白，我們寫了共產黨組織法議決案，別國同志沒念沒懂就署名。這是不行的。必須要能履行才好。自然也決非一旦一夕之功。那一議決案，俄國氣味太重；純粹反映俄國革命史中之經驗，所以別國的同志不能明白，他們決不能當他神像一般掛起來祈禱，就可以滿意的。他們應當要迎受一部分俄國的經驗。怎樣就能得此種結果，我卻不知道。也許，像意大利的「法塞派」[7]對於我們卻有些功勞。意大利有「法塞派」，正可以解釋意大利人的「文化」程度還不夠，他們國內還免不了絕端專制派的反動危險。這也許是有益的。我們俄國同志也應當稍稍盡力解釋此種議決案的原理所在。不然，別國同志不能懂得。我想，現時不但俄國同志，就是別國同志對於這一層意思，最重要的是學習。我們所謂學習包括一切而言的。你們的學習，則更有特別的意思，總要力求達到革命運動，及其組織、結構之種種方法。若是這事能有成功，我深信世界革命之前途，不但是好，而且非常之好呢。

　　注釋

　　[1]指《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見《列寧選集》第3卷第530—559頁。

　　[2]十月革命勝利後，日本帝國主義對蘇聯進行武裝干涉，自1918年8月初起，3個月內向西伯利亞出兵7.3萬人，完全控制了沿海州、阿穆爾州和外貝加爾州3個州。直到1922年10月25日，日軍才完全撤出西伯利亞。

　　[3]凡爾塞，今譯凡爾賽。凡爾賽和約，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1919 年6月28日在巴黎凡爾賽宮簽訂的《協約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

　　[4]彼得城，即彼得格勒，今列格勒。

　　[5]哥爾察克，今譯高爾察克（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д Колчак，1874—1920），沙俄海軍上將，蘇維埃國內戰爭時期叛軍首領之一。

　　[6]杜介涅夫，今譯屠格涅夫。上引用的是屠格涅夫的小說《羅亭》中的一個人物畢加索夫的話。

　　[7]法塞派，今譯法西斯派。

　　(1)本篇為列寧1922年11月13日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譯文原載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第1期，今譯文參見《列寧選集》第4卷第658—671頁，人民出版社1960年10月第1版。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