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之社會化(4)|瞿秋白

社會之社會化(4)

　　每件東西必須若干「社會的工作時間」，很容易計算的(14)。於是可以確定一部分工作時間對於全部工作時間的關係。用某種證券，紙制的印刷品，或金質或鐵片，證明做過的工作時間，有證券者得以這些憑證換取他所要的消費品(15)。假使他知道自己的勞動不足應付他的需要，他可以再稍稍工作些時候，使雙方相當。假使他自己不用，要拿來送人，誰也不阻擋他；假使他要好心自願為別人而工作，使那人得以很安閒的一事不做（dolce farniente），或者，他和那人相好，讓與他以社會生產品的權利，誰也不干涉他。然而誰也不能壓迫他，使他為別人的利益而工作，誰也不能要求他，以他工作成就的一部分讓給那人。人人都能滿足一切完滿的志願及要求，而不是掠奪於別人的。他所得著的就是社會所做的，他避免第三方面的一切利用。

　　「然而勤惰智愚之間又怎麼分別呢？」這是我們反對者的一個最主要的問題，而相當的答案也足以使他們頭痛。譬如，我們官吏統轄階級裡，也沒有什麼勤惰智愚的分別，而且受高官厚祿，秩次升任的，像是不必要有特別學問；關於這事那些狡猾聰明的賢者（反對社會主義的人）沒有一個人想到。教員、教授——研究真實問題的教授——所因自己地位而得的俸祿，卻不是依著他的才能的。我們官吏、軍官、教職的升陟常常不是恰合分際的，而只是碰運氣、門第、交情、獻媚婦女而得的。這事人人都知道。而且，財富也不能與勤勞及知識相符，這是最奇異的現象，由普魯士三級選舉制，柏林第一級選舉人，是房主、麵包師、屠戶，他們是不能辨別間接地位於直接地位的，第二第三級選舉人都是柏林的知識階級、科學家、帝國高等官吏。勤惰智愚間的分別，即當不存在，因為我們對於「怠惰者」三字的意義就要消滅了；譬如，社會上沒有工做的人，被迫而遊蕩竟成為浪人，那樣的人社會上稱之為怠惰者，或者，放逸的人，受著惡教育的，社會上稱之為怠惰者。然而有些人坐在錢櫃上虛度光陰，什麼事都不做，設使有人稱他為怠惰者，那人可就開罪於他這位尊貴的紳士了。

　　新社會這件事又怎樣呢？大家在同一生活狀況之下發展，各人依著個人的志願性情做去，所以勞動者的結果其相異之點不甚顯著(16)。社會的空氣，使人覺著特異於別人，當然助長那種相異之點。假使有人覺著他於某一範圍內不能做別人所做的，他可以另選一個範圍，於他自己有相當的能力適性去做的。一人同多數人在一種企業上工作，他知道人對於不適宜不便利的某種行為不能去做，他可以另找別的地方去，以最好的方法，履行自己的責任。沒有有規律的人，他於某一範圍或別一範圍內，找著正當的地位，而還不能滿足他最高的要求的。一個人有什麼權利定要勝過於別人呢？假使某人的天性如此之奇突，他於所有的願望，都不能做到像別人所做的，那麼，社會也不責罰他天性上的差誤。反之，假使某人因他天性上的適宜，使他高出於別人，那麼，社會也沒有因為他個人的功績而特別賞他的責任。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裡，更應當注意，要全體享受同等的生活狀況及教育；人人有充分的自由，發展自己的知識及適性，依自己相當的才能及志願；並且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裡，知識及適性不但是格外增高，而同時又要使他們更平等等量，不至於使他們更為多方面的「不相等的」。

　　當年貴推（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一七四九至一八九八）旅行到萊茵河上參觀柯棱賽會（Cologne），他於建築事業上發見，老建築師付與工人的工資，按著時間的長短，平均的同等給付；建築師所以如此，無非是想工人樂意做工做得好些。這在資產階級化的社會裡是例外（非成規的）。資產階級化的社會裡，常有一種制度，使工人互相壓迫（競爭），做過度的勞動，而企業家卻可以少花些錢，跌低工價。

　　關於精神勞動的生產力，可以說與物質勞動力的是一樣的。「人」——是時代及他的生活狀況的出產品。假使貴推不生在十八世紀而生在第四世紀，那麼，他就有同樣好境遇，也大概不做有名的詩人及自然實驗學者，而要做教堂裡偉大的神甫，去蒙蔽聖奧古士丁[24]了。換一方面說，假使貴推不生在富裕的法蘭福省貴族家裡做兒子，而生在法蘭福省窮靴匠的家裡，那麼，他未必做到威瑪（Weimar）公爵的大臣，大概終生當著靴匠，死在這神聖的靴匠職業上。貴推自己也承認，他自己確是得益於他的資質及社會上的優越地位，就是他出生的門第好，得以借此成就他的事業。這是他在自己著的Wilhelm Meister上說的。假使拿破崙一世[25]晚生十年，他無論如何也做不到法國皇帝。沒有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的戰事[26]，昂勃達[27]（Gambetta）也永不能做到他那種事業。假使令聰明父母的有天賦的子女居住在野蠻人之中，那子女也就成了野蠻人了。所以，人人各自的才能事業都是社會給他做的。個人受了較高的感化，腦筋裡所發生的思想，不是因此而出產的；個人腦筋裡的出產品，卻是有賴他當時的社會生活狀況，並且有賴於此「時代精神」。亞裡斯多德[28]不能有達爾文[29]的思想，而達爾文的思想也當然不同於亞裡斯多德。人人的思想，都是時代精神迫著他這樣想的，就是環繞他的物體及現象使他這樣想的。這更可見得，各人的思想往往同時有同樣的發生，而且相離很遠的地方能同時有同樣的發明及發見。譬如五十年前的那種思想，沒有人注意，而過了五十年之後，卻風行全世界了。西齊茲孟[30]大帝（Sigismond）在一四一五年敢燒毀徐史[31]（Huss）的說教書籍，而且燒死他于康史坦（Constance）湖上，而查理五世[32]（CharleⅤ）是無比的大信徒，在一五二一年卻讓路德[33]（Luther）自由傳播他的教義於伏爾摩會（Worms）上。思想——社會相互行為的出產品，社會生活狀況的出產品。社會普遍的信仰，即是於歷史上某一時期組織社會的各階級所共同信仰的。

　　各階級有各自的特別利益，特別思想，特別觀察，引他向著那種階級鬥爭裡去；階級鬥爭實是充滿於人類的歷史，而且在現代的「階級相反」裡更達到最高點了。所以這個不但為時代所限定，而且為社會的階級所限定；社會的階級限定個人的感覺、思想及行為。

　　沒有當時的社會不能有當時的思想。這是我看來很明瞭清切的。新社會對於這一點也很有關係，人人有享受教育的資本，為社會的特質。所以，社會不能因他能有特別出產而受賞。

　　可以由物質勞動及精神勞動的價格來說。於高等及下等勞動之間不能有絲毫分別，像現在時代所有的，譬如機械師，他卻自以為是高等些的，自以為是按日的雇傭者，只要做街市上的工作，等等。社會只知道要處辦於社會有利益的工作，所以一切工作對於社會是同價值的。假使有那種無興味討厭的工作，既不能用化學及機械學的方法來處理，又不能變他為有興味的，那麼，且請注意技術上化學上的進步，就也無所用其疑慮；況且，假使不能自由召集而得有必需的勞動力，也可以輪班工作，人人做這種勞動的一部分。那時也沒有人對於這有利益的勞動，生出什麼虛假的羞愧及無意識的蔑視。這種蔑視，只有我們怠惰的國家裡才有，只知道什麼事都不做，似乎很羡慕小馬駒似的；況且工人輕視他的勞動愈甚，也就愈苦，愈疲乏，愈無興味，他對於社會愈覺必須。現在時代勞動代價愈少，也就愈無興味。有多數的工作力，因教化程度的低淺，生產過程的時常變更因此組成不工作的後備兵工；這些，工人因為要維持自己的生命就只得去做那最下等的工作，取那麼樣低的價錢，差不多即使用機器來做這些工作也都要「沒有利益」了。譬如，打碎石子是一種代價最賤的、最無興味的工作。在美國用機器打碎石子沒有什麼困難，然而在我們呢，卻有如此之多的賤值工人，簡直機器都可以不用「買」了(17)。清道、洗陰溝、和泥土、水底建築等工作，在現代文明程度之下，已經可以用機器及技術方法去代替，使現在的工人對於這些工作所引為無興味的地方通通消滅。由實際上說來，洗陰溝的工人，為人類除滌有害衛生的傳染毒，確是社會的有益分子；而教授為統治階級利益起見而偽造的歷史，或教授竭力以超越自然不可思議的學說蒙蔽人家的神學，那些教師——卻是有害于個人心靈者，並且實在很深。

　　我們的學界因他的特殊職位，於自己事業上，受統治階級的保護學問的權利，於是必定要承認統治階級是合理的必要的，並且維持這種荒謬的信仰。這樣的職位，大概都是顛倒科學，毒害腦筋，做文化仇敵的工作，專為資產階級及他的保護者的利益而勞動(18)。將來的社會裡，不能有這樣的情形，為人類所做的，只有自由的工作。

　　從別一方面說，真正的科學往往必須有很無興味的討厭的工作。譬如醫生檢驗屍體、解剖、施手術于滿貯膿血的身體上；化學家研究排泄物等等。這些工作往往比最不適宜的，如雇工、煤夫所做的，還要不適宜，誰也不能不承認這個。所不同的，就是這一種工作要有專門學問，那種工作，不用大研究，人人可以做得。這就是這些工作不同之處。然而在那種人人都能受到高深教育的社會裡，有教育無教育的分別消滅了，勞動的須研究不須研究（熟練勞動不熟練勞動）的相反之點消滅了；技術的發達不知止境，而手工工作可以實行機器使用或技術的進程。只須看我們技術的藝術如何發展，譬如刻銅術、雕木術等。最無興味的工作卻往往是最有益的，況且我們對於勞動的觀念，所謂有興味無興味的觀念，很與許多資產階級社會的觀念相似，極其浮泛而只是表面上的。

　　二

　　一切生產方法及交通方法之制度的改造

　　一切生產可以即刻以最高標準為基礎；新社會決不生產貨物（如上所述），而只是生產社會所需要的東西。因此所謂商業也就廢除，即使與其他還保存著資產階級的民族交際，也不容有那舊式的商業，舊式的商業只能存在於有「貨物的生產」之社會裡，是有意義的。男女兩性的大軍隊即以此而下動員令，去做生產的事業。這人數極多的軍隊，去做生產事業是很自由的，他於是生產那所需要的東西，更能多量的享用那生產品了，或者使社會必需的工作時間減少。在現在時代，這些人衣食或太多或太少，像寄生蟲似的享受別人的勞動，而且，什麼都不容否認，簡直要費許多力，勞許多心，不用說，自然不能恢復那被剝奪的生存了。在新社會裡，小鋪商、客棧商、經紀人、中間人都是多餘的。像現在時代，每一區域裡，各種大商店小商鋪，要有幾打、幾百幾千；到那時，在這同等大的區域裡，可以設立些大集中的商棧，優美的市場，高貴的展覽會陳列所，去代替他們，比較上只要有少數的管理人就夠了。現代的商業置配法，可以變成純粹中央集權的事務，只要做些很簡單的職務；這些職務又可以同著一切社會機關的中央集權制而更簡單。還有相類的變更，就是關於交通及運輸的機關。

　　一切電報、電話、鐵路、河海航路、城市電車，及一切社會用的交通機關和工具，都歸社會所有。有許多這些機關，如郵政、電報、電話，及一大部分的鐵路，在德國的，已經歸為國有，再把他們變成社會共有，不過是形式上的事。這一層並且沒有侵害到私有利益。假使國家抱著這個方針做去，必定要好些。然而這些國家管理的企業決不能是社會主義的，要是這樣想就錯了。這些國家所利用的企業，簡直是資本主義化，和在私人企業家手裡是一樣的。這是對於他們的職員及工人，絕不能顧全利益的。國家的待遇他們，簡直是和私人企業家一樣的；譬如，假使像帝國的海上管理及鐵路管理上，對於技術家，訂定章程不錄用那四十歲以上的工人，那麼，這個辦法，簡直是顯出壟斷者的階級性質，足以引起工人來反對他。更有相類的方法，就是國家做了發給工作者，求脫離國家，比求脫離私人企業家，其方法難得百倍。由企業家及國家的關係看來，其始只不過有小企業家的情形，或者工人所找的工作，還有別人來給他。至於國家呢，簡直是個專賣的發給工作者，可以同時使幾千人變成乞丐。所以國家所做的事業，不是社會主義的而是資本主義的；社會黨也有好些根據，來反對這件事，以現代國家的企業看做社會主義的企業，而以為是社會主義實行的傾向。

　　幾百萬私人企業家、商人，各業中間人，一旦以中央集權的大機關來代替他們，那一切運輸就完全改變了狀況。幾百萬小運送業，每天往來送給如此之多的私有財產者，要費去許多勞力、時間、有用的材料，現在就可以變成大運輸業，送往大庫及中央的事務員。所以，這一層是勞力的很節省處。譬如，一家企業的生貨運輸用一千工人，比幾百家分開的小企業要簡單得多；如有生產及分配的中央機關，為全區域及各部分預定分配，那就節省了很多有用的費用。這不但全社會得利益，而社會中各個分子也都得著的；在新組織之下，公共的利益與個人的利益相和一了。我們的技術、方法、活動、旅行，以至於我們的住所，完全改變了，都可以有十分適合的形式。擾亂神經的聲浪，我們大都市的狹隘、繁雜，幾十輛車輛的雜亂，都消滅至於極度。建築道路，清潔道路，建築住所，一切生活狀況，人類的交際，都竭力變更。現在所不能求到的合于衛生的生活，或者須有極大的費用，非貴族的街區裡不能有的合于衛生的生活，也可以絕無困難的得著了。

　　交通的方法到這一步田地，已經是極完備的了；或者，航空事業到那時已做了極便利的交通方法。這條交通的路是動脈，——輸送生產物交易的路，是血脈，——通過全社會的，個人的，精神交通的路；所以他們都是極便利的，使全社會的幸福及教育都到同一的水平線上。那交通的道路擴充分佈到各遠省地方，是必要的，並且是為公共利益的。此處，在新社會裡所發生的事業，遠超過于現代社會裡所能做的。而且，現代屈身於大都市、大工場裡的群眾，能各按他自己地方去分治，是完備到極點的交通制度，所以，他可以有堅決的意義，對於精神上物質上的文明，都能使他健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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